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繁——筑牢中国饭碗的底座》

杨沐 著

海南出版社出版

海南，是我国的育种圣地。目前，全国每年有逾8000名科技人员在海南从事南繁育制种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有近三万个农作物新品种通过南繁获得，占到全国审定新品种的70%以上。60多年来，以袁隆平、吴明珠、颜龙安、谢华安、李登海、郭三堆等为代表的南繁人以“艰苦卓绝、拼搏进取、创新创业、求真务实”的南繁精神，创造了多项种业奇迹，筑牢了中国饭碗最坚实的底座。

为了创作此书，作者深入北京、湖南、湖北、新疆、河南、海南等多地采访，历时近三年，行程三万公里，采访近百人，饱含深情讲述了鲜为人知的南繁故事以及南繁人的家国情怀。

>>内文选读：

南繁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在网络上也仅有一个并不严谨的词条，但它是一个业已存在而且仍在持续发展的词，它的内涵和外延仍在不断充盈和拓宽。

从育种学角度来说，南繁是指将本地秋收后的水稻、玉米、棉花、大豆、瓜菜等作物的种子，在冬季拿到南方亚热带或热带地区进行繁殖和选育的方法。这样一年可繁育2-3代，从而加速育种过程，缩短育种时间。

从词语演变的角度来说，它最早的提法叫“异地培育”，后来演变为“北种南育”和“北种南繁”，经过60多年的洗礼和演变，它最终被提炼成一个词——南繁。

从词的内涵来说，南繁诠释了众多农业科学家一次又一次的开拓和前赴后继的付出，见证了一个又一个专利技术的发明和种子奇迹、粮食奇迹的创造。其中就包括袁隆平院士发明的杂交水稻技术，李登海培育的紧凑型杂交玉米“掖单”系列和“登海”系列，郭三堆团队研发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价、双价转基因抗虫棉。

从词的外延来说，南繁不再仅仅是一个行业内部的惯用词，而是一个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关乎国家粮食安全，甚至影响到全球粮食安全的战略提法。据官方统计，时至今日，我国审定的农作物良种中，70%以上与南繁有关。60多年来，育种家们通过南繁，种济天下，良种加良法，筑牢了中国饭碗的底座。

2020年10月9日，世界粮食计划署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更传递出一个鲜明的信息：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粮食问题再次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应引起关注的问题。环球同此凉热。在中国，粮食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早在1919年7月，便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5亿多人民的吃饭问题。当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11,318.4万吨，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08.9公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生产会议就是农业会议。在党和国家的工作布局中，农业始终是重中之重，“中央一号文件”，即党中央每年发布的第一份文件，多年来都是部署“三农”工作。“一号文件”已经成为我国重视“三农”问题的专有名词。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进入新时代，我国从粮食总产量到年人均粮食占有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其中良种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了45%。

“民以食为天”不仅是《汉书》和《资治通鉴》里的圣贤语，而且是实实在在关系到百姓日常生计的大问题各不相同：1949-1964年，在原有的小麦、水稻单产有所提高的。提高粮食总产量始终是国家层面的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国计民生的基础。在提高粮食总产量这个大问题上，各个阶段，不同粮食发挥的作用基础上，补充粮食的农作物主要是红薯和马铃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由于“二杂”（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大力推广，担起提高粮食总产量重任的是杂交玉米和杂交高粱。1973年杂交水稻闪亮登场，1976年在产稻区大力度、大面积的快速推广，使得我国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实现大幅度增长。1993年我国取消了粮票，这意味着粮食配给制正式结束，中国老百姓终于可以按自己的需求自主购买粮食。进入21世纪，中国人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肉类、蛋奶的供应从能够满足到丰富多样，生猪、肉牛、奶牛、家禽养殖得到空前的发展。发展的背后是作为饲料主料的玉米的爆发式增长，玉米总产量在2011年一跃成为我国三大主粮之首，并保持至今，这除了播种面积的扩大，还仰仗玉米良种的更新换代。

那么，杂交玉米、杂交高粱、杂交水稻是靠什么实现快速培育、迅速推广的？玉米良种靠什么更新换代？水稻品种靠什么既高产又好吃？

正是靠南繁！

三大主粮产量的大幅度提高，除了满足国民口粮需求，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解放了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工业生产和城市建设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也由此带动了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这一切变化的基础，就是粮食的自给自足。而粮食丰产，源头是作为农业“芯片”的种子的一代又一代的更新。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南繁，加速了种子更新，时至今日，南繁已经成为中国农作物育种必不可少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