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中路夜景

一

上个世纪的后半叶，我在上海西区的五原路住了三十多年，对附近的街景挺熟悉。从五原路出去，走常熟路，几分钟工夫，就到了大名鼎鼎的淮海中路。沿淮海中路往东，走过幽静的华亭路，会看到几幢二三层楼的法式建筑，楼前有美丽的小花园，比起附近大型的公寓建筑，例如常熟路转角处的白墙大楼，是别样的风景，也是我少年时代经常玩耍的区域。再往东面走走，便看到沿街一长排仿欧洲风貌的建筑，墙面上，镶嵌着狭窄的阳台，用铁铸的栏杆围起，仅有半米来宽，那是它们区别于中式风格的标配。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住在那一带。那时，学业不紧张，放学后常有闲逛的机会。作为学生，每天早上需参加升旗仪式，必然列队高唱雄壮的国歌。老师告诉我们，国歌的前身，是诞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义勇军进行曲》。不过，老师们没有说及，我也压根儿没有想到，那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旋律，那些洋溢着悲壮激情的音符，最早，竟是孕育在我经常玩耍的地方，在那些老旧的欧式建筑之中，在某幢不招眼的房屋的三楼，在一间沉默的斗室的窗台下。

位于淮海中路1258号3楼的聂耳旧居

时间，似乎非常非常遥远了。那是前仆后继的严酷岁月，那时候，淮海中路叫另外的名称——霞飞路。1931年，日本军阀在中国东北挑起九一八事变之后，上海的形势日益紧张。租界内外，气焰嚣张的侵略者不断挑衅，高高扬起血淋林的军刀；蒋介石当局奉行“不抵抗主义”，镇压民间的抗日活动，夜以继日，押送爱国人士的警车，凄厉地呼啸着掠过大街小巷。1258号3楼，聂耳临时租住的亭子间，难以安顿年轻人悲愤的心---许多并肩战斗的同志已经被投入监狱。他的思维一步步清晰：“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它是代替着大众在呼喊。”音乐家举起小提琴，彻夜不眠，一身热血，满腔怒火，战斗的音符，从心底喷涌而出；小提琴拉响激昂的旋律，吵得房东老太太，一位白俄女子无法入睡，恨不得将房客扫地出门。斯情斯景，与今日淮海中路的繁华和优雅，与大街上俊男靓女的丰采，好像是两个空间维度的故事，实在难以联系在一起想象。

记忆如此容易消逝吗！不，并非记忆消逝，或许是在和平幸福之中陶醉已久，漫不经心地淡忘了民族曾经陷入的苦难。

二

日月如梭。今天，当我寻访历史遗迹，顺淮海路溜达，在沿街的欧式建筑旁徘徊，我突然意识到，它们在此站立的时间，已然百年；青年聂耳活动于此，也是将近九十年以前的事情。

这是初夏的一个早晨。我到的时候，沿街一排底层的商铺，尚未开张。其间，1258号，寂静无声，底楼的店面，被银色的卷帘门挡住了，不识真容。二楼和三楼，也许是民居，狭窄的阳台上，晒着衣物。我想，彼时的聂耳，只是四处打零工的文艺青年，生活拮据，大约租不起朝南的正房。2009年，徐汇区区政府，在联排建筑的侧墙上，挂出“聂耳旧居”保护铭牌，文字中说明，聂耳曾居住在3楼。我从外观估摸这类建筑的结构，不由猜想，聂耳可能租了朝北的斗室。

我站在1258号楼下，长久伫立，似乎想倾听历史的回音。连续有大巴士从眼面前奔驰而过，隆隆的马达轰鸣之后，大街对面的景色显露出来，首先印入眼帘的，是地铁一号线的站台，醒目地标着“2”字，是常熟路站的2号进出口。在聂耳的时代，上海是没有地铁一说的，当时，最通晓世界状况的林语堂他们，才可能在纽约等地见识过地铁这种新式玩意。不过，我的思绪，没有停留于地铁口进出的人群，我突然感受到另外的心灵冲击。

