▲“镇远”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亚洲少见的铁甲巨舰，曾引起日本国民极大恐慌

晚清洋务运动紧锣密鼓地搞了30年，及至甲午战前，清军的军械装备得到了相当的提升。然而，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不仅让本国人大失所望，同样也让一些外国人大跌眼镜。“当中国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可能爆发时，大多数西方人士认为中国有优势”（《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然而，清军无论陆路还是海上都是一败再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清军自身来看，不能不说是早有征兆。

清军高级将领仗势使气，北洋军官难作表率

古今中外，军队的精神面貌直接影响其战斗力，尤其是军官的精神面貌与素质。

晚清的勇营对平定国内叛乱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积弊丛生，譬如湘军、淮军，以及衍生而出的许多派系之间各占山头、相互倾轧，是家常便饭的事，北洋海军也不例外。

北洋海军是李鸿章的“自留地”，提督丁汝昌就出自淮军。海战对于老淮军来说，是个新领域，所以在北洋舰队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批后起的“中层干部”——譬如刘步蟾、邓世昌、林泰曾、杨用霖等，多数是福建、广东一带的人，并且福州船政学堂出来的校友颇多，他们关系密切，成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表现的一个突出形式就是排“外”——不仅与来自本国其他地区的军官之间关系紧张，而且对于外籍教习的态度也很不友好，仗势使气，甚至设法排挤。

最早留洋的北洋海军将领刘步蟾是卓有见识的一个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参与《北洋海军章程》的起草，海军规则“多出其手”，此后，他被任命为北洋海军右翼总兵。

也许真是应了“人无完人”那句老话，任何一个杰出将领也难免瑕疵。“海军之建也，琅威理督操綦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东方兵事纪略》之《海军篇·第七》）

琅威理本是英国海军军官，有着丰富的海军训练经验。在北洋海军创建之时就被聘为总教习，赏副将衔，位在刘步蟾之上。出于私见，刘步蟾等一帮军官想方设法把他排挤走了。事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无疑对北洋海军的战斗力产生了相当影响。“琅威理去，操练尽弛”。一个有作战、训练经验的外国总教习走了，但是，中国海军将领又不能担起训练重任。此后，北洋海军所聘请的外国教习都是“一蟹不如一蟹”，这些都为北洋海军的甲午战败埋下了伏笔。刘步蟾们因私废公，实在不妥。琅威理后来愤恨地称北洋某些军官是“既愚昧又嫉恨别人的人”（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

北洋海军的军官，常常擅离职守，耽于嬉戏。“海部成立，福建船厂学生位至提镇，多有妻妾，筑室刘公岛上，平时自为嬉乐”。（《异辞录》），再“自左右翼总兵以下，争挈眷陆居，军士去船以嬉”。海军不在兵舰上，实实在在发生于晚清北洋海军。太平无事时，可能问题还不大，但如临战事，必定成为海军吃败仗的一个肇因。果不其然，1895年正月，战事吃紧，日本海军进攻北洋基地刘公岛，“十二日侵晓，倭雷艇复入东口来袭，我来远并威远练船、宝筏差船，皆沉于敌，时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方登陆逐声伎未归也”。又“十五日，倭水陆复以炮攻我，击沉我靖远舰，管带叶祖圭亦先去船在陆”。（《东方兵事纪略》）——令人痛心的是：来远、威远、靖远舰的指挥官，在战斗最关键时刻，竟然都不在军舰上，去干什么了呢？去嫖妓了！群龙无首的舰上士兵慌作一团，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不唯海军将领是这样，陆军将领的表现同样荒唐可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吴大澂带领陆军出关抗击日军时，雅歌投壶，风流自赏，路上寄宿在一座寺庙，“惟出彝鼎及汉印罗列满案，与诸客评赏之”（《汪穰卿笔记》）。战事吃紧，出征将领不召集幕僚与军官们商议作战计划，而是醉心于把玩古董文物，岂不是误事误国？这样的一群将领岂能统率全军，战败强敌？

清军训练不精，战场失误太多

1893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对清朝北洋舰队的威力，还有相当的畏惧。但是，也有些日本将领在细致研究了清朝军队后，认为清军在1886年以后，士气的低落已经无法掩饰，军队不堪一击，更没有把北洋舰队的威力以及制海权的意义放在眼里（《日本外交史》 信夫清三郎 编）。

清军的实际情形，从国内当时的众多记载中可窥其一斑。

首先是军事训练如同儿戏。1894年10月17日《申报》的“妄言”一文形象地刻画清军当时的训练情形：“若夫统带诸员，则惟知克扣军粮，以充私囊，迷花醉月，自命风流……一得上宪阅兵之信，始预期传令勤操，藤牌短刀，无殊儿戏。”而且，军官不参加训练，这是晚清军队的普遍现象。

