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款粉彩荷莲玉壶春瓶，故宫博物院藏

花道，可谓中国由来已久的生活美学，不仅营造着雅逸的空间氛围，也可观物澄怀，荡涤心尘，乐无穷也。

将草木繁花融于自然生活场景，既是器物审美之全新诠释，又使器物转为“花器”。花器之雅俗品级并非纯粹以价值高低来表达，而是以“器用为上，用之为美”的理念，折花入瓶，通过花卉的“生、丽、寂、灭”重新诠释器物能够“被使用”的真正价值。

折花入室，如花在野，别有妙趣

长安城外，诗人杜牧杏园游春，曾有诗云“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此间“插花”当是簪花、佩花之语，然或多或少可窥赏花之逸趣，古已有之。

陆游也有诗《插花》，诗云“有花君不插，有酒君不持，时过花枝空，人老酒户衰。今年病止酒，虚负菊花时。早梅行可探，家酝绿满卮，君不强一醉，岁月复推移。新诗亦当赋，勿计字倾欹。”亦可见“插花”渊源之流长。

北魏琉璃瓶花器

又花有品第，其类繁多，“花气”各自不同，如牡丹雍容，夏荷映日，玉兰清雅，海棠秋艳，杜鹃烂漫，乃至于寒梅俏不争春等，四时有别，皆有所宜。倘置于其中，则飞眠宿食尽在花间，如蝶翩翩，有寻幽之逸。

契此悦目娱心之“花情”，则“花事”亦如诗，定然讲究。梨树下传觞，似“为梨花洗妆，清香泛金瓯”，桃林里弄笛，则“觅百卉之春红，不耻作花奴也”。故此“寻常一样窗前月，因有花缀便不同。”

事实上，早在《诗经》中，即有载“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知相恋男女以花倾诉衷肠，《南史》里也有“佛前供花”的情景，如“有献莲花供佛者，众僧以罂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则是以花之清雅脱俗，表达虔诚信仰。

“花事”风行，花影婆娑，故古人遍访名花异木，以至“车马若狂，长安花贵”，白居易《买花》有诗云“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其中“五束素”所言即是一株花开百朵的牡丹，价昂至二十五匹帛。

此亦可见，文人雅士“惜花”之心，“赏花”之趣，可谓繁花渐欲迷人眼矣。又以花影人，寓感万物，所衍“花道”之风更是日隆。晚唐人罗虬《花九锡》中，有载“花九锡，亦须兰、蕙、梅、莲辈乃可批襟，若芙蓉、踯躅、望仙、山木、野草，直惟阿耳，尚锡之乎？重顶帷（幛风）、金剪刀（剪折）、甘泉（浸）、玉缸（贮）、雕文台座（安置）、画图、翻曲、美醑（赏）、新诗（咏）。”此当是“插花”较早记载。

及至宋时，文人折花入室，如花在野，别是一番书斋妙趣，如吴自牧《梦梁录》中以“点茶、焚香、挂画、插花”合称“四般闲事”。插花则成为“四般闲事”之首。宋徽宗赵佶《听琴图》中，也有“插花”的描绘。

吴昌硕绘《岁朝清供图》

而后元明时期，袁宏道《瓶史》中言“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寓意于物者，自得之。”以花作为文人与自然精神沟通、交融的独特方式，契合“释儒道”所推崇之“澄怀悟道”。张谦德《瓶花谱》、屠本畯《瓶史月表》等亦专为“插花”辑著，由此，“插花”作为“书斋清供”，不可或缺，格调俱足。

清人沈复《浮生六记》中，亦载“惟每年篱东菊绽，积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则是文士玉瓶供花，席上绝胜，大有借境调心，遁隐于野的意致，无怪乎杨万里诗云“空斋不是无秋暑，暑被花销断不生。”诸多清代画坛名家，如高凤翰、郎世宁、冷枚、金廷标、吴昌硕等，其绘画作品中，也常以“花卉清供”为题材，人文气息盈盈。

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作《岁朝清供图》，以瓶梅、水仙、蒲草、秀石诸品组合而成，并置于瓶盆等器物中，以示为案头清供之物。画中，一枝红梅插于花青色的细颈长脖古瓶中，暗香浮动，甚是清逸雅淡。诗人陆凯曾有诗“折花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即是以疏花朵朵之红梅，置于瓶中供养。另有花盆中翠绿的水仙，大盌内纷披的蒲草等，迎春吐艳，雅妍相兼，亦是俏丽。

