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侠

中国式创新贫血现象的原因，在于缺少软性基础条件支撑，这就要为创新补上文化之气

文化在创新者的概念框架中以三维形式体现，即真理、伦理和审美，若发展不匹配，创新将受制约

一个进步的文化纲领，对于创新具有根本性意义。而退化的纲领让我们认识的世界，就是退化的模样

每年10月份，都是中国科技界很纠结的时刻：当年是否有中国人获诺奖？毕竟，诺贝尔奖是当今世界上公信力最高的科技奖项，它间接地证明了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成就。遗憾的是，中国人在科学领域里经历了年年希望，年年失望的尴尬局面。如果追踪溯源的话，诺奖注重的是科技活动末端的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就因果分析而言，这相当于果，那么对于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体制来说，寻找它的运行失灵过程则是因。基于这个思路，我们想知道中国创新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由此，才有可能找出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贫血的创新”原因何在？

笔者在几年前曾撰文，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关于创新的社会基础条件的模型，这个支撑条件模型由五个要素组成，分别是制度支撑基础条件、经济支撑基础条件、人力资源支撑基础条件、文化支撑基础条件与舆论支撑基础条件。前三项基础支撑条件是创新的硬性基础条件，而文化与舆论基础条件则是软性支撑条件。硬性基础支撑条件，对于短期创新行为具有高度敏感性，而软性基础支撑条件则对长期与原始创新具有敏感性。

反观中国近二十年的创新之路，不难发现，我们所营造的创新环境仍然停留在硬性基础条件的改善上，这是初级创新的基本标配，一旦创新模式升级：从模仿式创新向原创性创新的转变，这种硬性支撑条件就无法发挥其所预期的效果。仔细检视这些年的创新历程，不难发现：国家把创新列为基本国策，这意味着从制度上提供了充分的基础支撑条件保障；再有逐年加大的科技投入，尽管有限，但这相当于从经济上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条件；以及从上到下的各类人才政策的出台，相当于为创新营造了一个层次多元化的人力资源支撑条件。然而，这些硬性基础支撑条件逐一试验过后，我们发现创新效果与预期并不相符，那些渴望已久的重大原始创新仍未出现。就目前的科技管理体制来说，能够用于支撑创新的各种手段都用了，然而运行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重大原始创新仍未出现，而且还出现了更难于治理的功利主义问题，及科技界整体创新乏力的困境，我们称之为“贫血的创新”，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

如果把创新过程看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那么，可以把造成中国式创新贫血现象的原因，归结于缺少软性基础条件支撑，这就是要为创新活动补上文化之气。

需建立新的支撑创新的文化

在缺少一种文化基础支撑条件的背景下，期待源源不断地涌现出重大原始创新成果，那几乎就是一种缘木求鱼式的幻想。为什么文化基础支撑条件在创新中具有如此重大的作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晰地阐述，导致人们总是认为文化的问题太虚，在科研活动中起不了多大作用，这种观点目前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短视的共识。

我们认为文化在创新中的作用，是以构筑创新者的内在概念框架为己任，换言之，文化在创新者的概念框架中以三维的形式体现：即真理之维（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之维（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审美之维（解决人与自我的关系），如果三维的发展不匹配，那么，行动者的创新能力将受到制约。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当代文化，从骨子里讲是一种实用主义文化再加上一些当代盛行的物质主义文化的拼盘而已，它侧重于真理之维，捎带伦理之维，由此，我们逐渐养成一种习惯：只相信可见的有形收益，而不屑于无形的远见与召唤。如果再通俗点说，看看构成我们文化的哲学基础，其贫乏已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能有创新精神呢？笔者以前曾撰文探讨：世界观落后了会怎样？其实，我们都是通过我们头脑中所拥有的概念框架去认识世界的，如果我们头脑中的理论框架是一种退化的纲领，那么，我们看到的世界就是退化的模样，这也就是哲学家汉森所谓的“观察渗透理论”的深意所在。

同样，哲学家波普尔和库恩也曾指出：拥有不同的理论你看到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在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西方学者常用开普勒和第谷一同在山顶看夕阳的例子来说明拥有不同概念框架看到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情形，对于开普勒来讲，他相信哥白尼的日心说，夕阳美景对于他来说，只是地球自转的结果；而对于相信托勒密地心说的第谷来说，夕阳美景则是太阳绕地球转的结果，这是上帝创世的荣耀。由此，不难明白，拥有一个进步的文化纲领对于创新来说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这也就是笔者这几年来一直在说的话题：哲学之眼与科学之根的用意所在。翻翻科学史的众多案例，不难发现那些取得伟大成就的科学家大多具有比较先进的自然哲学，鲜见例外。

现在回到一个热点话题，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创新的关系。在国学热日益泛滥的今天，如何看待国学不仅仅是一个学理问题，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战略选择问题。儒家文化充其量提供了一种解决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之维，它内在缺少自由要素与公平要素，而这两点恰恰是维系创新的根本所在。从实践后果来看，在儒家文化主导下的2000多年的时间里，我们仅仅出现了四大发明（相当于原始创新），平均500年一项重大发明，可见其效率与创造力的贫乏。因此，儒家文化作为农耕时代的产物在工业化时代就是一种退化的纲领，它不能为创新提供有力支撑条件。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讲，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建设新的支撑创新的文化，而文化的形成是缓慢的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好在世代的更迭与观念更新都很快，只要时刻保持开放与包容的心态，一种新的支持创新的文化的形成还是可能的，这也就是本文所期待的文化补气之路，尽管开始很难，但会越走越好走，反之，有些路刚开始看起来好走，但会越走越难。此刻，任重道远绝非戏言。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