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雨绸缪的战争准备

中共中央密切关注朝鲜局势的发展。6月30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召见柴军武，面授机宜。

柴军武(成文)，河南遂平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直从事情报工作，建国后转到外交部工作。考虑到柴军武长期从事情报工作，并对美军有一定的了解，周恩来决定派他去朝鲜，任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周恩来对柴军武说：朝鲜打起来了，杜鲁门政府不仅宣布派兵入侵朝鲜，侵略台湾，而且对进一步侵略亚洲作了全面部署。他们把朝鲜问题同台湾问题和远东问题连结在一起，所以我们需要派人同金日成同志保持联系。倪志亮大使还在武汉养病，现在你带几个军事干部以使馆名义先去。临行前周恩来对大家说：现在美国地面部队已经在朝鲜参战，美帝国主义者必纠集更多的国家出兵，所以朝鲜战争长期化很难避免，这就会带来影响全局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看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他强调指出：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关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当天夜里，柴军武等就登上了去朝鲜的列车。

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请求召开会议，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美国提案：在朝鲜成立统一的“联合国军”司令部，由美国推荐总司令，授权在朝鲜使用联合国的名义参战。次日，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任“联合国军”总司令。从这天起，朝鲜战争由国家内战转变为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与此同时，7月7日北京召开了讨论保卫国防问题的第一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防患于未然，应付最坏的情况发生。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会议，朱德、聂荣臻、罗荣桓、刘亚楼、萧劲光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以第四野战军的38、39、40、42军集结到东北边境。

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原定司令员粟裕有病，不能赴任。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5兵团领导班子组成，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参谋长解沛然(方)等指挥部队北上。7月底部队到达东北边境后，邓华立即派人到朝鲜境内侦查，搜集情报，考察地形，开始了紧张的战前准备。

此时，战争似乎对朝鲜人民军极为有利。韩国和美国军队撤退到朝鲜半岛东南角的大邱、釜山地区，收缩兵力防守着一隅之地。朝鲜人民军几次突破洛东江，但是都未能全面突破美军和韩国军队的防线。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能力已经达到极限，弹药和粮食的补给越来越困难。在火车、汽车大量损失的情况下，朝鲜后方动员大批老百姓，用人力在夜间向前方运送物资，仍不能满足前方需要。在前线的人民军战士每天只能吃一顿饭，体力大大下降。随着伤亡的不断增加，多数部队减员过半。眼看胜利在望，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却难以保持战争初期的锐利，攻势明显减弱。到9月初，大邱、釜山战线出现僵持局面。

这时，麦克阿瑟在酝酿从人民军后方大举登陆的行动。登陆有两个地点可以选择：一个是汉城西边的仁川港，一个是全州西边的群山港。群山港距离釜山要近得多，港口条件也好些。但麦克阿瑟选择的是仁川。他认为：1.鉴于朝鲜人民军主力90%集中在洛东江前线，从这里登陆最容易达成突然性。2.仁川地区人民军防御薄弱，估计仅有2000人。3.从这里登陆可以拦腰切断人民军后方补给线及其退路。4.从仁川登陆可以直趋汉城，政治上影响极大，可以一举扭转战局。8月12日，麦克阿瑟下达仁川登陆预备命令。

8月29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仁川登陆计划。日本的各个军港顿时忙碌起来。这样大的军事行动，要想完全保密是不可能的。情报陆续传到朝鲜和其它地区。中国方面从各种渠道获得情报，并对此高度重视。

柴成文预测仁川登陆

当时，毛泽东对朝鲜战局还是乐观的，他相信朝鲜人民军有力量取得胜利。9月1日，柴军武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向中央汇报朝鲜的情况。为了使中央更具体了解情况，他写了一个《目前朝鲜战争局势报告提纲》呈毛泽东。《提纲》详细介绍了朝鲜人民军各阶段作战的经过、部队情况。柴军武对朝鲜人民军的顽强战斗精神给予充分肯定，但也看到朝鲜方面对战争的估计上有失误，主要是战前对敌我力量对比的估计不准，对持久作战的思想准备不足。柴军武在《提纲》中预测：“这时期的敌人除用大力阻止人民军的前进外，并积极布置反攻。将陆战队第5团调回日本，拟组成陆战师，估计可能在仁川或其它地区登陆。英海军陆战队占领月尾岛、德积岛，为登陆进行有利准备条件。并用大批飞机破坏友方运输线。等待继续增援，以图反攻。”