2号口有斜背大提琴的男子走出，拐个弯离去。追随他的背影，我朝街对面的左侧望去，梧桐树遮挡了视线，看不分明男子的去向，不过，八九不离十，他是奔向不远处的建筑群，那里有闻名海内外的上海音乐学院。聂耳的年代，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已经诞生，称为上海国立音乐学院。聂耳作为年轻的音乐人，从云南跑到上海，肯定有过跨入那学院深造之梦。可惜，他得为一日三餐奔忙，甚至经常饿肚子。进大学深造，终究只是穷孩子一个无法实现的美梦。不过，地下有知，聂耳未必沮丧。从1949年上海解放开始，执掌这所音乐学府的，是聂耳同时代的音乐人，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战友的贺绿汀。在聂耳谱写《义勇军进行曲》之后不久，1937年，贺绿汀创作了《游击队之歌》，这两首名曲，当时均广为传播，在烽火连天的战场，在大河上下，长城内外回荡，鼓舞着中国战士与侵略者浴血奋斗。新中国成立后，贺绿汀先生守护着上海音乐学院，达半个世纪，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音乐人才。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筹办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他曾招呼我去他府上，聆听老先生语重心长的教诲。青年聂耳的音乐之梦，未曾接受音乐学府深造的遗憾，由贺绿汀先生在培育无数后来人的事业中，完美地弥补了。

我慢慢收回视线，移过地铁2号口，再往大街对面的右侧瞧，我想起，那里有一处著名的小区“上方花园”。它名闻遐迩，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历史悠久的花园别墅，更重要的是，那里面居住过许多文化名人。此刻，我想起的是赵丹先生。我曾经访问过上方花园赵丹的家，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情，当时，我们几个刚开始写作的年轻人，有事求教于赵丹的夫人黄宗英，幸运地走进了文化大师的家。回想起来，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赵丹先生尚未仙逝。

赵丹先生只比聂耳小三岁，他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年轻人，在上海左翼文化运动中相遇，一见如故，很自然地产生兄弟般的情感。聂耳不仅仅是音乐方面的天才，还曾经参与过不少剧目的演出，心中一直渴望着在电影方面做一番事业。他和赵丹惺惺相惜，又同属左翼阵营，情感便越发深厚。可惜的是，聂耳走得太早，他们的友谊没法发展下去。他突然离世之际，伤痛不已的赵丹，肯定立志为纪念兄长聂耳做点什么。这个愿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在1959年终于实现。赵丹主演的电影《聂耳》上演，获得巨大的成功。很多评论认为，赵丹饰演聂耳，简直是不二人选。是啊，他们情同手足，赵丹自然能够走进聂耳内心深处，把这个早逝的天才活龙活现地呈现给观众。

电影《聂耳》海报

聂耳的生命之花，灿烂却短暂。1930年，聂耳19岁，是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学生，为躲避黑暗势力的迫害，从云南来到上海，在抗日大潮之中，逐步成为左翼文化战士。1933年，由田汉先生介绍，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他的音乐创作天赋喷薄而出。1933年有《卖报歌》等，1934年有《毕业歌》、《开路先锋》等，1935年创作的数量和质量更达到惊人的地步，巅峰之作，就是《义勇军进行曲》。令人痛心的是，《义勇军进行曲》初稿刚完成，为躲避反动派的魔抓，他为避难奔赴日本，却不幸在海边游泳时去世，天才的生命戛然而止。

聂耳的早逝，是他的朋友们无法接受的惨痛。好在，聂耳身后，并不寂寞。他创作的大量歌曲，伴随着中国人的脚步，走向世界，特别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时时刻刻响彻在大地之上，苍穹之下。赵丹主演的电影《聂耳》，更让聂耳的音容笑貌，永远地活在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中。

三

1933年，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田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聂耳从云南来到上海的几年，革命热情日益高涨，受田汉影响颇大。他们两人联手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绝非偶然。天作之合，缘于田汉对于年轻人的无比欣赏和扶持，也缘于聂耳对这位兄长和引路人的绝对信任和追随。

