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13日，军人苏虹第一次踏上上海这片土地；四十年后的2022年11月13日，作家苏虹向上海这座他热爱的城市献上了一份厚礼——由他构思创作、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海上晨钟》在上海历史博物馆举行了研讨会和首发式。

《海上晨钟》描绘了民族品牌新谊药厂的百年画卷。展现了以鲍永昌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实业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以吉耀东等为代表的国企领导人员在企业改革发展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生动实践。在他们身上，既交织着爱国、创新、诚信的企业家精神与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民族底色，更闪耀着为百姓谋健康的人性光辉和为民族谋富强的责任担当。全书坚持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浓缩了对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思考。

小说既刻画了以新谊为代表的民族制药业的成长壮大，红色企业家的呕心沥血，地下工作者的机智勇敢；也展现了新时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波澜壮阔的曲折进程，以及青年人置身改革大潮历练成长的心路历程。它不仅是一部百年老药厂的信誉史，也是百年大上海的一个浓厚缩影，这样全景式书写知名企业发展史的范式，是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尝试。

在题为“讲好中国故事 展现中国形象”的小说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海上晨钟》，就新时代如何“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吴义勤通过视频表示了祝贺，他认为，《海上晨钟》是一部历史与现实相交织、国家命运与个人成长相结合，既精彩回溯百年民族制药业发展壮大的不平凡历史、又生动呈现现代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阵痛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故事性强，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人物命运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是一部有历史感、有现实温度、有文化情怀和人文意蕴的优秀作品。

工人作家管新生表示，从内容上说，《海上晨钟》是一部凝重而厚实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是近年工业小说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上海百年制药公司的历史长卷是小说依托的坚实基座，书中举凡信手拈来的上海史、上海建筑物史，与人物融为一体，与情节紧密关联，与事件环环相扣，笔触所及，无一不凝聚着作者的匠心所在。从形式上说，它是一部难得一见的复线结构的蓝调作品。同一个叙事空间，展现着不同时代的故事进程——一瞬是隽永的黑白照片式的历史回顾，一瞬是波澜壮阔的改革进行曲，两者汇聚成一路惊涛、一路春雷、一路阳光。

作家、评论家陈歆耕认为，苏虹写这部小说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很多时候，专业作家不了解工业题材，即使采访也很难深入下去；而了解这方面的人又写不出来。而苏虹既有文学创作的积累，又由于工作关系，了解、熟悉国企。他对于素材的取舍很有经验，对于宏大历史的把握颇有技巧，小说谋篇布局精当，切入点巧妙，表现方式机智。对人性的洞察可圈可点。

苏虹的老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贵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一定要注意三点，一是强烈的讲好中国故事的意识，让中国文化能够多元传播。二是要有故事，内容为王。三是要有专业的理论和方法。《海上晨钟》在这方面的尝试值得肯定。

据悉，《海上晨钟》是苏虹第二次将创作聚焦“国企故事”。2019年，他作为总策划人、编剧之一出品的现实主义话剧《大风有隧》，在上海大剧院上演后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并获得“第三十四届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苏虹在介绍创作过程时表示，“无论是创作《大风有隧》，还是创作《海上晨钟》，我都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国企故事。无论是《大风有隧》中的张阳光、豹子，还是《海上晨钟》中的鲍永昌、吉耀东，这些鲜活的人物，都有强烈的家国情怀。身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我们有责任讴歌那些为企业的成长与壮大、为上海的繁华与时尚、为祖国的繁荣与富强默默奋斗的建设者。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记录者、讴歌者。”

《海上晨钟》

苏 虹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1930年，初春。

霞飞路新铺的柏油路面，散发出沥青特有的焦油味，习惯了乡土气息的人们，并不觉得刺鼻，相反，吸进肺里反倒觉得特别舒适。道路两旁已有二十多年树龄的法国梧桐们，刚被修剪过桠枝，宛若一个个伤痕累累的身躯，倔强地伸向高处。初露的嫩芽，怯生生地环视周边，似乎仍未走出前一年腥风血雨带来的惊恐。二路有轨电车不时从熙熙攘攘的行人身边急驰而去，洒下一路叮叮当当的铃声。

此时的霞飞路，已有了时尚大街的雏形。

霞飞路原名宝昌路。这里成为法租界后，宝昌路改名霞飞路以纪念法国名将霞飞。巧的是，上海新谊制药有限公司的前老板，也叫霞飞，马克思·霞飞。

鲍永昌的车子从霞飞路拐进马斯南路20号，来到新谊化学制药厂。

车刚停稳，早已等在门口的礼宾顺势打开车门。随即，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映入人们的眼帘，，继而另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也踩到地面上。鲍永昌从车子里探出头，左右看了看，稍作停顿后，满意地露出笑容。身着藏青色暗条西装的鲍永昌，缓缓站起身，风度翩翩、踌躇满志地走下车。

