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回归上海“团队大协作”

　　很难想象，一个医生，经过30年，前前后后成功召集十多家合作单位。他们跨界之大，即便现在，恐怕也难以将这些单位凑齐。

　　由于在安徽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1998年，王正敏团队回归上海，并见证着团队进一步壮大。除了此前加入的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贝岭微电子制作公司等，新成员自发加盟，比如上海新茂半导体公司(前身是国家和加拿大北电合作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基地)、上海德胜电子设计公司、信息产业部58研究所等。

　　很难想象，一个医生，经过近30年，前前后后成功召集起十多家合作单位。他们跨界之大，即便现在，恐怕也难以将这些单位凑齐。比如，早期研制团队中曾有上海老凤祥公司的身影。王正敏告诉记者，综合考虑植入人体材料安全性、有效性等问题，国产人工耳蜗的电极最初选择了白金材料，而植入人体的电极线得比头发丝还细，白金拉丝工艺就拜托老凤祥完成。

　　“我们的研发过程就是知道谁有什么本事，就找上门，拉他们入伙。”揣着这份激情，吉为民和团队成员敲开过交大的大门，因为它有着当时国内最先进的一套CAD(计算机辅助设计)模具;找到了华东理工大学，电极外层涂料需要超薄，且绝缘，以材料研究见长的华理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个自发组建的科研团队，经费有限。大部分情况下，伸出援手者是被王正敏团队的激情打动，加工单位仅收取成本费，老专家则是在业余时间来义务帮忙。

　　时任上海市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唐根贤对团队的激情至今难忘，“我是1988年接触到眼耳鼻喉科医院申报的电子耳蜗项目，是老范(范宝华)给我介绍了王正敏，说他当初在国外学习时，把国家给的经费省吃俭用，不买自己的东西，全买科研材料。这一点对我冲击很大，我想，在那么一个时代，有这么一个出色的医生，领导这样一个班子，有这么一个好的项目，只要政府给予一定帮助，假以时日一定会有突破。”唐根贤当时同意立项，项目资金不多，给了27万。

　　“当年我们很怪，不谈回报，大家就希望搞成我们自己的人工耳蜗，来解救那些听力障碍者的痛苦。”吉为民说，这是那个年代特有的“自力更生，社会大协作精神”。

　　这种“不散伙”的状态一路走到了2000年，彼时，在国内工艺水平提升的基础上，吉为民和专家们投入工艺的重新开发。

　　与此同时，体外机(语音处理器)的研制也在推进中。时任复旦大学通信系教授周耀华是这项工作的牵头人。

　　“2000年，我们邀请周老师来做体外机，我们问他是不是需要看科利尔的体外机，他挥挥手说，我看也不要看，我弄得肯定比他们好。”吉为民对周耀华的自信印象深刻。

　　“我们的人工耳蜗绝不是仿制的，我们是经过精心制造，跟外国人完全不一样。”周耀华解释，国外(包括科利尔的样机)体外机采用的是集成电路，用滤波分频，而他当年采用的是一百兆的DSP(数字信号处理器)技术。

　　至此，团队开始了第三阶段攻关——将体外机和体内机合成。大量动物实验，反复调整电流刺激参数后，他们最终达到了国外的性能指标。

　　2003年，第一套国产人工耳蜗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