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大对燕京学堂的设计中，“中国学”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最近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公示了“中国学自主设置交叉学科论证方案”，就“中国学”的学科内涵、理论基础、研究方向及研究内容，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论证方案中提到国外也有类似“中国学”的“以自身社会和文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并且特意举出所谓“美国学”，在美国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姑且不论这种以外国也有来论证自身正当性的心态，与“中国学”标举的主体性自相矛盾，单就主事者对“美国学”的理解和定位而言，就存在着诸多偏差。

所谓 “美国学”（American Studi es），一般译作“美国研究”，国内学界并不陌生。放弃通用译名，采用“美国学”这一新名词，目的显然是为“中国学”寻找某种作为支援的对应物。抛开这一动机不谈，仅就翻译的字面而言，在中文语境中，“研究”与“学”也包含着不同的指向，前者主要指较为宽泛和富于弹性的领域，后者则更多地带有将某一类学术研究体制化的意味。从美国研究自身的历史来看，“美国研究”作为译名更切合American Studi es的实际。事实上，美国研究最初就发起于学院之外，可以说它一开始正是反学科的。帕灵顿是公认的美国研究的奠基者，其代表作《美国思想中的主潮》奠定了美国研究的基本范式。这部巨著是帕灵顿历经14年独立完成的，在多次遭到出版商的拒绝后，直到1927年作者56岁时才出版。帕灵顿的美国思想史研究，致力于从跨学科的视角探讨作为整体的美国文化，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著述体例，都与当时美国主流的学科体制格格不入，因而在学院内难觅知音。

20世纪30年代，在米勒等人的努力下，美国研究开始进入学院体制。1931年，威廉姆斯在耶鲁开设了“美国思想与文明”课程，这是美国大学中最早的美国研究课程。到1947年，超过60所学院机构在本科教学中开设了美国研究课程。美国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人为设立的学科，而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后来的学科化与其说是学院体制的自觉建构，不如说是一个影响日益扩大的思想运动向学院体制渗透的结果。美国研究的兴起和繁荣，是和一战后美国的自我定位和自我理解密切相关的。从事美国研究的学者，以解释美国经验和探求“美国心灵”为职志。欧洲文明的衰落，激发了美国知识分子对美国自身主体性的探求，所谓“美国心灵”，就是建立在一片新大陆上的充满希望、理想和创造力的精神气质，它摆脱了旧欧洲的束缚，在一块拥有无穷机会的土地上展望自己的未来。

从美国研究的历史来看，早期的美国研究并没有以国际化为目标，反而有意回避欧洲的存在，着力解释美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塑造以美国特性为核心的主体性。对美国文化主体性的强调，甚至发展到了“美国例外论”的程度。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研究的经典范式开始受到挑战，新兴的亚文化研究（包括黑人研究、流行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等）对美国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美国是一个统合的整体的观念遭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美国研究开始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到了80年代，在新的全球化视野中，美国研究的国际性维度日渐凸显，美国学者也开始关注美国之外的美国研究。无论经历了怎样的范式转换，美国研究聚焦于美国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经验这一基调并未改变，即使是国际化，也是通过发掘其他国家的美国研究来丰富美国的自我认识。很难想象，有哪一所美国大学会考虑使用一门外语来讲授美国研究课程，并把招收国际学生放在生源要求的第一位。

如果说美国研究对中国自身的人文社科研究有某种启示的话，那应该是自觉地立足本土传统和经验，探求本国的文化主体性，而绝非用所谓的“美国学”来为“中国学”张目。与美国研究的历史和内在理路恰恰相反，“中国学”的建构以国际化为内在前提，其结果不是主体性的彰显而是主体性的失落。以前者来论证后者，无异南辕北辙，反而暴露出设计者对美国研究的无知，对于一心与国际接轨的北大校方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季剑青

（作者系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炎教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