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记者 樊丽萍

　　

　　今年是教育部实施高考加分“瘦身”政策第一年。但河南、辽宁等地最近接连曝出的部分体优生资格造假事件，却让今年的高考录取工作遭遇“公平危机”。

　　

　　目前，教育部已明确表态，对造假零容忍。辽宁省已对全省体优生开展加分资格复查。教育部要求，今年开学后，高校对体优生进行专业复核，没通过复核者不得注册学籍。

　　

　　实际上，早在今年之前，体优生加分的乱象已层出不穷。去年，清华大学公开宣称不承认四川省国家二级运动员的高考加分，而湖南的体优生“加分产业链”也曾被媒体曝光。

　　

　　“越是成绩好的学生，越容易有加分的欲望。”比起舆论此消彼长的指责，有一些“过来人”的故事可能更值得一听。

　　

　　一群北京大学的在校生，以社会调查的方式记录了身边一些“采访对象”所经历的高考加分故事。这些故事，被收入在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出版的新作《科场现形记》中。

　　

　　如一些“过来人”在谈及高考加分时所总结的：加分是一种掩藏在学生、教师、学校乃至政府部门之间的“综合博弈机制”，不在其中者，难解其中意。

　　

　　高考加分就像一块“唐僧肉”，它的玄妙似乎人人皆知。但在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看来，未必。因为，有些“教育实情”你想象不到。或者说，“那段生活(中学生活)之吊诡，真的比想像更离奇”。

　　

　　把“教育实情”一五一十、不加油添醋地加以陈述的，是郑也夫的学生们。

　　

　　退休前，郑也夫在北大开设的最后一门课，名曰“批判的教育社会学”。按照他授课的惯例，一门社会学课程须有两个旋律构成：老师讲理论，同学做深入调查。《科场现形记》收入的文章，大多是郑也夫的学生提交的作业。

　　

　　从2010年到2013年，郑也夫收到了不少“好作业”。当这些由北大学生完成的作业被集结成册、付诸出版，公众或可理解郑也夫在他的另一本著作、《科场现形记》的姊妹篇《吾国教育病理》序言第一句话的深意：“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是愤懑，一个超龄愤青的双重愤懑之情。愤懑之一是对中国教育走到这步田地，搞成这副模样;之二是目睹管理者解答中国教育困境之弱智。”

　　

　　A为了不错失北大，有人不得不修改法律上的父母

　　

　　对于高考加分的“教育实情”，最有资格言说的人，相当一部分集中在北大——他们是一些切实享受过高考加分优惠政策的“过来人”。

　　

　　北大和清华，国内两所最顶级的名校，在坊间素有“状元集中营”的别称。

　　

　　不久前，刚出炉的《2014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披露，恢复高考37年来，北大和清华共录得各地1300多名高考状元。这份报告还同时显示：最近5年，全国高考“加分复读状元”已近200人，占状元总人数的45.80%。

　　

　　无独有偶，今年高考落幕，有机构也统计了各地的新科状元，发现其中加分状元有23人，加上复读状元2人——占状元总数的32.05%。

　　

　　“考生知道这一事实，其高中母校也知道这一事实：即使该同学实力再强，能够上北大的希望还依赖于其他人是否有加分这一事实。”在《科场现形记》中，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本科生刘小玲完成的调查“重庆‘高考加分门’事件的背后”被收入其中。

　　

　　这份调查把读者的回忆一下子拉到了2009年：当年的重庆文科状元何川洋被爆高考加分中的少数民族加分造假。何川洋正是一位“加分状元”，被举报后，他被香港大学拒录。

　　

　　刘小玲的调查报告表明，在重庆当地，能轻而易举获得少数民族加分的考生远不止何川洋一人。在个案访谈中，一些高考“过来人”的经历不约而同地指向一点：现有加分政策的混乱，导致很多学生甚至是优秀生也不惜弄虚作假。

　　

