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国之谍：以色列建国之际的秘密特工》

[以]马蒂·弗里德曼 著

曾记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以色列的摩萨德，是与美国中情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英国军情六处齐名的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书中的四位间谍，正是摩萨德的前身“黎明”组织的成员。

间谍故事的主角，似乎往往都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传奇人物。但这四位间谍却从未经历过那样的巅峰时刻。他们生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混居的贫穷社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却因为外貌无异而成功潜伏于阿拉伯人之间，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批间谍。但在回到以色列后，他们却也同样因为“像阿拉伯人”而被排斥到历史叙事的边缘。

通过大量口述、笔录、回忆录和档案，作者提笔揭开了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中被掩盖的一角，露出滚滚而来的洪流之下，历史中最真实的人。

▲亲历者向作者讲述故事

>>内文选读

把所有人从贝鲁特撤出还要花一段时间。而那名特工的死则是阿拉伯分部的最后一次重要事件。

从那件事之后，电文日志中明显透露出特工们的厌倦。亚库巴迫不及待要回家，但总部拒绝了他的要求：替补特工正在训练，但还没准备好。哈巴谷也想回去，但也收到了同样的回复。以撒说，他有某种伤病，希望在以色列接受治疗，但被告知他得在黎巴嫩寻求治疗。

总部日常要求他们提供有关叙利亚空军的信息，还有在黎巴嫩申请难民证明的方法，除此之外，日志中也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消息。迷人的女战士米拉现已退伍，向哈巴谷表达她的爱和忠诚，她在等着他。1949年9月22日晚上10点，以撒得知，他的兄弟阿夫拉罕去了以色列，刚刚结婚。这让事情变得更糟。在战争中受苦是一回事，但战争现在已经结束，以色列开始有了生活，虽然是那种死里逃生的人所过的愤怒的生活。但这些却没有他们的份儿。他们不是专业间谍，并没有打算长时间做下去，也没有准备好生活在间谍身份总要应对的危险和枯燥当中。当然，红发人之死也迫使他们不得不直面自己承担的风险。

在跟随这些人回家之前，在贝鲁特还有最后一个故事，很值得讲述。

在“三个月亮”学校旁边的那条街上，间谍们经营的报刊亭边上有间小店面，有个亚美尼亚人在里面修理手表，另一家店是个鞋匠铺，还有一家是补轮胎的。生意不忙的时候，补轮胎的人经常过来聊天。他知道报刊亭里的人是来自巴勒斯坦的难民，因此一有什么消息就来告诉他们。如果碰上巴勒斯坦来的顾客，他有时也会把他们带去见见阿卜杜勒·卡里姆和易卜拉欣等人。

以撒还记得，有一天补轮胎的人带着一个人来到报刊亭。这个人穿了套简单的西装，看上去已然年迈，可能有70岁了，不过也说不准，那些年兵荒马乱，不少人都早早地弯腰驼背、行动迟缓了。和往常一样，以撒（阿卜杜勒·卡里姆）不等对方问自己，就抢先询问他来自哪里。那人说他来自海法，以撒就说自己来自雅法。补轮胎的人回到了他的店铺，留下难民们单独说话。

那人把他的故事告诉了以撒。他说，所有人都逃走了，他也跟着逃离了海法，现在住在难民营里。但这还不是故事的重点，还有别的事。老人有两个儿子。他们都是海法一家修车行的修车工，一个18岁，另一个20岁。战争开始的时候，犹太人把炸弹偷偷运到他们的车库里，炸弹爆炸时——

以撒当然知道这个故事，你也知道。我问以撒，老人是不是哭了。

“他没哭，”以撒说，“但他很伤心。”

以撒还能为这个人做些什么呢？他照例说了几句安慰的话，并请求真主向凶手复仇。过了一会儿，这位丧子的父亲才蹒跚离去，以撒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在谈话过程中，我有几次想让以撒谈谈他怎么看待当年那个充满暴力的世界，这也是如今记者们常问的问题：你当时感觉如何？事后是否还会回想起来？他表现得很有礼貌，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现代人愚蠢的一种表现。公开地反省，说几句动人的话表示一下遗憾，这些都是后来冒出来的新玩意儿，不是当时阿拉伯分部的风格。

▲档案照片

“我们有任务，”他谈到那些日子时说，“我成功了，我感到骄傲。”他想说的无非如此。如果我想知道他所说的成功意味着什么，我可以站在他的厨房，从七楼透过窗户看看这个国家。那些曾在华沙、柏林、卡萨布兰卡和阿勒颇任人摆布的人，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块土地。楼下的街道上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正忙着去超市、赶公交车，他们并不知道，这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很久以前，1948年2月一个周六的早晨，以撒和亚库巴这两个年轻人成功地阻止了一辆伪装成救护车的汽车装满炸药在一家电影院爆炸。

不过在我看来，这个老人的故事有别样的含义，因而与以撒讲述的其他故事有所不同。也许是它以特别的方式暗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界限是多么微妙。这个老人的儿子们与以撒年龄相仿，出生在离他家不远的城市，说着和他一样的语言，兄弟俩本可能是以撒，以撒的父亲本可能是那位老人，或者以撒自己本可能是那位老人。但他在报刊亭听到那位老人讲起自己的故事时，是不可能领会到这种含义的。如今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以撒，已经是一位父亲、一位祖父，比当时给他讲故事的老人年长许多。讲完之后，以撒的手在空中轻轻挥动了一下，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做过这个动作，好像是在表达我们面对命运时共有的无奈，又像是在驱赶什么。

分部撤离时，接头地点还是在贝鲁特以南的乌塞海滩。

一个黑点出现在远处的海面，越来越近，小艇的轮廓显现出来。轻轻的划桨声传到了以撒的耳朵里，和他一起在海滩上的还有哈巴谷和负责大马士革情报站的特工西蒙。

Min hada（谁在那儿）？以撒朝着海里喊道。根据约定的暗号，水手应该回答：“易卜拉欣！”然后以撒再用阿拉伯语问：“穆斯塔法和你在一起吗？”

但是当以撒呼喊“Min hada”的时候，却没有人回答，相反，他听到小船上有人不安地用希伯来语催促道：调头！划桨的人慌乱地掉着头，水花四溅。没有人告诉水手什么暗号。他们只听到岸上的人用敌人的语言喊着听不懂的话。

Yob tvoyu mat ！以撒喊道。这是他最喜欢的俄语粗口，他与德系犹太人打交道时也会说这句话。然后他用希伯来语喊：回来！

管它什么暗号，他今晚必须回家。船划了回来。

我们还以为你们是巡逻队呢，带头的水手说，我们差点朝你们开枪。

特工们匆忙爬上小艇，水手们划起桨，小艇载着他们离开了黎巴嫩首都的灯光，离开他们过了两年的那种生活。小艇划向幽暗的海面上颠簸的船影，那是海军快艇“帕尔马赫”号。等他们被拉上甲板，船就向南开去。左边是黑暗的海岸线，右边就是远海。那是1950年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