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不同会议有不同的工作目标，发言者最好能审时度势，选择适当的论述策略。否则，永远说那么几句正确的空话，未免辜负了听众的大好时光。设想以下三种状态：第一，大家心平气和，坐而论道，那不妨高来高去，呈现各自的理想状态；第二，主旨是表达民间立场，兼及情绪发泄，那就是挑毛病了，激烈点也无所谓；第三，设身处地，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那是要方案的，必须兼及现实性、具体性与可操作性。

本周我出席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该论坛谈论“教育公平”，最终是要出“报告”的，无疑属于第三类。因此，我选择了“拓展211工程”这么个小题目。其实，几天前我已在《文汇报》（2015年3月27日）上发表《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这回“再说”，希望将话题引向深入。

除了北大、清华乃“天之骄子”，无论蛋糕怎么切分，都不会拉下，因此显得比较淡定；其他的大学，一听说教育部出台新的政策、规划或工程，必定奋起争抢。如此折腾，不利于大学“宁静致远”。

去年，我在一次演讲中称：“二十年来，非211大学与211大学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我们观赏北大、清华高歌猛进的时候，必须回过头来考虑这些非211大学的艰难。……如果没有很好的教育规划，单靠几所名牌大学，中国的高等教育恐怕还是无力承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的。”这是大实话，本来很平常，若不是去年年底的一场风波，不值得重新引述。

去年岁末，中南大学校长透露教育部将取消211、985工程建设，媒体上于是出现不少对这两大工程的讨伐，主要集中在此高校拨款机制导致的贫富不均。最惊人的说法来自贵州大学校长：“贵州大学在校学生6万人，人数超过绝大多数'985'、'211'工程高校，但自1949年至2012年的63年间，中央财政对贵州大学的累计投入为1.63亿元”；“这63年的投入还比不上我以前工作的浙江大学两个月的投入”。我承认各大学的办学经费有很大差异，但不能瞒天过海，理解成年均250万，就能支撑起这么一所大学。这里说的是“中央财政”，因贵州大学不是部属大学，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拨款支持。贵州大学好歹还是211工程大学，其他没能进入211的，处境就更为艰难了。有媒体报道称，2013年清华大学获得的财政拨款为27.75亿元，而非211高校中科研经费最多的西南石油大学，其财政拨款约1.2亿元，两者相差23倍多。

单看这两组数字，很容易激起民愤。虽然统计口径有待说明，表述方式也有待改进，但问题是确实存在的。怎么解决？有三种不同思路：第一，既然有此弊端，那就彻底废弃，重新设计评价体系与拨款机制；第二，保持原状，逐渐淡化，另立新的工程，如“2011计划”等；第三，承认其历史功绩及现实缺陷，但不舍不弃，在改造中升级，也就是我说的“拓展”。当然，前提是承认“改良”是可行的，不取“不全宁无”的决绝姿态。明知做不到一招制胜，彻底解决问题；那就退而求其次，一步一个脚印，尽可能往好的方向挪动。

211、985以及2011，这三大工程都缘于政府决策，因此，必定是集权威性、执行力与官僚气于一身。有一利必有一弊，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若想促成中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大概也只能这么做了。在现阶段，完美无缺的教育观念与彻底公平的拨款方式，很可能如镜花水月。因此，我更倾向于在原有基础上调整、改造、升级，而不主张推倒重来。

教育决策牵涉千家万户，而且一旦实施，要大改是很难的。因此，最好谋定而后动。谈教育，我不喜欢很有戏剧性的“日新月异”，更倾向于“移步变形”。1993年正式启动的211，1998年推出的985，以及2011年讲述的2011“故事”，这三大教育工程各有利弊。很怕主事者为了显示高瞻远瞩，过两年又弄出个新工程来。那样的话，大家又得调整思路，疲于奔命，忙得四脚朝天。除了北大、清华乃“天之骄子”，无论蛋糕怎么切分，都不会拉下，因此显得比较淡定；其他的大学，一听说教育部出台新的政策、规划或工程，必定奋起争抢。如此折腾，不利于大学领导及教授们的“宁静致远”。

扩大211的范围，毫无疑问，等于是在稀释原本有限的荣誉与资源。所有在中国挤过公交车的人都知道，车上与车下，对拥挤与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喊往里挤，一个说挤不动。但增加211工程大学的数量，会削弱已上车者的权威与收益，有利于缩小各大学间人为造成的差距。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中国大学确实比以前有钱多了。两组数字，一看就明白：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1998年是2.59%，2013年提高到4.30%；2014年不知道。但今年3月李克强总理工作报告称，“经过努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超过4%”。而从1998年至今，历年GDP增长速度，最高的14.16%（2007年），最低的也有7.4%（2014年）。这么一算，最近十多年中国教育经费提升的幅度之大，有目共睹，是值得骄傲的。分配不太公平，但不管哪种类型的公立大学，其经费都在明显增加。而从国家财政考虑，如何使用增量部分，是有很大的灵活性的。因此，211工程到底是关门大吉，还是进一步拓展好，钱不是问题，关键在于立场及观念。