毛泽东非常重视柴军武的报告，9月8日批示：“周(恩来)阅后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阅，退聂(荣臻)。请周约柴军武一谈，指示任务和方法。13兵团同柴去的几个人是否要其来京，与柴一道面授机宜，请周酌定。柴等出发之前，似应约李周渊大使一谈，告以柴等任务，征求金的同意。俟得同意后方能出发。”

柴军武从朝鲜回来，已经把仁川登陆的可能性看得比较清楚了。朝鲜方面是否也有这个估计呢？当然是有的。为了防备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组织了以崔庸健为司令的西海岸防御司令部，加强从仁川到群山的防御工作。但是朝鲜方面承认：“当时，西海岸防御司令部所属的部队，大都是没有受过训练的新兵组织的部队。”真正的战斗部队都被牵制在釜山前线不能脱身。如果朝鲜方面能估计到麦克阿瑟使用的陆海空三军兵力有多少，那就至少要抽出4个师来防御仁川方面。釜山前线又会兵力空虚，沃克也会乘机反攻，这就是仁川登陆前朝鲜人民军所面临的处境。但是，朝鲜方面没有估计到美军的真正兵力，仁川的防御是很薄弱的。

1950年9月15日，美军7万余人在朝鲜半岛西海岸中部的仁川成功登陆，出其不意地对前已进占朝鲜南部90%地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形成了南北合围之势，朝鲜战局突然逆转。

雷英夫的回忆录

邓华、柴成文给中央的报告，都是亲笔书写，有现存档案为证。但是，原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在1990年代发表的回忆录中，突发惊人之语：仁川登陆是他预测的。

1991年4月，雷英夫在《抗美援朝战争回忆片断》一文中，称1950年8月23日即与总参作战室同僚“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得出一个一致的意见：敌人在仁川登陆的可能性很大”，“8月23日夜晚，我从居仁堂总参作战室回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后，把大家研究的结果向总理作了汇报”，周当即报告了毛泽东。毛要周带雷马上到他那里去，又问雷是如何研究这些情况的，雷答“就是按照毛主席历来教导的实事求是的办法，大家解放思想，对抗作业，七嘴八舌，然后得出结论”。雷的说法被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采用，随之广为流传。

1997年出版的雷英夫口述回忆录《在最高统帅部当参谋》，对其“重大发现”又有新的发挥。雷说，8月23日凌晨，他向毛汇报：“我们对9月到11月的朝鲜西海岸海潮作了研究，发现3个最佳时期内，各有2至3天的好时机，仁川海岸可供靠岸利用的时间，每12小时内只有3小时，如果以9月15日为登陆日，那天的涨潮最高时间共两次，一次是上午6时59分，另一次是下午日落35分钟后的19时19分。9月15日比另外两次时间相对更为可能。所以，我们认为美军极有可能把登陆时间选定在9月15日。”毛听后即令：“立即通知情报部门严密注视朝鲜和美、英、日。立即把我们的看法向斯大林和金日成通报，提供他们参考，希望人民军有后撤和在仁川防守的准备。”

我们翻遍抗美援朝战争档案，没有看到雷英夫在这个时段的任何文字资料，也没有看到毛泽东的“命令”。雷是长期在总部机关工作的人，这样重大的事情，难道仅用口头汇报就能让毛泽东做出重大决策吗？这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历史学者余汝信注意到雷英夫前后回忆细节的不同。前者说是“解放思想”“七嘴八舌”，然后得出的结论，并没有预测登陆的具体时间;后者不仅有具体时间，且还有非常详尽的水文、潮汐资料，令人生疑。

