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著名文史学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前院长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授权、国际学术出版公司Brill翻译完成并正式出版,面向全球公开发售。这意味着,在西方世界,关于中国思想史有了属于中国当代学者的完整表达。在此之前,西方的中国研究者想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能借助的只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和半部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上周,即将前往哈佛大学访学的葛兆光在出发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文汇报:您的《中国思想史》英文版第一卷最近出版了,能向读者们介绍一下英文版的情况吗?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英文版虽然是刚刚出版的,但中文版是我十多年前的作品了。此前媒体关于这个英文版的报道,有不准确的地方,比如翻译过程。事实是,由于两位优秀的译者手上活儿很多,所以我的作品是在近两三年才开始翻译的,并没有“历时五年,数易其稿”这么夸张。
我个人并不想宣传这套书,毕竟是旧作了。当然,翻译出来我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能给西方读者看。
正如译者在序言中所说的,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思想史、哲学史,过去从头到尾完整的书,只有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和半部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过去西方研究者大多依靠的是卜德翻译的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它在很长时间里为西方中国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入门者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一条完整线索。
不过,一来冯友兰先生写的是“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有点不同;二来这套书是1930年代写的,英译本的上卷是1937年,下卷是1953年出版的,六十多年一个甲子过去了,是不是仍然适应现在业已变化的学术方法、新出史料的新状况?何况,我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看法,和冯友兰先生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翻译这样一套完整的、从上古到1895年的《中国思想史》,我想还是应该有它的意义的。
现在出版的英文版第一卷,包含了中文版的导论和第一卷,在内容上论述到7世纪。这次的英文版是经过删减之后再翻译的,成书只有中文版一半的厚度。因为原来的分量太庞大,为了适应海外读者的阅读习惯,我删去了一半内容。由于当初我预设的读者并不是一个初入门者,而是具有一定学术基础的人,因此写作时引用的史料非常多,有大量复杂的论述,现在基本上每一章、每一节都删过,史料这一块删得最多,论述也简化了不少。
对我而言,这本书是表达当下中国学者对思想史的新认识,所以,我希望英文版还是要以信、达为最重要的考虑,而不是考虑吸引或是适合西方人的口味。两位译者非常细心、认真,让我很感动。在他们的努力下,也许就给中西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搭了一座桥。
因为在《中国思想史》的导论中,我论述了重新理解中国思想史的一些思考和方法,所以这本书的英文版还没出来前,就有西方学者评论,他们确实觉得有一些新鲜,有一些异质,是一种属于中国的表达。
文汇报:您在北京大学曾接受过古典文献的专业训练,您觉得这对您从史料出发的研究方法有怎样的影响?
葛兆光:古典文献的专业训练,给我带来的影响是,不是仅仅从别人的论述中进入这个历史世界,而是从阅读文献中重构这个思想世界。如果接受教科书上现成的论述,那很可能你摆脱不了它固有的脉络。现在我之所以能够稍稍摆脱这种束缚,是因为我习惯了从一开始就重新回到历史起点,去看材料,然后再回来讨论问题。
当然,对我现在的研究方法同样带来影响的是,我们跟现代西方、日本、韩国学者的一些交流。这些交流给我带来了一些不得不回应的问题,这是一种刺激。当然,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关怀,这其中也包括个人的社会经验,它促使我去反思历史。
把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能解释我的学术研究的形成——从文献出发,重新回到起点;与东西方学者对话,适应国际语境;与中国的现实结合,用属于自己的方法去理解。
文汇报:说到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结合,您觉得该如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葛兆光:思想史并不只陈述过去,也表达现在。但学者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历史,而非解答现实问题。
作为历史学者可以反思历史,但是并没有现实的“处方权”,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家或官员,只能说这些问题和历史有一定关联,指出这些问题的历史来源。历史学家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只能告诉你这些内外困境的历史根源,不能告诉你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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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维铮(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思想史》做了一个有益的尝试,在思想史中打破了列传式的写法。过去的思想史,都只写一个个的所谓精英,写的是点的历史,是跳跃式的历史,而他则是努力写出一部贯穿性的、真的体现传统概貌的历史。
葛剑雄(历史学家,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思想史》涉及到的很多角度就是前人没有涉及到的。这从他所用的资料就可以看出来。我们以前的思想总是跟哲学和政治有很大的联系,而他现在已经联系到了知识、信仰等等。
文汇报记者 黄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