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8名日本战犯在法庭受审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党委书记办公室，见到了原抚顺战犯管理所继任所长金源。

金源，1926年4月生，1946年3月参加革命，1950年6月调入东北战犯管理所，历任日语翻译，管教科副科长、科长、副所长、所长，1978年调离。我见到他时，他时年63岁，身体尚好，头脑清晰，很善言谈。就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历史，我同他谈的很多，重点是请他谈谈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的成功经验。

新中国改造日本战犯之所以成功，首先得益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人性”。金源说，1963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谈到改造罪犯经验时就指出：“我们相信人是可以改造的，在一定条件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一般说是可以把罪犯改造过来的。”翌年4月24日，毛泽东再次重申：“罪犯也是人，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正确才行。”

金源说，中国改造日本战犯之所以成功，就在于首先对日本战犯进行“人本性”与人类社会发展史教育，让这些昔日的杀人狂魔醒悟过来，自觉地抛弃旧我，重新确立新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重大突破，是党和政府长期耐心地对罪犯进行认罪、悔罪理性教育的结果。这一创造，国际社会没有，只有新中国独有。

古今中外任何国家的监狱，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都是势不两立的仇敌，而在新中国的战犯管理所内，本来是势不两立的仇敌却能成为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朋友，其中之秘笈就在于我们所有的管教人员都能严格执行中央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纪律规定。例如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之时，我们所有管教人员都吃粗粮，而让在押日本战犯吃细粮和高级营养食品，这在国际社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即便是在20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不少管教人员因为缺乏营养普遍患“浮肿病”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坚定地执行中央制定的政策，没有降低日本战犯的伙食标准。

金源作为所长，多次带领在押战犯到管理所农场劳动。之所以带领战犯参加有限的体力劳动，非但不是为了惩罚，而是让他们增进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每次外出劳动，都是管教人员干在前头，作出示范，而所有农作物和副食的养殖收获，都归战犯自己享用，管教人员颗粒不动。为了避免发生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因为伙食标准和质量不同而出现相互尴尬的场面，他们午餐时总是躲在远处就餐。有一次，有战犯从他们身边路过，发现所长和管教人员竟吃粗粮和代食品，他们大为吃惊。消息传开，所有在押日满战犯都深受感动。

当年不仅只有金源如是说，多位亲历者也都如是说。1953年初夏的一天，战犯管理所医生温久达发现日本战犯安井清突然跌倒，造成左下肢骨折。因为所内医务室条件有限，他急忙乘车送安井清到市内最大的一家医院救治。温久达说：“我从医院门前一直背着他爬上三楼。当我一步步负重登上楼梯时，突然感到我的后颈部湿润了，继而又听到微弱的抽泣声，原来是安井清流下了眼泪。我用日语问他是否疼得厉害，难以坚持，安井清以颤抖的声音回答我：‘不是的，大夫先生，我深感自己太对不起中国人民了。’他哭得很伤心，泪水流进了我的衣领里。这是我到管理所工作以来第一次见到日本战犯在哭泣、在悔罪。”从此以后，安井清便同管理人员由敌对变成朋友，一直到安井清获释归国。之后，他们之间书信交往不断。

打破旧监狱之壁垒，组织罪犯们走出高墙，到社会各地参观，让他们接受现实和群众的实际教育，也是对战犯的一种教育改造方式。金源回忆说：“当我们按照中央通知的精神，正式向在押战犯宣布中央的有关决定时，在场的所有战犯几乎都不敢相信，不少人误认为是自己耳朵听错了。”

在外出参观之前，不少罪犯心里紧张，担心到社会上参观会被受害者认出来，进行报复。实际上，他们所到之处，都受到中国普通老百姓的宽厚接待，没发生一次他们担心的那种挨打受骂的情况。在实际经历中，他们再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的善良和胸襟。例如，在沈阳郊区大青村参观时，有一位老大娘向日本罪犯诉说在伪满期间遭受的种种痛苦后，竟然泰然说道：“只要你们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中国人民是不会报复你们的。”听完此话，罪犯们纷纷跪地请罪。

在外出参观前，有些罪犯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只是舆论的宣传，实际情况不会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好。外出参观后，走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他们亲眼所见新中国城乡各地处处是建设的工地，人民生活幸福、安居乐业。新中国成立几年间的变化之大，让他们感到惊讶。例如，主宰掠夺我国经济的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在参观鞍钢时，看到鞍钢新建的九号高炉，惊叹不已，他连连称道：“我原以为鞍钢没有日本人指导只能种高粱，没想到新中国成立才几年，钢铁工业变化之大，比伪满洲国时期还要好。”

外出参观之前，绝大多数日本战犯的坦白认罪只限于口头和纸上， “让罪犯们到曾经犯罪的地方接受现实教育”（周总理语）后，罪犯们的认罪、悔罪成为发自真心的。组织日本战犯到抚顺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南京大屠杀遗址等多处日军犯下滔天罪行的原址参观时，所有在场的日本战犯都跪地不起，自发地向我死难同胞默哀。他们哭声不绝，请求中国政府加重处罚自己。战犯们回到战犯管理所后，看守人员送来了热饭菜，罪犯们普遍怀着悔罪的心情不肯进餐，纷纷表示，我们对中国人民作恶多端，罪恶难饶，现在我们却活在人世间，实在是太卑鄙了！我们甘心情愿，恳求中国政府判处我们死刑！

1956年6、7月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罪行严重的45名日本战犯分四次在沈阳、太原进行公开审判。审判结果是没有一个死刑，没有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者为8至20年。而且，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在押的1017名职务较低、罪行较轻、悔罪表现较好的日本战犯宣布免于起诉，立即释放。这个消息，不仅震惊了日本，也震撼了全世界。一时间，新中国对在押日本战犯“一个不杀”的政策成为各国新闻媒体追踪的热点。

金源说，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决定对战争罪犯“一个不杀”的重大决定是非常正确的。1955年末，他随高检“东北工作团”负责人李甫山和战犯管理所所长孙明斋去北京汇报工作时，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他们时说：“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其实在这之前，高检“东北工作团”经过近三年的侦讯、调查、取证，拟将1017名日本战犯列为重点侦讯对象，并将其中70余名犯有严重罪行的日本战犯处以极刑。听了周总理宣布的决定之后，他们都没有当场表示不同的意见。返回抚顺后，他们向全体侦讯人员和管教人员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不少干部，尤其是吃过日本侵略者苦头的同志都表示“想不通”。当“东北工作团”负责人二次进京向周总理作汇报时，周总理很耐心地说：“不是下面的思想不通，恐怕是你们的思想不通。你们的思想要通了，下面的思想怎么会不通呢。”周总理还说：“中央决定对日本战犯进行宽大处理，在20年以后，你们会看到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

无需20年，仅16年以后，就看到了中央预见的正确。1972年9月25日，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及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正式率团访问中国。9月29日，日本抢在美国之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作者：纪敏（系新华社辽宁分社原记者，抚顺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李婷

*本文摘自《纵横》杂志2016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