　　刘小玲的几位受访者，亲历了因高考加分而引起的一系列报考波折。

　　

　　其中1名2008级的考生，当年高考成绩656分，在重庆市裸分排名第9。但当各种高考加分项目被统计后，这位考生(仅有5分的三峡库区加分)被挤到了第25名。这一年，北大、清华和港大在重庆的招生名额总计24人，该生最终被挤出录取线，选择复读，第二年以重庆市裸分第三名，再上北大。

　　

　　另一位受访者是重庆市2007年的一名考生，当时的高考裸分第三名。这位受访者自述，很多同班同学的成绩不如他，但不少都有少数民族加分，这一件事经常让他感到苦恼，担心自己没有加分，上不了北大。分析自己的种种不利条件后，该考生后来不得不修改户籍。他的父母在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为其找到一户子女众多的人家，然后把他过到该户门下，并很容易地在公安部门完成了户籍申报，顺利通过少数民族身份认定。

　　

　　作为不愿意失去公平入学机会的“代价”，这位受访者在修改户籍的同时，也更改了法律上的父母。“这让他十分难过，坦承自己一直深受困扰，每次申请资助或是其他填写父母状况时，他都不得不写虚假父母的名字。”刘小玲写道。

　　

　　B越是高分生越容易被加分，这是“串谋”的结果

　　

　　无论是少数民族加分，还是体优生加分，按照刘小玲的调查和分析，各种形形色色的高考加分，在机制运作上是“学校、考生和其他有关单位不言自明的串谋结果，是一种综合因素的博弈。”

　　

　　刘小玲以重庆为例。由于当地的乡镇中学、县城中学和市区中学在接受公平参加除高考以外的保送或者自主招生机会的信息流通上存在差别，而这种不同地级之间中学的考生的差别，又会表现为伪造加分能力的差别。“市区学校可以伪造成国家二级运动员，各种加分借口琳琅满目。而较为偏远的学校只能借助自己的地理优势，伪造成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考生。

　　

　　这份调查报告甚至归结了一些不同地级学校考生加分的规律。“在北大出现的重庆考生中，很多都是二级运动员。他们大多来自于市区名校”，而“伪少数民族考生大多都是来自于县城及县城以下地区”。

　　

　　一头是学习尖子生为了升学，苦苦寻求各种高考加分机会;另一头却是高校招生官对于各种加分项目的日渐淡漠。

　　

　　“在很多地方，像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这样的加分项目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们必然加给了一些学习尖子——一来力排众议，这么评没有谁会反对;再来，只有加在有望冲击清华和北大的学生头上，这样的加分才算有意义。”一位如今任教于沪上一所名校的教授，曾多年参与这所学校在外省市的招生工作。和刘小玲一样，谈及高考加分项目，他也用了“串谋”一词：在很多地方，学习尖子生获得体育生、三好生等加分，背后多多少少有高中学校的暗中帮忙。

　　

　　这位教授坦言，给一些有望冲击北大和清华的学生找一些加分项目，高中学校是“盘算”过的。一来，这样做可能会人为制造出“加分状元”，一旦成功，学校将名声大振;二来，也是对自己学生的保护，一些高分生没有加分，很可能在和劲敌学校的对垒中以微弱的分差落败，失去上清北的机会。

　　

　　实际上，作为对现有各种形形色色高考加分制度的不信任和某种意义上的反抗，在今年教育部全面实行加分“瘦身”政策前，清华大学去年已经有所行动。

　　

　　去年6月，清华四川招生组通过发微博的形式宣称，不承认四川省体育二级运动员高考加分。招生组称，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清华就不认四川的体育二级运动员加分。微博上披露的信息还包括：“有的连无线电测向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还是该方向的二级运动员?”