北洋海军聘请了相当多的外籍军官训练军队，尤其是琅威理练兵是有一套的，“督操綦严”，在琅威理离开北洋水师后，“后用洋员皆不及琅远甚”，“自马（格禄）来后，洋员之贪利接踵而至，名曰告奋勇，实则图薪水”。很明显，北洋海军“接踵而至”的洋雇员虽多，但绝大多数是为高薪而来，中日甲午战争时“至威海濒危，水师被困，若辈（洋雇员）早已置身局外矣”。所以，当时有人疾呼：“滥用此等洋员，又安能取胜乎？”

一切都是上行下效。海军将领们都无心抓训练，那低级官兵水手更是乐得舒服快活。北洋海军当时的训练状况是：“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东方兵事纪略》）这样的海军，还能打仗么？

但这不只是北洋水师一军的状况，晚清时，整个大清的禁卫军、八旗驻防兵、绿营，都是一个样，视军事如儿戏。在当时的中日战场上，很多军队仓促成军，根本就没有或者充分地训练，譬如平壤战役前夕，清军主要将领聂士成还要回直隶地区招募士兵。另一将领宋庆为了抵抗日军，也临时招募兵员，使得毅军从原来的8营扩大到39营。这些军队的战斗力与战斗经验，也就可想而知了。

▲“定远号”铁甲舰是当时北洋主力舰，也是大清国北洋水师的旗舰

其次，清军缺乏战意，士气低落。自古以来，两军对垒都是以积极备战而求不战，唯其战士有必死之心，方能砥砺军心，巩固边防，不给敌人以可乘之机、觊觎之心。但是，清军从上到下都没准备好好打仗。这从日本方面的记载可以反观，1894年9月16日中日两军的平壤之战，“兵力不足的日军，经过激战，击败了缺乏战意的清军”。

此外，指挥失当、军事技术水平低下也是北洋舰队黄海战败的直接原因。海战当日，本来预定的迎战队形是双列纵队，但逼近敌舰时成了散漫的雁形横列队，形成不了有力的攻击队形，反而被动挨打。开战不久，定远旗舰年久失修的舰桥被本舰火炮的后坐力震塌，海军提督丁汝昌从舰桥上跌落负伤，不能继续指挥战斗。悲摧的是，他事先又没有指定代理指挥者，这使中国舰队失去了统一指挥，紧接着信号旗也被击毁，旗舰与舰队的联系中断，各舰只能各自为战，陷于混乱状态。

战斗过程中，北洋舰队一艘鱼雷快艇在距离敌舰西京丸号40米处发射鱼雷，这本是一个绝好的机会，竟然未能命中，使敌舰逃逸，而当时的日本海军部长桦山资杞正在此舰上督战，假如鱼雷击中敌舰的话，必是一重要战果。

“九月四日，倭舰五艘从东南来，我北山嘴台击之，第一出中其头船望楼，并毁其烟囱上半；若连环追击，可击沉，乃次出误提操练样弹出库，及易弹而倭舰已远”（《东方兵事纪略》）。可惜，清军炮台在关键时候，犯了最低级错误，把操练弹当作真炮弹给提出来了，耽误了时间，否则的话，可能重创甚至击沉日军的指挥舰。

以上一海一陆，都暴露出清军训练不精以及军中管理的混乱。

英国驻华公使欧格纳给本国政府汇报时说：“中国军队虽然在数量上较日本有相当的优势，但训练方面尤其是管理方面远不及日本。无远见和缺乏军事知识的中国当局，将面临着海军舰队被彻底摧毁的危险。”事实证明这个英国人的见解入木三分。

清军在装备采购上积弊重重

甲午战前的两三年间，日本国内，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与政府之间为是否削减海军经费，有相当大的争执，官司一直打到了天皇那里。1893年2月10日，日本天皇下达了敕谕：“国防一事，苟拖延一日，将遗恨百年。”最终决定，在以后的6年间每年从内帑中拨出30万日元，并命令在同一时期内从文武官员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缴纳国库，用以补充造舰费，并要求各方“齐心协力”（《日本外交史》信夫清三郎 编）。

1889年，北洋海军的实力为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而日本海军的排名是世界第十一。这在一段时间里对日本高层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日本紧起直追，全国动员，甲午战争爆发之时，日本海军实力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洋海军。

与此可作对比的是，清政府对于海军军备的态度。一是自我感觉良好，松懈了装备建设。李鸿章在给光绪皇帝的奏章中夸过海口：“渤海门户深固不摇。”于是，户部建议不再购买军械。至甲午战争爆发时北洋舰队已多年没有置办新军舰，部分应该进行的更新工程如更换新式火炮等也没能及时进行，原有的战舰逐渐落伍，无论航速、射速都落后于日本海军，这是甲午海战失败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二是政府一班人煞费苦心地把国防经费抽出来“孝敬”慈禧太后修造颐和园。清军的火器来源无外乎两个：一是自己造，二是买军火——最尖端的军事装备得花钱从西方买。但是，清政府拨给北洋水师的款子成了各方追逐的“唐僧肉”，真正用在北洋水师的训练和装备上，只是一小部分。