我提出对211工程的“动态管理”，并不是主张对所有211大学每年都来评审，或建立“末位淘汰制”。那样的话，二桃杀三士，又会制造出许多新的混乱。只有在学校出了大问题——或管理，或教学，或财务——且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个时候才需要取消其211资格。

我主张拓展211工程，但希望严格评审，逐渐增加，而不是一次到位。因为我注意到，前些年的“评比”与“创建”，有弄虚作假的，也有贿赂过关的，但整体而言，还是促使大学校长及地方政府殚精竭虑，图谋发展。可见，这一“寻找差距”、“努力创建”的过程，还是很有意义的。

扩大211的范围，毫无疑问，等于是在稀释原本有限的荣誉与资源。这个时候，已经上车的，很可能不太乐意。所有在中国挤过公交车的人都知道，车上与车下，对拥挤与否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一个喊往里挤，一个说挤不动。若着眼于中国教育大局，增加211工程大学的数量，会削弱已上车者的权威与收益，但有利于缩小各大学间人为造成的差距。从教育公平立场，国家财政拨款，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某种意义上，这只是“回归常态”。

211工程最初的设想，是“为了面向21世纪，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中央及地方集中力量，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使其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水平。不要追问何为“世界一流”，反正在原有基础上“大有长进”就行了。这“100所左右”的计划，比赛终场哨声响起时是112所。可见数字是人定的，本来就有很大的伸缩性。既然100可以变成112，为什么就不能变成150或180呢？若我们不急不缓，有序推进，到2050年，建成150或180所211工程大学，有什么不妥？说到底，就像我在《拓展211工程，实现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中所说的，211只是一个标志性的台阶——“若越来越多的中国大学踏上这个台阶，是大好事”。

你可以说211、985只是国家重点资助某些学校的激励手段，不是等级划分，也不是学术鉴定；可在现实生活中，这早就成为中国大学的名牌标志了——民众择校这么看，官员拨款这么看，专家评审这么看，甚至连国外大学录取研究生时也以此划线，你说这是不是等级或台阶呢？大学本就分等级，就看那条线划在什么地方，以及是否将此分界线凝定。我没说两千所大学肩并肩齐步走，只是主张借挪动分界线，激发中国大学内在的创新活力。

此前的评审，无论985还是211，明显偏向于科研经费较多且有成果可转化的工程技术类大学，而相对忽视了综合性或师范类的大学。对于“大学理念”稍有理解者，当明白此中的缺失。此说若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并导向更为深入的讨论，我还有两个附加的建议。

第一，新增加的211工程大学，主要向条件比较艰难的中西部地区投放；

第二，遴选新的211工程大学时，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在大学中的作用。

第一点估计不会有太大争议，第二点须略为陈述。此前的评审，无论985还是211，明显偏向于科研经费较多且有成果可转化的工程技术类大学，而相对忽视了综合性或师范类的大学。对于“大学理念”稍有理解者，当明白此中的缺失。

以上所论，不是宏观政策，也不是理论阐释，只是局部修补；如此议案，自认为切中时弊，且具有可操作性。

但以当下中国的舆论环境，以及读书人公信力的日渐丧失，提出此建议，最可能接到的“砖头”有三：

第一，你身为北大名教授，提此建议居心叵测，很可能是想借此捞一把——拓展211工程，那就得有评委；你当了评委，就可以公然受贿。这虽是玩笑话，可我还是得“严正声明”：此前我没当过985或211工程的评审委员，若重新启动211，我也不会凑这个热闹。

第二，你为什么要充大头，提这样的方案，是不是已经得到某些有竞争力的大学的经费支持？如此“诛心之论”，等于把所有公共政策的讨论都化成个人利益之争，实在可悲。长期在北大工作，我不太能体会地方高校教授及校长们的委屈，还嘲笑他们热衷于争项目、跑课题、拼评审等；近年因走访各地不少第二梯队的大学，方才真正理解他们的努力与困境。正因为我不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才觉得有义务站出来说话。

前两块“砖头”自信能躲得过，第三块可就得看大环境了：以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以及教授们的道德水准，一旦重新开启211工程评审，会不会各种乌烟瘴气全都卷土重来？

我的想法是：若反腐能保持如此高压的态势，校长及教授们大概不会愚蠢到铤而走险。说不定这个时候评审，还会更顺利，也更公正些。

当然，“维持原状”是最安全的。只可惜，这么一来，有点愧对那些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原本有可能更上一个台阶的好大学。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注：本文为陈平原在《“十三五”期间大力促进教育公平高峰论坛》上的讲话，结合会议讨论的发言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