　　

　　C从应届生到复读生，高考军备竞赛几时休

　　

　　“当下教育生态的本质是什么?军备竞赛。换言之，应试只是教育的病象与症状，军备竞赛才是病灶和根源。”这是郑也夫在《吾国教育病理》一书中对于中国教育沉疴的一个基本诊断。

　　

　　实际上，不仅高分生争夺加分有如军备竞赛，中学之间的竞争如军备竞赛，即便“种子选手”高考失利、错失清北这样的名校，他们也将面临另一场军备竞赛——被就读的高中一手安排进复读班，来年继续攻清北。

　　

　　在《科场现形记》中，由北京大学2008级社会学系硕士王文婷完成的调查报告“复读与中学声誉制造”，对我国西部某省一所县重点中学做了深入的样本分析——在这所学校，复读生的规模和本科录取率都大大超过了应届生，复读对高中来说，已成为“创收”的一个产业。

　　

　　按照王文婷的粗略计算，该省各市区一个家庭的货币纯收入为每年16744元。而一个高中生在当地的“超级中学”复读，一年的花费就是6000元至10000元不等，如果取8000元这个中间值，也意味着将花去一个家庭纯收入的一半左右。

　　

　　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已禁止全国公办高中办复读班。但包括王文婷在内，收入于《科场现形记》的多份调查报告指出，在不少省市，公办高中“曲线”办复读班，这一现象仍然屡禁不止。

　　

　　【相关链接】

　　

　　招考博弈战，“吃亏”的总是学生

　　

　　竞赛生弃保送选高考，为什么?

　　

　　马同学就读的高中，是浙江省的一所重点中学，每年的高考成绩都很不错，在浙江省名列前茅，2010年尖子生人数居浙江省第二名，本科以上的上线率为90%以上。马同学参加了数理化三门竞赛辅导，在省级竞赛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化学省级一等奖、物理省级二等奖、数学省级三等奖。由于化学竞赛获得省级一等奖，他可以进入省级集训队，并获得20分加分和保送资格。但出人意料的是，马同学没有在竞赛路上继续走下去，他没有参加省集训队，并放弃了保送资格。当成绩出来以后，马同学的班主任，也是化学竞赛的指导老师，不主张马同学参加保送，希望他参加高考。

　　

　　问：你已经有保送资格了，那你的指导老师为什么不让你去呢?他的理由是什么?

　　

　　答：挺复杂的，我估计当年是希望我出名次的。但是现在看来，我觉得相当不人道。当年我可能也是太过自信了吧，想着，反正加了20分，无论如何都能上的。老师就是说，依你的成绩肯定能上的，即使有点波动的话，加了20分也没事。他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完全不靠谱。因为高考的时候，我现在回忆，只要心态上有点什么波动，考试稍微有点失常的话，你多错一两道题，马上就被踢出去。……现在看起来相当于抢名次，相当不人道。

　　

　　高考的结果，并不如人所愿。当年，马同学考了660分，而北大在浙江的录取分数线是667分。加了20分之后，马才能进北大。马同学说：“选专业的时候不算加分，也就是说以660分选专业。所以我的选择余地不大，就那么三四个专业，信管、地空什么的，就连这些专业还要抢，后来辗转进入化院。所以从结果看，弄得很麻烦，也很狼狈。”

　　

　　师生间的一场激烈博弈：是否要报北大?

　　

　　河南省M学校，是该省首批被命名的50所“河南省省级示范性高中”之一。目前M学校有复读班36个，其中新校区4000多名在校生中，复读生就占了一半。差不多是高三应届生总数的一倍。

　　

　　M学校为提高清华北大录取人数，对老师下发任务。学生考取不同类型的大学，学校会为老师提供不同的奖励标准。在现实利益的诱使下，老师们经常一起力劝学生报考北大或清华。2010年高考，M学校有6人被北大、清华录取，共有34个班级130多教师受奖励，奖金总额达39.6万元。

　　

　　(以下是曾经就读于M学校的三位同学的访谈)

　　

