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获赠澳洲样机之后

　　“澳洲人怎么设计出这块专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医院说，这块东西绝对不能破坏，我们就没再动，原封不动还回去了。”吉为民强调，当年的这个决定足以回应此后的“抄袭说”。

　　完全自发性质的草创团队，失败是情理之中。

　　刚开始，在研发体外机时，为了接近人耳“天然滤波”的功能，他们做了一个有20多个滤波器的体外机，机器足有2公斤重，病人背着太重。

　　这次失败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数字技术，开发DSP(数字信息处理器)电路的应用。眼耳鼻喉科医院则成立研发项目组，开始委托上海半导体研究所研制集成电路。

　　1985年，美国又传出消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同意一款澳大利亚研制的多通道人工耳蜗应用于成年语后聋患者(即在语言功能学习完成后，由于种种原因失聪)。

　　这个消息促使王正敏团队加快研发脚步，阅读消化澳大利亚团队公开发表的有关这款人工耳蜗研发的文献。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王正敏拿到了“实物”，他获赠了那款澳大利亚人工耳蜗(科利尔公司研制)。也正是它，如今被指为第一代国产人工耳蜗的“克隆”对象，引起轩然大波。

　　吉为民并不接受这一指摘。“我们拆开样机后发现，里面有一块芯片——这印证了我们此前认定的刺激器研究方向，但问题是，这是一块专用芯片。”

　　吉为民解释，类似于私人定制服装和大众通用品牌服装的区别，所谓“专用芯片”，即是由专用集成电路的方法制作，并非市场上可以买到的“通用芯片”。

　　“澳洲人怎么设计出这块专用芯片，光看是看不懂的。而医院说，这块东西绝对不能破坏，我们就没再动，原封不动还回去了。”吉为民称，当年的这个决定足以回应此后的“抄袭说”。

　　对于“不破拆芯片”，王正敏的解释是，既然不清楚专用芯片是怎么设计的，至少，一旦我国自主设计出样机后，可以与之比较“表现”，以验证我们的设计方向是否正确。

　　在这种情况下，上世纪90年代，上海半导体研究所首先攻关芯片。历时三年，最终没做成。团队后来发现，这块电路已大大超越了这个单位当时的能力。

　　与此同时，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洪志良教授也加入芯片研发。1993年，采用全定制和半定制相结合的方法，他设计出一种多通道电子耳蜗接受刺激器专用芯片。1994年8月的《电子学报》，记载着这个科研成果的论文《多道电子耳蜗接收刺激器专用集成电路》。这是一项申请到国家“八五”攻关项目资助的课题。

　　遗憾的是，在系统实验阶段，洪志良教授的芯片与临床要求还有差距。

　　“第一阶段研发是以没有得到满意结果而失败告终的，但以洪志良教授完成的芯片为代表，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并得出几点结论：第一，自主设计，是可以的;第二，只要将来遇到合适的工艺，这条路才可以走。”吉为民告诉记者。

　　1995年起，这个团队进入第二阶段研发。团队骨干成员范宝华联系到安徽的一家涉秘军工设计单位。后者明确表示“不用任何参考样品”，可以根据甲方要求，自主设计、研发、生产。

　　又三年，这个单位利用铝栅工艺，全定制技术，研制出了芯片样品。它解决了洪志良教授此前遇到的技术问题，但却无法使人工耳蜗在高电压下工作，这个阶段的研究又失败了。1997年，这个多通道人工耳蜗申请到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但与临床要求依然有差距。

　　“我们反复地研究工艺突破，但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吉为民并不讳言失败，但他向记者强调，第二阶段起，就没有再参考过科利尔的样品，“虽然设计还是同样的铝栅工艺，设计方法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