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秋季开学,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国内几大名校均对外公布:农村生在2014级新生中的比例大增。
毫无疑问,这和国家实施“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有关。今年,北大的4076名本科新生中,专项生250人;清华3550余名本科生中,专项生250人。在上海,复旦大学的2014级新生中,专项生比去年增加了3倍多,同济大学较去年增加了4倍……
寒门学子能否叩开名校大门,这被认为是教育公平与否的风向标,也一直是舆论关注的焦点。
9月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的实施意见》。在招生计划分配方式上,《意见》明确了两大目标:一是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二是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不仅如此,对于进一步减少、严控升学加分项目、改进高校自主招生工作等,改革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也正因此,当这份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出炉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此次改革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期盼的进一步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有着诸多直接回应。
治理加分乱象,高考将更趋公平
“按照国家的招生考试改革总体方案,一系列的高考加分项目被取消了。让高考招录回到更加公平的轨道,这一点简直太重要了。”原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教授,这两天也密切关注着新高考改革方案。在他看来,这次的改革亮点颇多,取消高考加分就是其中一项。实际上,在他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期间,就曾关心并试图尝试在高校招生中取消加分的做法。
此次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大幅减少、严格控制考试加分项目。从2015年起取消体育、艺术等特长生加分项目。地方性高考加分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确定并报教育部备案,原则上只适用于本省(区、市)所属高校在本省(区、市)招生。
实际上,高考加分“瘦身”今年已经全面启动。教育部公开信息显示,2014年全国奥赛科技类加分、体育特长生加分和地方性加分项目大幅减少。综合三项加分资格的考生,由往年的5万人减至3万人,减少了40%。所有省份均取消了奥赛省级赛区获奖加分项目,各地体育特长生加分运动项目由往年70项调减至17项,地方性加分项目合计由往年124项调减至86项。“复旦大学曾想在招生时取消名目繁多的高考加分项目,只要报考复旦大学的学生,各种加分一律不算。”秦绍德回忆说,当时学校多次研究教育部关于高考加分的政策规定,却都没有找到一个突破的办法。“学校也曾和教育主管部门沟通,但想要实行这一条,非常难”。
眼下,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高考考的是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业水平,至于那些特殊的考生,已经通过自主招生等途径解决了。这样,清理各类升学加分势在必行。”
回顾高考加分政策的历史,秦绍德说,其初衷是对特殊群体入学机会的不公平性进行补偿。其后设立的一些加分政策,是为了满足特定时期高校对人才的要求。
秦绍德认为,在2003年前,高校自主招生试点还没有实行的时候,高考加分在对学生德智体的考核中确实起到了调节器的作用。但随着加诸其身的动机与利益越来越复杂,使得一度为了解决高考时分分计较,确保一些优秀人才能够进入高等教育的加分政策,反而成了分数崇拜的一种方式。
文汇报记者 姜澎
缩小城乡升学差距,实现公平不只是落实“指标”
为缩小区域间高考录取率差距、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学校人数,此次的改革方案出台了诸多硬性规定。比如,要求东部高校为中西部学子留专门名额,部属高校严控属地招生比例。按照这一轮改革目标,力争到2017年,录取率最低省份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缩小至4个百分点以内。
寒门学子上大学之类的话题一直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但眼下,也有专家指出,包括教育界在内,大多数人对于教育公平内涵的理解还不尽如人意。
自2003年国内部分高校率先试点自主招生后,学界一直有一种声音,认为这一政策对于农村地区学生而言十分不公。因为在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和兴趣特长的自主招生选拔面前,在欠发达地区接受教育的寒门学子显然不具备竞争优势。
根据后来的一些研究,国内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走低早从上世纪90年代就已开始。按照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的看法,出现这样的现象,主要是因为农村基础教育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即便是传统高考“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农村生的高考成绩仍难以和城市学生竞争。
让更多寒门学子能走进名校,靠传统高考的“一张卷”显然无法破题。2012年,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出《关于实施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的通知》。“专项生计划的实施,固然有助于让更多寒门学子接受优质高等教育。但招收农村学生的高校,除了落实国家的指标规定,是否也该对自己的招生、人才培养等环节作出一些反思。”沪上一位高教专家这两天发现,不少名校在今年迎新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专项生比例的提高。有高校甚至披露,为了把“宝贵的招生名额”落到实处、但又不影响生源质量,学校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部分国内的高校对于教育公平的理解,似乎还停留在完成量化指标的阶段。很多学校没有意识到——比起宝贵的招生名额,更宝贵的是这些步入名校的寒门学子。”这位专家由此提及海外一流名校的招生惯例,每年都要拨出一定招生名额投入到教育欠发达地区,同时招收一定数量的少数族裔学生。“这些世界一流大学头上可没有来自教育主管部门的‘指标’,但长期以来一直在自觉自愿这样做,其原因恐怕正是因为这些名校意识到,生源结构的多元对于培养领袖人才的重要性。”