从聂耳的住处，到当年田汉在山海关路的寓所，估计有四五公里路，那时缺少合适的交通工具，走路的话，大约要一小时。不过，最大的麻烦，不是路程，而是当时笼罩上海的白色恐怖，是敌特对于革命者的围追抓捕。聂耳与田汉不可能经常见面，他们的联系，必须遵守地下工作者的严格纪律。也许，他们很长时间无法交换只言片语。他们在艺术方面的共同追求，常常不得不依赖于情感上的默契，靠心领神会来传递彼此的信息。《义勇军进行曲》的联手创作，站上中国音乐作品的巅峰，便是他们心有灵犀的真实写照。

位于山海关路274弄11号的田汉旧居

离开淮海中路聂耳旧居，我来到山海关路274弄，当年，田汉的寓所，应该是这片小区内的11号。我发现，山海关路、大田路、新闸路到南北高架的一大片区域，已经被简易的围墙圈起来，这里，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我兜了一圈，没有找到进入274弄的通道。幸好，顺山海关路驶来给工地运输物资的车辆，我赶紧跟上，趁工地保安尚未合拢大门的时机，我挤了进去。眼面前，是司空见惯的动迁场地，凌乱庞杂，现出大片高低不平的宅基。面对守卫者警惕的眼神，我一面为自己的冒失表示歉意，一面客气地向保安询问，田汉先生当年居住的11号楼，有没有拆？保安像是个有文化的人，他肯定地回答：“田汉住过的房子没有拆。”他转身，指指不远处几排墙砖剥落的老楼，又补充说：“应该就在那里。不过，现在没法进去看。”我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工地上十分脏乱，拆下的建筑垃圾等待搬运，从安全计，他也不会贸然地放我进去。

田汉

我谢过他，乖巧地退出了工地。这时，我看到大门旁边的简易围墙上，挂有几幅配着照片的文字，详细介绍周遭石库门区域的文化历史，其中一幅，特别介绍了田汉先生的人生故事，包括他居住在此地时写出电影《凤凰的再生》的梗概，他不幸被捕，他的战友们继续推进这部抗战影剧的创作，在征得他同意后，改名为《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便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歌。这些故事，我早就拜读过，并且知道有存疑处：新中国成立后，几位当事人回忆历史，由于时间隔得远了，关于田汉先生所创作的歌词，出现两个版本，一说在田汉被捕前，已经完成歌词文本，就写在剧本梗概的最后部分；另一说，田汉被捕后在监狱中完成歌词创作，托人带出来交给同志。挂在274弄改建工地围墙上的文本，采用的是后一个说法。我想，两种说法均无碍，时间略有差异，但均说清楚主要史实，是田汉先生为电影《风云儿女》创作了这首充满战斗激情的歌词。

四

在山海关路274弄改建工地的对面，是上海新建不久的科学文化设施，规模宏大的上海自然博物馆，是孩子们获取科学知识的殿堂，我曾经在散文《谁播种智慧》中为之热情讴歌。田汉先生他们所处的年代，“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中国亿万民众的浴血奋斗，是为了不做侵略者的奴隶，那时候，孩子们能够在安静的教室中读书识字，已经是奢望，田汉先生能够为孩子们设想的，充其量是窗明几净的课堂，他不可能想到，有那么一天，在他的寓所附近，会涌现成为孩子们乐园的自然博物馆，那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型建筑啊。何止是田汉先生所处的年代没法想象，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浦东大开发之前，上海人均居住面积才几个平米，我们出国时看到发达国家的科普馆，看到外国的学生们在其中浸泡整日，除了惊叹不已，唯有暗自羡慕地叹息。

在这种联想的思绪中，我默默站立山海关路的街边。行人不多，有几位老头老太在自然博物馆前方留影；丝丝缕缕的阳光，穿过云层，从空中投下，有些儿炫目，我开始明白内心感悟到什么，自己在努力捕捉八十多年前战士的情感，理解了曾经把田汉聂耳他们链接起来的精神，那种不需言语解释，彼此心心相印，前赴后继投入殊死拼搏的巨大力量。