陈洪绶的作品，线条厚重圆润，造型古拙，色彩古艳，令人为作品之“古”“雅”“拙”“奇”而折服。鲁迅也极为推崇，认为“老莲的画，一代绝作”。而其所作《岁朝图》亦是格调高古，冰清玉洁的“白梅”，灿烂若朱霞，丹砂染就的“红桃花”，既有鲜明的色彩对比，也有明媚温煦的春意。而古瓶作为“花器”，造型优美，纹饰古典，意态天然，也可凸显花卉之神骨清绝。

正契于此，如今不少文人雅士藉“插花艺术”将“器物美学”与“当代书画”相结合，呈现新的东方“空间美学”，同时传达“器用为上，用之为美”的新文人生活理念，以期能自有一片隐逸天地，潜心于精神复归之所，日夜孜孜，好古敏求，尽抒胸臆。

陈洪绶绘《清供图》

契合书斋趣味者，皆可作为“花器”

中国花器首开“插花”先河，也最是讲究。高濂《遵生八笺》中“瓶花之法”便有关于花器之择选，如“若书斋插花瓶，宜短小”，亦或堂中插花，则“上置古铜花尊，或哥窑定瓶一，花时则插花盈瓶，以集香气”。张谦德《瓶花谱》也言“春冬用铜，夏秋用瓷……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故插花“择器”须品类、形制等适宜，否则恐俗雅不谐，主次难明，流于市井矣。又折花入瓶，则器以载道，花以寄情。

中国花器品类多样，契合书斋趣味者，皆可作为“花器”。

其中文化期彩陶，战汉灰陶，汉绿釉等，极富高古陶之美。相较于明清二朝诸瓷，如永乐甜白、永宣青花、成化斗彩、嘉万五彩、清三代官窑等，文化期或战汉时期之高古瓷简单、素雅，亦更新奇，且充满神秘感。其形纯朴稚拙，其风豪放粗犷，艺术张力与生命力俱足。

汉代绿釉尊花器

如南北朝时期“青釉莲花尊”尊撇口、长颈、鼓腹、高足中空外撇。其尤为特别的是，肩、腹部以塑贴加雕刻技法装饰“莲花纹”纹饰，包括覆莲瓣、仰莲瓣，以及菩提树叶等，莲瓣肥硕，瓣尖翘起，极是繁美。此外，尊上的莲瓣、团花、飞天等装饰也契合彼时盛行的佛教信仰。若以此折一青莲，供花佛前，其心则虔诚可知也。

而宋瓷因其质雅隽永，钦慕者不乏。其既承唐之钟灵毓秀，又以极致淡雅为美，观之清逸疏朗，荡涤心尘。如宋徽宗御批汝窑：“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做将来”即可知宋瓷所蕴之诗意盎然，天高云淡，惹人遐想。乾隆皇帝亦曾作诗，赞言：“本来无火气，却似有云氲。”也可见其对宋瓷喜爱至深。

作为花器一大巅峰，宋瓷中，五大名窑在瓷史上举足轻重。其色多白、青、紫、蓝，器形亦不复杂，偶有刻花等纹饰，花叶纷披，富有神韵，犹纸上作画，器形亦清雅宜人，工艺极佳，甚具端庄之美，亦可知宋瓷所隐之朴澹隽秀，深沉恬静矣。

琮式瓶始出于南宋，宋代盛行仿古之风，这种瓶式系仿照周代玉琮外型并加以变化而成。如故宫藏“龙泉窑青釉琮式瓶”，通体施青釉，釉色莹润光亮，开细碎片纹，方形直腹，四面各以凸起横竖线纹装饰。乾隆皇帝曾自行考证琮为古人搬运重物的配重器，其亦将古琮配制铜内胆，用作笔筒或宫廷插花。

明永乐青花花蝶纹玉壶春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而明代时期，也常用此类瓶作为花瓶的“蓍草瓶”，从器型上与琮式瓶亦基本一致。项元汴《历代名瓷图谱》中，也有“宋紫定小蓍草瓶”一件，外形与琮式瓶无异，并附文“小蓍草瓶，鉴家以为花器中款制上品，此瓶大小适中，以供砚头插花最妙。”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兼容并包，唐代时期，贸易至国内的中亚琉璃瓶，亦是中国花器大宗。“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净无瑕秽”，即是佛家所求洁净、澈照之心境，琉璃亦被视为佛教七宝之冠。东汉时期《修行本起经》卷上，也有载“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同样是佛教信徒以琉璃净瓶插贮花枝，希冀光明福佑。