最近几年,国内不少名校已经对这一问题有所意识,并纷纷在自主招生中推出了专门面向贫困地区学生的招生计划。但正如一些教育专家所指出的,实现“教育公平”不仅需要从制度破题,各级各类学校在落实改革方案,启动招生改革和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要努力通过实际行动,把“教育公平”的理念落到实处。
文汇报记者 樊丽萍
【聚焦新高考改革】
新高考改革的决策过程中,有哪几股势力在“角力”?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和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高等教育利益相关者增多。不同利益群体对高考招生制度改革表达了各自的利益诉求,提出的观点和建议体现了不同的、甚至是相悖的价值取向。有的希望通过改革,增强人才选拔的有效性,选拔出优秀生源;有的希望通过改革,促进入学机会均等,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有的希望通过改革,为学校和学生减负,让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还有的希望通过改革,让孩子进入好的大学,读上好的专业。
高考招生制度改革决策的形成过程和改革举措的出台过程,往往体现为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博弈”过程,也必定会触动某些利益相关者的切身利益。面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激烈冲突,决策者和实施者不得不有所取舍,求得妥协和平衡,而这又往往招致各方的不满和非议,从而加大了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推进的难度。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在决策过程中,我们感到有三个不同的层级分别在角力。当然,起关键作用的是主管部门——教育部相关司局。第二个是专家群体,像我们这样一直在呼吁的,改革的理性主义。第三个决策层级是中央政府,中央政府考虑问题的角度跟从具体工作层面和改革理想层面还是不太相同。
教育部司局习惯传统的工作模式,基本上还是“以改革为主”;专家群体关注的是“招生录取制度改革为主”,实现招考分离,高考制度分两块,一块是考试,一块是招生,但是中央政府呢?招生改革目标,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表述是:“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探索招生和考试相对分离、学生考试多次选择、学校依法自主招生、专业机构组织实施、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监督的运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一考定终身的弊端。”
“指挥棒”改革,要突出解决哪些问题?
张志勇(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高等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真正要突破的是两个“自主权改革”:一是赋予学生课程选择和考试的自主权,二是赋予高校考试和招生的自主权。这两点不突破,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就难以突破高中教育单纯追求升学率、高等学校招生“一考定终身、单纯以分取人”的窠臼。而给高校考试招生和招生自主权是给高中生课程选择和学习自主权的前提,是保障学生课程选择自主权的根本机制。这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通过赋予高中生参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自主权和高校对学生参与高考录取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自主选择权,在推进“两个自主权”改革方面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张力(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应当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宗旨,取信于民。国家将把重点放在改进招生计划分配方式上,通过调整高校招生计划安排方式,向中西部地区倾斜,提高中西部地区和人口大省高考录取率,继续实施国家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由重点高校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增加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形成长效保障机制,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当前,中央的治腐高压态势对净化高考招生环境产生了很大的正影响,让群众看到了希望,感到欣慰。对考试招生中的腐败问题,一定要依法查处。还要诚信制度建设,无论考试、测试,还是学生在校成长记录都离不开诚信。没有诚信制度作保障,与高考相关的所有数据资料都不足以信,在学生成长记录中就会出现编不完的“助人为乐”“拾金不昧”乃至“见义勇为”的故事。
顾明远(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这次改革减少了各种不科学,不规范的加分,不仅杜绝了违规造假的行为,维护了教育公平,而且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以后就不用再去上什么补习班、参加各种竞赛,一心一意把学校设计的课程学好,同时有时间参加自己喜爱的科学文化体育活动,改变被迫学习、被动学习的局面,使学生在生动活泼主动的学习环境中成长。秦春华(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恢复高考以来的30多年里,大学招生部门实际上只做了一项工作——录取,根据事先确定好的招生计划,按照省级考试机构提供的高考分数和学生报考志愿,从高到低顺次录取,录满为止。
这不是招生。因为大学招生办公室根本没有见过学生长什么样,是什么性格,有什么爱好和特点,等等。大学录取的是一个个冷冰冰的分数,而非招收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这也许是中国教育史上最不可思议的悖论之一。
现在,大学招生录取的模式变成了“两依据,一参考”,也就是依据统一高考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综合素质评价,实行多元录取。大学必须要根据自身办学定位和专业培养目标,研究提出对考生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报考要求和综合素质评价使用办法,并提前向社会公布。
为什么说这次的改革是一个“逗号”?