　　A同学：2005年第一次高考成绩622分，报考北大，北大分数线为625分，落榜复读。2006年第二次高考成绩643分，北大分数线648分，中国人民大学分数线598分。第二次老师虽然劝报北大，但自己想谨慎一些，第一志愿报了中国人民大学，被录取。

　　

　　B同学：2005年第一次分数是579分，超过重点线14分，第一次目标是北大，但分数不够，最后报了复旦大学，复旦分数线613分，落榜复读;第二次考621分，超过重点线30分，第二次报考比较保守，当时想报北大、人大、政法，最后报了中国政法大学，被录取。

　　

　　C同学：2006年第一次高考619分，报考北大，北大分数线648分，落榜转入北大附中复读。2007年第二次高考657分，北大分数线631分，第一志愿报考北大，成功录取，是X市文科状元。(在填报志愿的过程中，老师和学生围绕是否要报考北大，开展激烈博弈)A同学：我第一次高考估分估多了，第二次估分估少了，一方面是估得比较保守，另一方面怕老师逼我报北大。我说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希望我就报北大，可是连百分之五十的希望都没有。老师知道了对我态度比较冷淡，劝我报北大我肯定不报。后来老师让我劝那个估分比我高的K同学报北大。

　　

　　C同学：后来去北大附中(复读)的消息瞒不住，M学校老师不让我去，我非要去。M学校校长请我喝酒，在县里旅游，带我见教授，给我一间单独宿舍等等条件也很好。不过我不在乎，也不想得罪老师，那时挺痛苦的。M学校老师开车去郑州接我，求我回去。校长命令副校长和年级组长，要把我带回去。校长对班主任说，要是不把我带回来，班主任也不用回来了。……我在北大附中上课时，M学校领导派人骚扰我，说以后常年在我跟前晃，不过也就在我面前晃了一次。

　　

　　B同学：在高考后，老师会尽量劝估分高的学生报考北大，老师利用所掌握的全市甚至全省的报考信息以及学生对自己的信任，鼓励学生按照老师的意愿报考。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不是根据学生的特点选择适合学生的大学，而是一味地追求政绩，追求奖金。……在这种博弈中，学生是吃亏的，处于弱势地位。而且老师不单单是鼓动学生一个人，会动员学生的社会网络，向父母、同学都来劝他报北大。很多人觉得真能考上，时间久了，自己也认为能够考上。

　　

　　小语种保送，是一条怎样的捷径?

　　

　　现今，小语种招生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保送、提前录取和6月份统一高考。十年来，小语种保送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并且竞争越发激烈。教育部本欲通过这项优惠政策，保证国家的外语人才，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已成为进入名牌大学的捷径。

　　

　　以北京大学小语种保送为例，名额总数并不多，但因只面向13所外国语中学招生，比起北大在一个普通省份的区区几十个名额来说，竞争已经大为弱化。

　　

　　刘洋(化名)是北大外国语学院梵巴语专业2005级的本科生，他所在的中学——南京外国语学校刚好具备保送北大小语种专业的资格。在被问及是否自愿填报这一“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时，他果断否认。作为中学6年来一直在学英语的学生，他的首选当然是英语。但是英语系保送资格竞争非常激烈，由于名额所限，他被英语系拒之门外;退而求其次选择稍微热门的“大语种”——法语、西班牙语等语种，也被无情拒绝。后来被告知，该年度招考语种中梵巴语因报考人数较少，尚有名额，校方问其是否愿意参加面试。由于这是最后一个进入北大的机会，刘洋及家人在多方考虑之后，还是决定以进入北大为重。

　　

　　问及未来的打算，刘洋表示，已经决定读博，现在正在准备申请国外的博士。“其实我也不想读博，但梵巴语真的不好就业，这是一门古语，只有供研究的文献，实际生活中没有使用者，所以几乎不被任何单位需要，也很难找到兼职;除了继续走学术这条道路，我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注：本文摘自《科场现形记》，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