故长久以来，琉璃瓶因其通透深邃，含蓄内敛，又为佛家瑰宝，为上层社会所喜爱，曾价值不菲。另有黄庭坚《南山罗汉赞十六首》中提及“琉璃花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罗汉图》中绘有绿琉璃盘插花，以及张大千临摹榆林石窟吉祥天女所捧“瓶荷”等，皆是“琉璃供花”的实例。同时，琉璃瓶的使用，既可见中国文化之开放性，也可知“玉文化”中“人工造玉”的风气古已有之，对古人审美亦有实物参考意义。

因此，文人热衷于以琉璃为花器，其迷离美色及尊贵气质及高级之感，如同点点金箔，映进柔媚多彩的千年梦境，自然流动，又与花卉熠熠生辉，令人倾心之。

清雍正款窑变釉弦纹瓶，故宫博物院藏

而元明青花、斗彩、清初摹古瓷、粉彩等，距今尚未久远，以此作为“花器”者，可谓比比皆是。其中“元明青花”釉质莹润洁白，青花淡雅明快，所绘各种图案，如缠枝莲纹、牡丹纹等，构图亦多严谨饱满，行笔疏朗秀丽，层次分明，晕散自然，动态十足，有水墨画浑融之美，寓意又吉祥。作为花器，可谓等级甚高。

故宫博物院藏“明早期青花玉壶春瓶”，当为宫廷御用之物，绘青花如意头纹、回纹、卷草纹、缠枝莲纹和莲瓣纹等，其造型庄重，纹饰素雅，构图饱满，层次分明，可谓佳瓷传世。而其细长颈，圆腹下垂，圈足，且釉质莹润洁白，青花淡雅明快，观之清新柔润，缠枝纹亦名“万寿藤”，寓意吉庆，瓶则取“平”的谐音，寓意“平安”。倘若以类此形制者花器插花，有“新春平安”之意，也尽得玉壶春瓶之妙韵，又“玉壶买春”，寻芳不觉醉流霞，文人雅趣，亦比执壶更珍罕也。

值得一提的是，清初摹古瓷，若集大成者，佳器频现。据彼时督陶官唐英《陶成纪事碑》所述，宫廷御用瓷器自宋大观，明永乐、宣德、成化、嘉靖、万历诸官窑，及哥窑、定窑、均窑、龙泉窑、宜兴窑、西洋、东洋诸器，皆有仿制。如成化斗彩，康熙朝时便极受推崇，摹作颇多，及至雍正朝时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仿成窑作品已有“明看成化，清看雍正”之说。而青花瓷仿制，其色淡雅清新，较之前朝瓷艺神韵亦不遑多让。乾隆时期所仿烧宋瓷珍品，则几至完美，既继承宋代瓷釉器型，部分亦兼取如青铜器之造型元素等，多有新意。如贯耳尊器型取形自商周尊彝，端稳大气，其时即颇为流行。

因此，以“清初摹古瓷”作为花器，其造型既显皇家气派，同时则或釉色俱宋代文人儒醇审美；或青花发色与瓷白釉面相衬，予人以清秀幽雅之美；或所融入青铜礼器上各纹饰或铭文，犹若古老图腾，呈“拨尔而怒”之风尚等，有着自然寂寥、古意盎然、清新醇厚的别样雅趣。

清雍正粉彩青釉刻花夔凤纹瓶，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现代空间中，觅“大型花器”作为装饰，颇是不易。故明清时期南北方皆有生产的大瓮，因年代相距未太久远，且形制适宜，又有古典之美，且花卉之斑斓与大瓮之宁静、朴素，对比鲜明，颇为适合现代空间造景。

如今，以古代器物结合当代艺术营造空间美学正当红，既得古典意境，又不乏现代审美，彼此时空交汇，文美、物美、居美，游目澄怀亦美，妙不可言，清趣绝俗矣。未来，融合器物、花卉、空间，将器物美学带入生活，构建新时代生活之艺术化，亦是可期。

作者：林雪琼

编辑：范昕

责任编辑：王雪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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