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当时是我们党内很年轻的领导者，他出任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人时还不到25岁，很年轻，长征的时候博古同志也就是二十八九岁的样子。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者，当然在有些事情的处理上，思虑还不够周全。

因此，博古在指挥反“围剿”的过程中，在指挥红军长征的过程中，有一些失误。那么到了遵义会议的时候，就有一个更换领导权的问题。博古在当时不太适合继续担任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了，要做一个调整。当时倾向于由张闻天来负责，但是还没有完全明确。

由于这个原因，遵义会议开过之后，中央的两个挑子，一个是中央的印章，一个是中央的文件，这两个挑子还跟着博古同志。从内心来说，博古还是有些疙瘩没有解开，思想上还存在着问题。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开过20天之后。

1935年2月5日，在云南威信地区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中央常委讨论分工问题，正式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书记，在党内负总责。周恩来那天晚上在那个地方与博古有一次彻夜长谈。

我们前面讲的周恩来与毛泽东的那次彻夜长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来。那么这次周恩来与博古的谈话是有东西留下来的。博古同志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牺牲了。因为周恩来那次跟他的谈话令他印象至深，他把这个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潘汉年，潘汉年也作了一些记录，后来就流传下来了。

实际上那天晚上，周恩来没有一句批评博古的话，他完全用现身说法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而且他才能够把革命搞成功。老毛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你我都当不成领袖，老毛行，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这个事情搞成。

这是周恩来推心置腹地跟博古的谈话。

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中央的印章和中央的文件全部交出来了。

后来博古在党内一些重大问题的斗争中，都坚决地站在中央这边，比如说与张国焘的分裂倾向的斗争。博古后来在牺牲前多次回忆周恩来与他那天晚上的谈话，可见对他印象之深。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吗？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领袖层里的这种非常复杂的组织协调工作中，作出了无人取代的独特贡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革命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样的领导同志结合，我觉得中国革命是万幸的。如果说是有运气的话，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就像小平同志讲的那样，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智慧结晶背后一次又一次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人，就是周恩来。

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幸运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结合，但不是说这个结合从一开始就紧密无间，不是说他们互相之间一点儿疙瘩都没有，一点儿矛盾都没有。

比如说毛泽东和朱德，朱毛会师之后，在关于领导权的问题上，在有关红四军到底怎么发展的问题上，两个人就是有矛盾有分歧的。尤其是在1929年红四军的“七大”和“八大”上，经过民主选举，把毛泽东同志选下去了。陈毅取代了毛泽东成为军委书记，后来陈毅到上海去汇报工作的时候，朱德又成为军委的代书记。当时红军的领导工作，实际上就是朱德把毛泽东取代了。

到了中央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也把毛泽东的指挥权给替代了。

在我们党进行路线方针政策选择的时候，有些争论，对于真正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不避讳的。比如说在红四军的“七大”、“八大”、“九大”上，毛泽东与朱德和陈毅发生了比较大的争论。在我们党发展的历程中，有过一些不成熟的阶段，正是因为有这些不成熟，它才有一个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

当初红军内部发生比较激烈争论的时候，毛泽东36岁，朱德43岁，陈毅也就30出头。大家当时都是在一个最富有创造力的年龄。在这个年龄，大家的这种激情和见识不一定完全一样。虽然革命必然成功这个目标和信念是一样的，但是个人的思想、脾气、性格是不一样的，对形势认识也不一样，这种碰撞就是在所难免的。在那个为了理想流血牺牲的年代，领导层中间、个人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但并不妨碍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最为珍贵的地方。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配合是我们党的万幸。1976年，周恩来1月份去世，朱德7月份去世，毛泽东9月份去世，他们三个伟人在同一年离开。这仿佛又是历史巧合。

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思想，有的领袖为党提供意志，有的领袖既为党提供思想又为党提供意志。这种结合无法取代，无人取代。这就像什么？普列汉诺夫讲过一个问题，什么叫发起人？就是成为历史上一个重大运动的发起人。

普列汉诺夫说，只有伟人才能成为发起人，因为他们的见识要比别人远些，他们的愿望要比别人强烈一些。

但是所有伟人又都是普通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是普通人，普通人有普通人的感情，普通人会犯普通人的错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又是不普通的，为什么他们又不普通呢？就像普列汉诺夫说的这句话，因为他们的见识比别人要远些，他们的愿望比别人强烈一些。

面对中国革命不断出现的挫折困境，面对中国共产党成长路上的艰难险阻，甚至还要面对内部的争论不休和复杂矛盾，不少人都退缩了。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他们没有，他们还在继续地追求。所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万幸的。

当然，中国共产党领袖集团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万幸，对蒋介石来说，就是大不幸。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取得最终成功，不是共产国际的选择；蒋介石能在一个时期之内所向无敌，形式上统一全中国，也不是孙中山的选择，他们都是历史的选择。

毛泽东、蒋介石二人，心头皆有主义，手中皆有枪杆。历史选择他们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主义在现代中国猛烈碰撞，成与败，幸与不幸，都是历史的选择。

作者：金一南 著，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柳青

本文摘自《浴血荣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