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飓风掠过蔗田：一个中国记者的古巴见闻录》

刘骁骞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在过去的六年中，记者刘骁骞曾九次深度探访古巴。在亲历卡斯特罗逝世、奥巴马访古、美古复交等诸多历史事件的同时，他试图记录下古巴的社会气氛和人的状态：从电影学院学生到文学巨匠海明威，从国营冰激凌店到城市里的雪茄厂，从吟游歌谣到音乐剧演出，从菜市场的自由定价到民众出境许可“白卡”的废止……在这个被时光冻结的国度，探索平静表面之下的隐秘、热忱、困境与生机。

>>精彩试读

29号一大早，古巴的当地摄像埃里克就开车来接我，那是一辆旧得快要散架的白色拉达，安全带都断了，经常开到一半， 副驾驶座的车门就会自动打开，让我有一种悬空在马路上的错觉。几个月前，这辆命运多舛的车又发生了追尾，前部凹进去一大块。

革命广场附近的路都封了，我们于是绕到哥伦布公墓附近， 但每一条通向巴赛奥大道的岔口都被警察拦住，我们便把车停靠在2街，扛着拍摄器材徒步前往革命广场。

沿着这条不在计划中的路线，最先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悼念队伍的末端。虽然不时有人接上去，但队伍正在变短。越往前走，队伍才变得粗壮起来，乌泱泱的人流两侧架着齐胸高的铁栏杆。虽然没有放假，但单位和学校都组织前来。平日里眉飞色舞的古巴人一脸凝重，没有人流泪，但也没有人聊天，大家只是沉默地把目光投向不同的方向，这也许是古巴人表达悲伤的方式。

队伍中有身穿贴身棕黄色校服的中学生和军装打扮的年轻人，大部分人穿着清凉的日常便服就来了，在衣服颜色上也没有任何顾忌，水红色、荧光绿、鲜艳的黄色。游客打扮的外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戴着巴拿马草帽或者印有红星的军绿色贝雷帽，多半是前几天在老城区淘来的。

只有零星几个人手持花和海报，他们是过往的摄影师追逐的对象，一个身材中等的黑人中年男子捏着一小簇三角梅，估计是在路边摘的。我小时候常在祖父的花圃里看见这种花卉， 但一直到了东印度群岛，我才领略到它的茂盛和疯狂，常常像大河上的瀑布一般从围墙内倾泻而出。

几米外的人群中突然冒出一把鲜花，黄色和粉色的剑兰花高高竖立着，中间是红色的玫瑰和蔷薇，角落里有紫色和白色的雏菊， 一张透明的塑料包装纸将它们扎起来。这把无论是配色和还是造型都略显艳俗的花束让我联想起六一儿童节会演上被重复使用的献花道具，然而此时此刻，我却心生感动，这似乎是我第一次在这个物资匮乏的岛国看见成束的鲜花。

他叫埃尔多，一个棕皮肤的中年男子，个头很矮，仿佛整个人都藏在花束里。他戴着一副玳瑁眼镜，左脸的法令纹上有一颗肉痣，紧锁的眉头出现深浅不一的沟壑，分不清是因为难过，还是因为阳光太刺眼。

“我一大早就出去买花了，走了好几个地方才买到。”他说。我在脑海里飞快地搜索了一遍，但实在想不出在哪里见到过花店，也许他是在星级酒店里买到的。长期在古巴工作的外国人总会驾轻就熟地去酒店大堂的商店里购买进口的洗发水、口味纯正的奶油蛋糕以及其他在古巴以外的地方伸手可得的物资。这些商品是为拿美元的外国人准备的。

我想问埃尔多这束花的价格，他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但内心的不安让我迟疑了。当我终于找到适合的语气时，队伍又移动起来，向前涌动的人群把我的问题冲散了。

“他是伟大的总司令，我们的父亲和导师。菲德尔指引着我们，是他维护了古巴人民的尊严。”埃尔多一边走一边说，摄像机的镜头也摇摇晃晃。

我相信卡斯特罗对于埃尔多有着更深刻，也更具体的影响，也许借助着古巴革命的浪潮，埃尔多的家庭摆脱贫农身份，来到哈瓦那生活。这束鲜花必定有更多的含义，只不过他并不愿意向一个擦肩而过的外国记者敞开心扉，何况这还有可能给他带来麻烦。如今，古巴人在表达对卡斯特罗的崇拜时也越来越谨慎，使用那些既成事实的形容词是最安全的。