这次联手创作，他俩来不及有丁点沟通。田汉突然被捕，危险降临到左翼文化战士们的头上。聂耳没有退缩，继续做各种宣传抗日的工作。面对猖狂的日本侵略者，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个人安危，唯有置之度外。他听说了正在创作中的抗战电影，他跑去导演许幸之的家，在那里，他见到田汉先生写的电影梗概，还有准备改编为电影主题歌的诗句。聂耳激动起来，不由分说地请战，这首歌的曲，他来谱写。聂耳与田汉有过多次成功的合作，比如电影《桃李劫》的主题曲《毕业歌》，大家对他的才华有充分的信心。我想，聂耳的主动请战，不仅仅是出于对领路人田汉的深厚情谊，不仅仅是因为对电影内容和主题的热爱，更重要的，是被田汉先生那些石破天惊的诗句所征服，因诗句表现出来的悲壮的激情而共鸣：“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这些诗句，从田汉心底涌出，但它们同样属于聂耳火热的心，属于千千万万的抗日战士！

于是，聂耳抢下谱曲的任务，跑回租借的寓所，热血沸腾，为了给这些伟大的诗句谱写最优秀的旋律，从黑夜到黎明，不知疲倦地拉琴哼唱，吵得房东老太恨不得马上撵走他。

五

田汉、聂耳不是孤独的战士，支撑他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强大的左翼文化运动的架构。

约请田汉创作剧本的，是一家名叫“电通”的公司，它是左翼文化运动进入电影业的突击部队。田汉突然被捕，似乎打乱了原先的部署，主事者们迅速调整力量，重新集结队伍。司徒慧敏、孙师毅和导演许幸之这些经验丰富的文化人物，先后投入电影的创作过程，最关键的一步，是夏衍先生亲自接手田汉的构思，把电影梗概细化完善，形成了最后的电影剧本。在夏衍他们的心中，主题歌最合适的谱曲者，应该是多次与田汉合作的聂耳。可以说，是聂耳自个抢下了谱曲的任务，也可以说，是夏衍等长者，用适当的方式，激励年轻人主动投入了战斗。

当时的形势，瞬息万变。田汉被捕不久，聂耳刚刚写出初稿，情报显示，敌特也要对聂耳下手。组织上急忙安排聂耳转移，去日本避难，因此，聂耳最终改定这首抗日战歌，是在日本的土地上，并迅速将定稿送回国内。

电影《风云儿女》，正是在波涛汹涌之中，冲破千难万险，完成了最后的摄制。

电影《风云儿女》海报

《风云儿女》首映的宣传，也是《义勇军进行曲》推向大众的强大攻势。新电影在金城大戏院首映，观众们除了被电影内容深深打动，也为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凛然涕泪。歌曲不胫而走，电台纷纷录音播放，学唱者遍布大街小巷，最后，终于走进各路抗日英豪的队伍，成为战士们奋勇杀敌的吼声。

六

我们，无比怀念国歌的创造者。

摄制电影《风云儿女》的电通公司，在杨浦区的荆州路有旧址，那一带，数年前建起了气势宏大的“国歌纪念广场”和史料丰富的“国歌展示馆”；黄浦区的黄浦剧场，前身是金城大戏院，是《风云儿女》的首映地，也是《义勇军进行曲 》的首播处，理所当然的纪念点；加上前面记叙的静安区的田汉旧居和徐汇区的聂耳旧居，四个区的国歌诞生纪念点，跨越上海广阔的区域，描绘了深深的红色轨迹，向我们讲述难忘的历史。

电通公司位于荆州路的旧址

建国初期，讨论《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的时候，有人提出，解放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语句是否需要修改。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都认为不要改。周总理曾经解释保留原词的道理，他说，因为我们面前还有帝国主义反动派，我们要居安思危，安不忘危。

今天，当我们面对高高升起五星红旗，唱响庄严的国歌，感受到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和责任，不由回想起第一代领导人高屋建瓴的告诫。中华民族复兴的潮流不可阻挡，任何企图祸害我们的图谋绝不会得逞。

聂耳和田汉，敲响的鼓点，吼出的誓言，始终回荡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永远与我们同行！

国歌展示馆

作者：孙颙（作者为知名作家。文章收录在《暗夜里的星星之火》，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片：搜狐网 泛储新闻网

编辑：陆纾文

责任编辑：邵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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