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虫哲学》

[法]让-马克·德鲁安 著

郑 理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些昆虫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了迷人的社会生活形式和集体智慧。社会、主权、君主制、共和国、劳动力，人类社会的许多形态迫使我们对自发的拟人化提出质疑。昆虫世界离我们很遥远，却能让我们重新思考世界和环境观念。

>>内文选读：

如何构建一种自然的分类方式是上述问题的核心。1810年，皮埃尔-安德烈·拉特雷耶在他的著作《对甲壳纲、蛛形纲和昆虫之自然属性的思考》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有意思的是，作者将这本书献给居维叶，但这么做并不妨碍作者表露出他和拉马克之间的友谊。和拉马克一样，拉特雷耶将蛛形纲单独列出，并将“千足动物”纳入其中。和拉马克一样，他也批评了同时代人增加分类层级的倾向——比如从纲中分出“亚纲”，从属中分出“亚属”。在论及构建一种自然分类法时，拉特雷耶有这样的概括：“事物的区别性特征取自它们的各个部分。”这一原则和他在1795年自然史学会演说时所讲的一致；他在综述法布里丘斯的工作时着重指出，有时法布里丘斯仅仅在考察完口腔器官以后，就把一些口腔形态相似、此外毫无关联的物种“归为同一目和属”。在昆虫学分类的问题上，负责向拿破仑一世报告自然科学进展的居维叶也有同样的信念。他在回顾扬·斯瓦默丹基于变态特征的分类法、林奈基于“翅膀数量和组织结构”的分类法、法布里丘斯基于“咀嚼器官”的分类法的基础上总结道：“事实上必须结合这三类特征才能得出某种自然的分类。”

但是，即便接近于自然的性质，任何一种分类方法仍是一种知识上的构建。所以分类学者的梦想是要达成一种尽可能自然的分类方法，所谓尽可能，就是指这种分类方法的自然性质胜过人为构建的属性。至少，这种自然性质应该获得学者的普遍认可。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蒲公英的花是黄色而菊苣的花是蓝色，但是这两种植物身上所谓的“花”实际上是由许多小花组成的花序。相反，毛茛的黄色花就是单纯的花。我们很容易理解在植物分类时，植物学家更倾向于把蒲公英和菊苣归为一类，而不是和毛茛放在一起；也就是说，他自然而然地更看重结构而非颜色。因此，针对所有分类者都承认的5、6“科”植物（比如禾本科、菊科、伞形科或豆科），比较其各方面特征的比重，就能够按照相同的方式，形成十几个新的、用于植物分类的“科”型。这便是安托万-洛朗·德·朱西厄在《动物属志》（1789）中采取的做法；而居维叶对这种自然方法的应用赞赏有加。他同时认为，比起植物，动物之间的相似性“更加明显，背后的原因也更容易发现”，所以在他看来，动物学应该和植物学一样，尽快应用自然分类法。在这一点上，动物学特别是昆虫学的发展可以说印证了居维叶的看法，但随之而来的却是博物学学科的剧烈变动，就连居维叶所坚信的物种的固定性也受到质疑。说这场剧变是一场革命也毫不为过，这便是达尔文革命，它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分类问题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