出身于宁波的鲍永昌，幼年丧父后，和哥哥包永梁随母亲移居上海，投奔姨妈，不久母亲去世。膝下无子的姨妈视为己出，对鲍永昌两兄弟关爱有加。

到了读书的年龄，鲍永昌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学堂，中学毕业后又进入同样是教会学校的震旦大学医学院。大学三年级那年，经由哥哥鲍永樑的推荐，鲍永昌进入英商怡和银行地产部当了买办。

怡和洋行是1832年由两名苏格兰裔英国人，也就是威廉·渣甸和詹姆士·马地臣在中国广州创办的。1843年，上海怡和洋行成立。1844年上海首次拍卖土地，便由怡和购得。怡和洋行早年在中国主要从事鸦片及茶叶的买卖。1872年后怡和洋行放弃对华鸦片贸易，投资业务逐渐多元化，除了贸易外，还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投资兴建铁路、船坞、各式工厂、矿场银行等。1912年以后，怡和的公司总部搬到了上海。

鲍永昌进入怡和银行地产部这一年，正值生意风生水起之时。鲍永昌凭借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周旋于洋人中间，如鱼得水。

收入不菲、条件舒适的买办，是当年上海滩许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

但是，这一切都是别人看到的光鲜表面。

看洋人的脸色行事，让从小就很倔强的鲍永昌非常憋屈，他的志向并不只是赚钱。在他看来，男人当干出一番事业，办实业才是真正的事业。当新谊制药厂因业务扩展招募股本时，他凭着当买办练就的商业嗅觉，敏锐地感觉到，改变洋人一统上海西药市场局面的机会来了。

他先是迅速筹集资金入股，成为新谊制药厂的股东，接着把新谊制药厂正式改组为“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又向国民政府实业部注册，由俄籍德国人马克思·霞飞任总经理。随后又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鲍永昌就凭借在怡和洋行的丰富经商经验和广泛人脉，收购了霞飞的全部股份，成为最大股东，担任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的董事长，霞飞则被聘为监制人。

草坪上，正举办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的成立庆祝酒会。

前来祝贺的人比鲍永昌想象得多，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几乎都到了。这也正是鲍永昌精心安排并希望出现的场景。他们的到场，既能显示新谊的江湖地位，又是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

新谊制药地处法租界。法租界公董局法方副总董施维泽，还有布卢姆、科切特、利翁等十三位董事早早来到现场。

“Merci beaucoup！”鲍永昌与嘉宾一一握手，嘴里不停地用法语重复着，“谢谢各位！谢谢各位！”

施维泽与鲍永昌并不陌生，当鲍永昌伸过手来，他有些夸张地张开双臂，“Félicitations！（祝贺您）”

鲍永昌随即抬起左臂，与施维泽抱在一起，并用右手拍拍他的后背，“Merci pour vos félicitations！（感谢您的祝贺）”

上海滩60多家药房老板差不多都到场了。面对现在和将来的合作对象兼竞争对手，鲍永昌客气又颇为自得地抱拳作揖：“各位同行多多关照！多多支持！”

面对春风得意的鲍永昌，药房老板们满脸堆笑：“包老板以后多关照！”

万国药房的副经理王铭珊主动走到鲍永昌面前，他没有像其他药房老板那样抱拳作揖，而是主动伸出右手，自我介绍道：

“万国药房，王铭珊。”然后又用英语说道，“Mr. Bao, please take care in the future！（鲍老板日后多多关照）”

鲍永昌停下脚步，仔细打量眼前的王铭珊。只见他身着得体的深色西装，面带微笑，不卑不亢，斯文却不失豪放，儒雅而不失霸气。鲍永昌顿觉此人不凡，不由自主地伸出手，与王铭珊握在一起。

鲍永昌没看错。数年前，只有14岁的王铭珊只身从浙江萧山前往上海，进南洋药房当了学徒，后又到雷士德工学院化学科学习。不到十年的时间，聪明好学的王铭珊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怯生生的南洋药房学徒了，此时的他，已是上海滩西药界有名的青年才俊，万国药房副经理兼营业部主任。

“ La valeur n'attend pas le nombre des années.（自古英雄出少年）”鲍永昌故意用法语说。

王铭珊不懂法语，但不失礼貌地朝鲍永昌笑着点点头。

王铭珊身边站着一位年长一点的中年人，身着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略瘦的脸颊配以内敛的眼神，显得沉着稳健，十分干练。他叫沈志远，是王铭珊的跟班。沈志远的公开身份是万国药房的账房，而私底下，他还有一个连王铭珊都不知道的特殊身份：中共地下党员。

让鲍永昌有点意外的是，前来祝贺的人群中，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也在其中。他是以公董局董事身份参加庆典的。对眼前这位西装革履、意气风发的后生，杜月笙没有握鲍永昌伸来的手，而是拱拱手后，居高临下且面无表情地用右手拍了拍鲍永昌的肩膀，竟然说了一句与他刚才同样的话，只不过杜月笙说的是中文：

“自古英雄出少年。”

鲍永昌虽然充当买办在洋人中混迹多年，但他深知杜月笙在上海滩的江湖地位。不由自主地弯着腰，毕恭毕敬地对杜月笙说：

“改日登门拜访前辈。”