历史的真相

随着近年来国际上关于朝鲜战争档案材料的逐步解密，雷英夫的“发现权”越来越被人怀疑。军事科学院的卢建东质疑雷英夫向毛汇报的有关仁川的水文、潮汐资料的出处：“当时，我军测绘部门只是一个处级机构，人员很少，也不可能掌握一个外国港口的水文、潮汐资料。”正因为我军对海洋知识缺乏了解和必要的资料，才导致1949年三野28军金门登陆作战的失败。中国沿海的情况都不清楚，雷英夫怎么能了解朝鲜沿海的水文资料呢？

卢建东指出：雷英夫的资料出处，是抄自国防大学1990年翻译出版的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著的《朝鲜战争》中的有关内容。

1950年8月23日，在“联合国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美海军部专业人员提供了仁川的水文地理资料：1.根据水文资料，仁川港的潮差太大，最高潮达10米;低潮时海岸形成5公里长的泥滩，登陆部队难以上岸。2.高潮在整个秋季只有9月15日、10月11日和11月3日三天出现。在这三天中，第一次高潮时间是6时59分，第二次高潮则要等到19时19分。这意味着两次高潮之间的时间内，美军的舰艇和登陆部队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第一批登陆部队能否坚持一整天等待第二批登陆部队增援，没有把握。3.进入仁川港只有一条狭窄的“飞鱼海峡”，一只船沉没，就可堵塞整个通道。4.仁川港没有可供登陆艇直接上岸的滩头，沿岸筑有4米多高的防波堤，使坦克和车辆登陆增加了困难。听完汇报，谢尔曼海军上将的结论是：“如果把一切可能的地理上的和海军方面的不利条件都列出来的话，那么仁川是样样具备的。”

但是麦克阿瑟坚持在仁川登陆。他说：“你们所提出的论点中有关不能付诸实行的方面，在我看来，恰恰有助于保证这次出奇制胜的因素。而出奇制胜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的因素。”

麦克阿瑟虽然下定仁川登陆的决心，但美军对仁川的详细情况不甚了解。为了保证登陆行动的成功，他派海军情报官员克拉克上尉前往仁川进行实地侦察。克拉克上尉潜伏到仁川附近的灵兴岛。他利用夜间几次接近仁川，考察地形和水文情况，并收买当地百姓，侦察仁川人民军布防的情况。9月9日，远东司令部发来指令，要他核对美国人和日本人测量的潮汐资料哪一个准确。他肯定地回答：日本人的资料是准确的。克拉克潜伏侦察了14天，没有发现朝鲜人民军有大规模增援仁川的迹象。空军的侦察和摄影给了麦克阿瑟同样的答复。

由此可见，美军在仁川登陆之前，是利用了日本人留下的水文资料，加上实地侦察，才掌握了确切的仁川潮汐、航道和地理情报，掌握了这些情报之后，仁川登陆才得以实施。那雷英夫又是从哪里得来的仁川潮汐规律的情报呢？卢建东指出：“当年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的材料与同一天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的材料竟如出一辙，不仅日期、时间分秒不差，而且都特地加注了一个日落时间，甚至连文字表述也相同。可惜，回忆录的作者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在东京美军总部，美海军专家向麦克阿瑟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东京时间，而雷英夫向毛泽东汇报时所讲的‘时间’只能是北京时间。作者把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公布的资料，作为当年在仁川登陆前向毛泽东汇报时所作的‘预测’，却忽略了应当减去一个小时的时差。”

这就真相大白了。邓华、柴成文当年的信件和报告，揭示了历史的真相。是他们预测了美军可能在朝鲜后方登陆，甚至具体到可能在仁川登陆。9月15日，他们的预言得到证实。在朝鲜战争局势急转直下后，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的决策。由此可见，中国军人是智慧的，绝不打莽撞仗和无把握之仗。在参战前，各级指挥员和外交人员未雨绸缪，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准备工作。正因为有了这些准备，在遭遇美军和韩国军队时，志愿军才能打得如此勇猛，在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役中打得美军如此狼狈。

作为那个时代的亲历者，雷英夫的说法因其身份，造成了朝鲜战争历史研究的混乱和误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1卷第8章关于仁川登陆的记述，采用了邓华给中央的信和柴成文的报告，肯定了他们对美军登陆和仁川登陆的预测，对中共中央的决策和志愿军的参战准备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而没有采信雷英夫的说法。这就是历史的结论。

——摘自《同舟共进》2016年第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