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曾在全球建立起霸权，所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错误的认知，以为自1492年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人就开始利用“坚船利炮”所向披靡地征服世界了。这种认知并非凭空产生，而是长久以来西方学者用“军事革命论”对欧洲扩张与西方兴起的解读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所谓“军事革命论”，就是人们在总结欧洲扩张得以实现的原因时，将这一历史现象归因于欧洲的军事力量占据优势，即欧洲人拥有更好的武器，而且能够更好地组织军事力量。这种观点认为欧洲扩张主要是欧洲军队和国家战胜海外对手的结果，因为欧洲人在欧洲本土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从中汲取了经验，能更好地适应战争的需要。

但这符合史实吗？

近日，重庆出版社出版了《脆弱的征服 : 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一书。剑桥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杰森·沙曼在书中戳穿“军事革命论”的神话肥皂泡，向“欧洲主宰世界500年”的底层逻辑发起挑战。

作为典型的欧洲人，沙曼教授放下傲慢与偏见，仔细考察近代早期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提出与传统诠释对立的犀利观点：在近代早期，即1500年到1750年的两百五十年里，欧洲人并没有在全球建立起军事霸权，欧洲军事革命的成果并未在其海外征服中发挥重大作用，而巧妙的外交策略、完善的后勤保障、充足的财政支持，以及在海洋控制上与当地政权达成的互补角色等，所起的作用可能更大。且欧洲人的“征服”潜藏脆弱，西方的胜利并非必然，历史有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征服为例，近代早期的历史真相是欧亚之间互有攻守、征服，单向的征服与被征服关系并不存在。

杰森·沙曼认为，将军事革命看作西方在近代早期称霸全球的驱动因素，这一论点大行其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对史料的安排和解读方式存在空间偏见和时间错置。空间的偏见意味着欧洲中心主义，即把欧洲的一系列特定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被错误地解读成存在严格、必然和普世的因果关系。时间错置是指传统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从西方统治和亚洲、非洲衰落的时代往回追溯，在之前的几百年中挖掘证据，证明西方人在19世纪末必然胜利的先决条件。很显然，根据结论来选定证据，会扭曲我们对世界历史与国际政治的认知。

杰森·沙曼以其国际关系专业的学术素养，从更高层面而非单纯站在欧洲立场上，对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演变进行深入思考，其观点给人以启发。他给予东西方同样分量的关注，既是学者应持客观立场的学术要求，也是受全球史观影响使然。他试图从一个更具世界性的视角揭示军事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多样性关系，告诫人们不要从结果倒推原因，主张历史并非只有一条单行道通向唯一的命运终点，而是存在导向多种结果的不同路径。这种研究态度和方法，让他的著作获得了许多学术大咖的点赞。因《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一书享誉学界的斯文·贝克特称赞《脆弱的征服》“将改变你对近代早期世界的看法”。

《脆弱的征服 : 欧洲扩张与新世界秩序创建的真实故事》

[英]杰森·沙曼 著

黄浩 译

重庆出版社2022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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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征服力量没有想象的那么强

初看之下，西班牙在16世纪初征服了美洲的大片土地似乎是一个无可争议的明证，证实了即使在面对难以置信的实力对比时，西方军事优势也可以成功地支撑起帝国的开拓。征服者的军队规模如此之小，处在远离家乡的陌生土地上，却不断地战胜数以万计的美洲军队，摧毁了两个帝国，并在此过程中获得了惊人的财富。依靠奴役和种族灭绝，西班牙人获得了大量新的土地、人口和收入。

但要说西班牙征服者具有军事优势，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征服者的数量少得令人难以置信：在1521年的特诺奇蒂特兰战役高潮时，科尔特斯（Cortes）带进墨西哥的士兵仅有900人，而1532年皮萨罗（Pizaro）在秘鲁时手下只有170人。他们以少胜多的战绩经常被拿来证明西方在技术或组织上占据优势，但这一事实本身恰恰排除了军事革命论作为西班牙征服的有力解释的可能性，因为这一论点是建立在人数成千上万的大规模军队上的。

西班牙军队规模小，是因为他们像哥伦布踏上最早的探索之旅时一样，基本上都是私人力量。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卡门（Henry Kamen）曾说：“西班牙没有派出一支军队参加“征服”。西班牙是通过一小群冒险家的零星努力实现其统治的，后来国王试图控制这些冒险家……多亏了委托监护制，国王能够在新大陆发起军事行动，而不需要向那里派遣军队，而事实上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能力往那里派遣军队。西班牙人在‘征服’期间发起的军事行动完全依赖于私人组织。”

总的来说，早期的征服者甚至不是士兵，他们通常是由亲属团体招募的。大多数人没有接受过军事训练和训练指导，这些私人武装力量没有军官，自然也就没有任何正式的指挥系统。

火枪还是钢剑：西班牙人究竟拥有怎样的军事优势

如果说还有什么是军事优势论的支持者可以用作论据的，那就是征服者确实拿着枪而他们的敌人没有枪这个事实了。但实际上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的军队在很多方面看起来更接近中世纪军队而非近代军队。如上所述，他们的军队规模很小，是临时组建的，且成员不是职业军人，所以只接受过最低程度的操演和训练。