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庆典仪式。中国人喜庆的日子自然少不了鞭炮，位于法租界的新谊化学制药厂股份公司，大门前满是鞭炮燃烧爆炸后的纸屑，空气中烟雾燎绕，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前来祝贺的中国人、外国人，每人端着一杯香槟。

鲍永昌也不例外。他端着香槟走到霞飞面前，用法语和他亲切地交谈着，并举杯与霞飞相碰：“合作愉快！”

霞飞脸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神情。他不失幽默地用手指指鲍永昌的酒杯，问：“这是什么？”

鲍永昌这才发现，原来酒杯中漂着一块很小的红色纸屑，是鞭炮爆炸后的残骸。鲍永昌不以为意地瞟了一眼，满不在乎地耸耸肩，用中文回应道：“吉祥！”然后把举着的酒杯主动与霞飞相碰。

霞飞也洒脱地与鲍永昌碰杯：“合作愉快！”

霞飞若有所思地看着新谊的英文商标“SINE”。“SINE”在拉丁语的词根里是“中国”的意思，当初使用“SINE”为英文商标，寓意着要把西药引进中国，实现在这个贫弱国家治病救人的理想。但他知道，实现这个理想是需要一个漫长过程的。

十几年前，霞飞这位药学博士，携着病弱的妻子，在霞飞路443号开设了一家用来糊口的药房，取名SINE PHARMACY——新谊药房。大概连霞飞自己也没有想到，“新谊药房”日后竟发展成被誉为“远东第一大药厂”的新谊化学制药厂。

1918年，霞飞从动物脏器和婴儿胎盘中成功提炼出荷尔蒙晶体，1922年试制成功“维他赐保命”。在霞飞的学业导师保罗的指导下，经过美国大学的临床实验，“维他赐保命”的质量和疗效得到了印证。霞飞从一开始便展现出德国人的严谨，这也为新谊后续的产品研制种下了“质量为上、疗效显著”的“好药”基因。

两年后，侯之康应聘到新谊药房担任药剂师，同年，霞飞与侯之康共同创办新谊化学制药厂，开始尝试生产“维他赐保命”,并在新谊药房出售。

鲍永昌举着酒杯，转身对着侯之康用英文说：“侯总经理，很高兴我们走到一起。”接着又用中文说道：“为国人健康努力！”

侯之康中等身材，脸庞清瘦，发际线比常人高出不少，额头饱满而突出，浓眉下一双眼窝深陷，挺拔的鼻梁与微微上扬的上嘴唇间，留有一撮似乎没有刮干净的小胡子，略厚的下嘴唇与稍尖的下巴，让他显得更加清瘦。

毕业于湘雅医学院药科专业的侯之康，先后在德商科发药房、英商金鹰药房任职，后来进入霞飞开设的新谊药房任药剂师，几年后又成为新谊化学制药厂第一任中方经理。他是一位科研型的企业家，在任新谊中方经理的几年时间里，他提出了一系列改进生产工艺的措施，对提高药品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让他取得了霞飞的高度信任。特别是在针剂改良方面，不仅他的理念得到了医药界的认同和应用，他本人也赢得了医药界的广泛信赖和良好口碑。

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喜欢新谊弥漫的浓浓的仁爱和感恩氛围，甚至还自己出钱，在西渡建了一座带花园的洋房，用来给基督教徒做礼拜。

侯之康似乎并不喜欢眼前这位性格有些张扬的新董事长。他已习惯于此前作坊式的新谊药厂，对鲍永昌用收购的办法将新谊药厂公司化，本能地反感和抗拒，尽管他知道收购并非鲍永昌一人所为。

当鲍永昌对他说“为国人健康努力”时，他边与鲍永昌碰杯，边用英语冷冷地回应道：“Rome was not built in a day.（罗马非一日建成）”

然后，侯之康把头转向霞飞。

霞飞朝侯之康和鲍永昌晃了晃手上的酒杯，似乎在代侯之康回应鲍永昌：

“Every little helps.（积少成多）”

鲍永昌大度地一笑，同样说：“Every little helps.（积少成多）”

“嘎——”随着一声刹车响，大家眼光移向新谊大门。法国代理总领事、公董局总董柯格霖从车上走了下来。他向众人挥挥手，径自走到鲍永昌面前，而鲍永昌也把酒杯递给身边的服务生，快速迎了上去。

柯格霖对眼前这位曾经的怡和商行买办并不陌生，但他对霞飞更加熟悉，他知道新谊如何在霞飞手上一天天成长发展起来，对“维他赐保命”这个风靡上海滩的“神药”也有所了解。

对于鲍永昌收购新谊制药，柯格霖似乎还有些疑虑，甚至还流露出几份不屑。

鲍永昌对洋人的高高在上早就见怪不怪。他知道，公司在法租界，“洋大人”自然不可得罪。

鲍永昌满脸堆笑，热情地与柯格霖拥抱在一起。

他满意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已看到新谊制药傲立同行之首的明天。

——摘自《海上晨钟》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