有人手里拽着马扎，但没有机会用上，因为队伍从未完全停滞过。

一个身穿卡其色军装的男孩吸引了我的注意，他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头发修剪得短而整齐，在烈日下站得笔直，有着坚定的目光。他叫埃米略，来自哈瓦那以东的马坦萨斯省，袖章上印着“EMCC”，是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军事学校的西班牙语缩写。

古巴政府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为军队培养预备人才。1966年，第一所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军事学校在马坦萨斯省建立， 学校招收年龄在11岁到17岁之间的青少年，不限性别。学制为五年，除了普通的文化课程外，学生们需要学习包括战术制定、使用轻型武器在内的军事课程。到了20世纪80年代，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军事学校已经遍及全国，分别由当地的军队分支管辖。

“来这里悼念菲德尔对我们来说非常痛苦。”埃米略说：“作为一个年轻的革命者，这不仅是义务，也是一种荣誉，是我生命中一件重要的事情。”

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据说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军事学校的毕业生比普通人有更多机会获得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的培养。我想象着多年以后，已经年长且官职在身的埃米略向刚入伍的年轻士兵们讲述他在革命广场排队悼念革命领袖的经历。

不少人把孩子也带来了，他们都偎依在父母的身影中。

“你觉得有一天他会忘记卡斯特罗吗？”我问帕克，他个头很高，戴着一顶鸭舌帽，身边是他的儿子，六七岁的样子。“我相信他一定会记得菲尔德。”帕克笑着说：“菲德尔给古巴带来了体育的传统，他兴建了很多学校，推动体育和文化的传播， 而且鼓励艺术创作。”

终于，悼念的队伍中出现了卡斯特罗的画像，那是一张带有丝丝泛白的海报，也许是从客厅的墙上撕下来的。画像中的卡斯特罗将近70岁，依旧穿着橄榄色军装，虽然胡须已白，但神采奕奕。画像下方的空白区域用黑色水笔写着几行字：

司令，我们将永远追随你。

自由的古巴万岁。

我们将永远记得你。

直到永远的胜利。

菲德尔

每行字的字体和笔迹都略有不同，可见是由几个人一起写成的，为了誉写整齐，他们还用铅笔描出一道道浅浅的直线。

我盯着“直到永远的胜利”看了好久，这句话在古巴的地位相当于美国人的“上帝与美利坚同在”，它是各种公开讲演的结束语。然而这句话并非来自卡斯特罗，而是出自切·格瓦拉的一封信。

1965年，切·格瓦拉因为与卡斯特罗政见不同，决定离开古巴，前往刚果（金）支持当地的游击活动。临行前，他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告别信，要求辞去古巴政府和党内的所有职务， 并说“世界其他地方召唤我去贡献微薄的努力”。切·格瓦拉在信的结尾处写道：“直到永远的胜利，祖国或者死亡。”

卡斯特罗在同年古巴共产党成立大会上宣读了这封信，然而当念到结尾时，他删去了“祖国或者死亡”。据说远在非洲的切·格瓦拉知道后非常惊讶。无论如何，这句话就这样流传了下来。直到半个世纪后，它反过来被用来告别卡斯特罗。

古巴当地时间2016年11月25日晚上，在离午夜还剩7分钟的时候，一身军装的劳尔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宣布卡斯特罗在当晚的22点29分去世。劳尔表示根据兄长的遗愿，遗体将被火化。最后，劳尔说：“直到永远的胜利！”

>>作者简介

刘骁骞，福建晋江人，资深驻外记者，掌握四门外语。

以深度调查报道见长，包括深入巴西贩毒集团调查，探营哥伦比亚反政府游击队，曝光南美洲“毒品银三角”可卡因生产链条等。因一线报道2020年美国大规模反种族歧视抗议，被网友称为美国暴乱中“一个熟悉的中国人”。相关报道获得“中国广播电视大奖2019-2020年度广播电视节目奖”。

首部非虚构作品《陆上行舟：一个中国记者的拉美毒品调查》提名“2020书业年度评选”年度最佳社科类图书。现为央视驻美国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