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有人戏称,高考改革不管怎么改,反对和赞成总是一半对一半。何以至此?这主要是因为改革缺乏最重要的博弈,即学校、受教育者和政府行政权力的博弈,更进一步说,目前这些“博弈”,都是由行政主导进行的,但真正应该推进的政府放权——把自主权给学校,把选择权给学生,却鲜见。只有推进政府放权,让学校获得更多自主权、学生获得更充分的选择权,改革才能避免“零和博弈”,而对所有地区、学科、学校、学生都有利。
如果高校能实行基于统一测试的自主招生,那么,分省按计划录取制度将不复存在,各地考生可在任何地区自由报考,以高考成绩申请大学。大学独立录取,在录取时,采用多元评价,这不就解决了录取批次问题(学校独立自主招生,不存在批次一说),高考按户籍报名问题(考生自由报考)、学生的自由选择问题(学校实行多元评价,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以统一成绩和中学学业成绩去申请大学)以及个性、特长发展问题(将特长纳入多元评价体系中)?
杨东平
这次改革以治标来换取治本的时间,先把最突出的表面不公正的问题克服了,包括高校自主招生等等,一方面这相对比较容易解决,另一方面又极大符合了学生和家长群体对公平的诉求。这个方案非常突出强调了保障公平,扩大公平这个价值;它也是一个渐进性、阶段性或者说策略性的方案。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目标模式,而是确定了以两个省市作为试点,2017年只有两个省市进入,各省市松了一口气,把大面积的群体给稳定了。
【大事小议】
香港陈氏家族3.5亿美元捐哈佛创该校最大单笔捐款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香港恒隆集团陈氏家族日前宣布,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捐款3.5亿美元,刷新哈佛自建校以来最大数额的单笔捐赠纪录。哈佛大学决定将把学院易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以纪念恒隆已故创办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
哈佛大学表示,这是该校首次因慈善捐款为一个学院更名,此前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是为纪念美国前总统而命名。
潘石屹“越洋捐赠”,陈氏兄弟豪赠哈佛,都是中国富人,都是捐赠国外高校。捐“内”还是捐“外”,这样问题的提出,一方面说明我们的慈善文化还不够成熟,仍有些偏隘;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国内的大学基金会工作难尽如人意。
2011年5月清华大学“真维斯楼”遭网络吐槽为“卖身”,该楼之后也被迅速摘牌,映射的就是这种不成熟。陈氏家族方面就表示,这笔捐款是为纪念自己的父亲陈曾熙。试想,如果这笔钱是捐给国内高校,能冠名吗?它很可能面临各种质疑,还有复杂的行政审查。
——史泽华(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为什么国内大学得不到同根同种的本民族富豪的青睐和“钟情”,这恐怕是需要相关部门深刻思索的。国内的大学和国外大学在接受校友以及社会各界捐助的机构设置上虽然都是基金会的设置形式,但是它们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是,国内大学基金会理事会的成员构成更多是现任大学行政部门的领导,从属于大学的行政体系内,而公益慈善组织的最大特性就是要保持其运作的独立性和可监督性。
——王丽(媒体人)高校“行政化”带来负面影响
老师称之为“三奔一荒”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今年教师节,一项有关高校教师收入的调查显示,同样是大学教授,同一职称内部的个人收入差距大,教授中最高收入者是最低收入者的15倍,副教授之间是23倍,讲师是25倍。
研究者认为,高校行政化是导致收入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行政化导致“双肩挑”者成为大学中最有实力的职业群体,目前高校的行政管理者不但拥有行政资源,也日益拥有了学术资源。而高校“行政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调查中,有教师形象地描述为“三奔一荒”,即奔钱、奔官、奔项目,荒学术。
到底是行政化导致了收入差异,还是学术权和行政权没有分离造成乱象?比起简单提“去行政化”口号,大学更应该从制度建设破题。
——腾讯网友
武汉一所中学试点“权力下放”谁来当任课老师由班主任说了算据《长江日报》报道,4年前开始,武汉市常青第一中学在全市率先尝试将权力下放:学校聘任年级组长,年级组长聘任班主任,而选哪些教师上课,权在班主任。校长称,此举初衷是为了优化师资、财力以及物质资源配置。“以前是‘包办婚姻’,现在是‘自由恋爱’。”
让教师有内生的动力投入教学,为这样的改革叫好。
——腾讯网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