虽然他们的确拥有一些长枪（火绳枪）和少量火炮，但绝大多数战斗还是近身作战。欧洲人所拥有的最大技术优势一般被认为来自征服者的钢剑和盔甲，这两种装备在欧亚大陆上已经流行了数百年。因此，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在击败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这两件事情上，“火枪没有冷兵器重要”。另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配备火器的西班牙人在不得不把武器换成棍棒之前，能打出一枪就算运气好了”，但是“有一件武器……效率无可置疑，那就是钢剑”。还有一位历史学家也同意“其陌生感带来的最初冲击力消失之后，火器基本上就没什么作用了”。约翰·吉尔马丁（John Guilmartin）认为，即使西班牙人根本没有任何火器，这些远征的结局也是完全一样的，要知道西班牙人也使用了威力十足的十字弓。因此，就算是中世纪的十字军到达美洲，他们可能会像征服者一样成功。

当武器转向战术，火枪的角色被边缘化，战斗中不再有火力齐射，甚至在中世纪晚期的战争中作为主要推进力量的长矛方阵也消失了。在1559年的一本关于美洲战争的小册子中，一名征服者老兵这样解释：“在美洲，战争的样式和实践与欧洲的完全不同……线形阵列、层级化军事单位及长期驻防，被用于执行搜敌—歼灭任务的小规模隐秘作战单位所替代。”如果没有火炮，那么火炮要塞也就没有必要了；还有侧舷炮战舰，就算它们在当时已被投入使用（此类战船是在第一批西班牙舰队和葡萄牙舰队前往美洲和亚洲后才被引入的），也就与西班牙冒险家战胜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没有任何关系了。

比武器更重要的是疾病和盟友的支持

事实上，比任何单纯的武器或者特定战斗都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征服者的美洲盟友的支持。特拉斯卡拉人和其他与西班牙冒险家结盟的族群，不仅在击败阿兹特克人时提供了绝大部分军队，还提供搬运工帮助西班牙人运送补给，在西班牙的后勤支持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在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欧洲人的成败完全解释为后勤问题，或者更好的说法是，他们如何成功地利用原住民的支持去应对后勤上的挑战。”比如，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美洲人的帮助，建造和运输用来攻击阿兹特克首都特诺奇蒂特兰的小船，包括挖掘运河来部署这些小船，将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一种观点认为西班牙人在操纵中美洲政治时玩了一出漂亮的外交游戏，然而，罗斯·哈西格（Ross Hassig）认为不能被这种后见之明的观点牵着走。他指出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西班牙人对当地政治几乎一无所知。事实更接近于西班牙人实际上被他们的盟友操纵了。

在讨论当地盟友的重要性时，霍夫曼提出了尤为值得注意的观点。他认为，欧洲人正是靠着先进的武器才赢得了盟友的支持，就这一点来看，“与他（科尔特斯）结盟的决定实际上恰恰证明他拥有技术力量，而非证明技术无关紧要。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葡萄牙人的亚洲盟友”。对此，我可以做出两点回应。首先，回到这样一个事实，制造钢剑和盔甲是关键的技术，这两项技术虽然对于美洲人来说是新鲜的，但在欧亚大陆上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这里没有任何近代因素。其次，即使军事优势可能是征服的一个必要条件，它仍然远远不如疾病和当地盟友重要。

疾病是解释欧洲扩张的一个关键因素，这正是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Guns, Germs and Steel）中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欧洲人，尤其是西班牙人在美洲造成的巨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疾病的灾难性影响——疾病加速了该地区规模最大、结构最严密的政权的崩溃，并严重削弱了其他政权的实力。在美洲，欧洲殖民者携带进而传播的疾病给当地人带去了灾难。

1520年，一艘船带着纳瓦埃斯的武装力量，从古巴扬帆起航。就在这艘船上，有一位黑人患有天花。自此，这种传染病便在印第安人的村落中传开了，“在新西班牙总督的辖区，没有一座村落能够幸免于难”。一半的人口都被这种疾病夺去了生命。1531年，由殖民者带来的另一场流行病麻疹上演了。1545年，恶魔再次来袭。中美洲的特拉斯卡拉（Tlascala）有十五万印第安人病死，乔鲁拉（Cholula）有十万人病死，在其他省份也有相同比例的人口因此病而丧命。1564年，一场未知的流行病再次夺去了可怜的阿兹特克人的生命。西班牙征服者是在这种情况下摧毁饱受疾病蹂躏的主要土著政权，并接管其土地和人民的。

所以，在近代早期，相比其他文明的军事力量，欧洲的军事力量大体上并不存在优势。西班牙征服者在美洲之所以能实现扩张，是疾病、当地盟友和冷兵器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