于是，出现了如下一幕：甲午战争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军舰上，两尊十吋口径大炮可以施放的合格炮弹只有三枚，其余只能以国内军工厂造的小口径炮弹勉强凑数；而且，炮弹质量也有问题，有的打不响，有的“中敌船而不裂”，原因是“军械所所发炮弹，又多于炮口径不符，鱼雷与开花弹甚至实以铁滓泥沙”。即便如此，战斗中炮弹竟然还不够，海战还未结束，主力舰定远和镇远的主炮炮弹全部用光。黄海战前半个月，赫德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直白又很无奈地说：“当前的难题是军火，北洋舰队有药无弹，有弹无药，汉纳根已受命催办弹药，他想能凑够打几个小时的炮弹，以备作一次海战，在海上拼一下，迄今无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远无到手的希望了。”没有炮弹的海军游弋在海上，只能成为敌人的靶子。

不仅海军的装备匮乏，清军陆军的装备也相当困窘。淮军是清军的主要国防力量，后勤建设却相当简陋，“以间色服装，持旧式器械，用密集阵法。而且，无工兵为营垒，则战守咸失其宜；无辎重以输运，则前后不能相顾”（《异辞录》）。

再看，陆军将领宋庆是在清军节节败退的情况下参战的，这样建制不全、装备简陋的军队竟然被拉到了酷烈的战场上！

不仅如此，清军的枪支弹药采购上也是弊病丛生。清朝史料爆出，连李鸿章的厨师的亲戚都在利用关系经手军火采购，伙同洋商从中分肥，以坏枪破枪配给前方的抗日将士。甲午战场，清朝不啻于把一群装备落后、弹药匮乏、建制不全、训练不精的士兵送到了建制完备、新锐西式且磨刀霍霍的日军面前。

国内各成派系，互相拆台，是导致清军全面失败的重要原因

晚清军队的正规军虽然是八旗和绿营，但更多地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战斗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湘军和淮军。淮军是在曾国藩统领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1868年以后，淮军担负北自天津、保定，南迄上海、吴淞，南北数千里江海要地的防守，成了当时最主要的国防力量。有枪便是草头王。李鸿章以淮军为基础，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了当时的国家外交、军事和经济大权，成为晚清政局中的重量级人物。这招致了很多人的忌妒，其中就包括当时的清流派首领、军机大臣、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他们对于淮军可以说是抱着“冷眼观物事”的心态。

国内的清流派及主战派们不仅借助皇帝的权威逼着李鸿章的北洋军队同日军开战，更促狭的是，自己袖手旁观，还百般阻挠其购买外国新式军舰、军火。主战，却又不同意购买新式军舰、武器装备国防力量，这样的主战派，真是匪夷所思！

清军当时承担对日作战的军队几乎都是淮军体系，很多地方督抚、将领甚至坐视不管。当时有西方人认为：“（中国）各人无合一之心，各省有独立之势，不几如各小国之同居一境乎？”（王炳耀《中日战辑》）

1895年2月，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北洋水师遭到日军陆上和水上的夹击，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北洋舰队到了穷途末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祜亨致书丁汝昌劝降，丁汝昌拒绝投降并自杀。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宣示着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这时正是阴历正月，北京城里在热闹地大开宴席，一派歌舞升平景象，有诗描述道：“凤阙张灯海宴开，年年宣示万年杯。魏公高踞金銮殿，不见渔阳鼓吏来。”（文廷式《元夜》）

史学界甚至有人认为：“中国海军之败，不是败于一八九四年九月十七日的下午，而是败于以往数十年的不自振作。”

随着北洋海军的覆灭，以及叶志超、卫汝贵等在陆路战场的惨败，淮军势力一落千丈，并与李鸿章一起成为众矢之的，朝野上下对李鸿章的弹劾更如雪片一般。

北洋水师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对清军的甲午战败，做了如是总结：“中国取败之道有二大端：一曰无总帅，督、抚各自保封疆，分而不能合；一曰无名将，提、镇各未谙韬略，愚而不能明。职此二端，断难一战。”——这是一个身当其事、熟悉清军军情的外国军官从战术角度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战败的“诊断”，虽然不全面，但很值得深思。

甚至，有史学者认为，甲午战争实际上是李鸿章的淮军体系被日军击溃了。“日本的战争努力动员了举国一致的力量，而中国人民几乎没有受冲突的影响，政府几乎全部凭借北洋水师和李鸿章的淮军”（《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

回首百多年前的往事，惨痛、辛酸，中华民族自当警醒、奋发。

作者：李晓巧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

*摘自《文史天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