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见习记者　李晨琰

出生于上海，成长于安徽，学习在美国，后又自学瑞典语、斯瓦希里语、德语……从大学时便立志探索语言的奥秘到因创立著名的“词汇扩散理论”而在国际语言学界享有盛誉，香港理工大学讲座教授王士元的一生与语言人类学密不可分。

无论是在实验室操作仪器、到医院探视失语症患者、跋山涉水寻访说奇怪语言的人……语言学的包罗万象都令王士元深深沉醉其中，“透过这些迥异的语言让我看到了多彩纷呈的世界。”

近年来，语言学家们走出书斋，走向田野，与人类学家、遗传学家合作研究，借助先进的科学技术平台，将语言演化问题带入多学科研究视野，产生了一批重量级的学术成果。王士元亦是这一领域的领跑者，年逾80的他始终紧跟语言学发展的最前沿。日前，适逢第七届复旦大学人类学日，王士元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讲述如何用一生推动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

应通过跨学科对语言学从不同维度加以研究

人之所以为人，最独一无二的就在于语言。但是，在研究语言学的学者看来，从不同的维度看语言，会发现，语言包含着各种信息，把这些不同的信息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全面、更清晰、更深入地了解语言是什么，才能理解人类的本质。因此，“语言学研究一定要有跨学科的宏观视野。”王士元常用“盲人摸象”的比喻来形容研究人员的划地自限，如果这些学科各行其道，我们很难对语言的全貌有透彻的认识，但若研究人员能意识到自己的局限而与其他学科合作，取长补短，就能为学术研究开拓新的视野。“语言学里的东西，越是能够和其他学科相连，基础就会越扎实，论据也会越有说服力。”

早在1978年，王士元就发表论文强调语言历时研究的三种尺度：宏观、中观与微观。微观的语言研究涉及个人的语言习得与消失，中观的语言研究则是历史语言学的范畴，可以溯及几千年前的语言，因此必须借助对人群的往来和历史的理解，才能更深入研究语言的变迁。至于宏观的语言研究，则旨在探索语言的涌现和演化，因此更要借助考古学、遗传学等学科。

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王士元特别强调探索过去要有三个窗口：考古学、遗传学和语言学，这样才能得以追溯并还原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场景。“语言涉及方方面面，不仅与大脑有关，也与基因有关，人类的基因系统造就了大脑，让我们拥有学习语言的能力。”王士元举了个例子，比如FoⅹP2基因就与语言密切相关。

FoⅹP2基因是在一个被称为“KE家族”的人群中发现的。这个家族三代人共有24名成员，但是一半人无法自主控制嘴唇和舌头的运动，发音和说话极其困难。而且他们也存在阅读理解障碍，表现为不能正确拼写词语，难以组织好句子，弄不懂语法规则，很难阅读和理解别人说的话。研究人员先对“KE家族”成员进行大脑图像扫描，发现其中有语言障碍的人在大脑分管语言的“基底神经节”部位出现异常，而FoⅹP2基因就是在基底神经节表达和产生功能的。

“不同学科之间的边界犹如画在沙滩上的线条，随着每一次新知识波涛的到来，边界就会发生变化，甚至完全消失。人类的知识，特别是研究语言的知识，应该彼此相连，并最终相互贯通。”王士元表示，语言学是结合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生命科学的桥梁，并使二者相辅相成。人文社会科学帮助我们系统呈现社会里的问题，自然科学则运用实证方法和科学技术观察大脑，通过实验与量化深入解答我们想探究的课题。

语言并非独立体系，而是深植于文化和文明中

除了从事理论的探索和实验的证明，王士元也积极投身田野工作。他曾与南开大学石锋教授到广西大瑶山研究瑶族，也曾随北京大学陈保亚教授到云南考察白族、普米族、傈僳族、怒族等少数民族，并曾远赴吉尔吉斯斯坦考察东干人。

王士元说：“在田野调查时，我们记录了许多少数民族的语料，一方面有助于解决语言的演化问题，知道什么是纵向传递，什么是横向传递。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留意到那些正在快速消失的语言。”

在田野调查期间，当地人告诉王士元，每铺一条柏油路，就会消失一种语言。“因为村民一旦发现外面的发财之道，就不太愿意传承自己的文化遗产和语言。”王士元不无惋惜地表示，一旦失去了语言，就会失去一种文化，因为语言并非独立自主的体系，而是深植于文化，甚至人类的文明和认知中。

实地勘探也解决了一些争论已久的问题。比如，白语是汉藏语系中少数几种系属问题存在争议的语言，白族的语言兼有汉语和藏缅语的特点，在语音、词汇和语法等方面，白语既有很多和藏缅语对应的地方，也有一些特点和汉语相同或相似。因此语言学界对白语系属问题一直颇有争议。在白族学者霁木弘的帮助下，王士元一行人走访了几十户白族家庭，了解到白语分为南部、中部和北部三大方言。南部方言即大理方言；中部方言为剑川方言；北部方言原称为碧江方言　(怒江方言)。由于白族人口聚居程度较高，因此，白语方言总体上看差别不大，各地白语语法系统基本一致，词汇大部分相同，只在语音上有一定区别。“从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综合来看，白语中大量最基本的常用词都来源于汉语，这种现象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是少见的，可见其借用汉语的历史相当悠久。”王士元说。

这些田野调查的经验，让王士元有机会接触中国西南丰富的语言文化遗产，也让他获得了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第一手的宝贵材料。走入田野让他徜徉在丰美的语言天地间，体会到语言多样性的可贵和重要，也让他慨叹语言濒危的无奈。

21世纪的中国应成为语言学的重心

2015年，王士元获聘为香港理工大学语言与认知科学讲座教授。他的研究方向也从单纯的语言研究转向认知退化的探索。老年人的失语症与老年人认知能力退化间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方法能尽量补救或避免语言能力的丧失？“我们对婴儿语言的习得已有不少认识，但对老年人语言能力的消失还知之甚少。”

王士元通过EEG(脑电波)技术来对不同年龄段的大脑进行脑电测试，试图观察语言的退化与阿尔兹海默症之间的关系。他向记者展示了一组青年大脑与老人大脑的对比图，图中可以明显看出老人大脑开始萎缩，脑组织结构体积缩小、脑实质减少。“我们常常会用一些简单的小测试来检测大脑的反应速度。”王士元举例，比如色彩与文字的游戏。当只需人们识别色块的颜色时，大多数人都能做到，但当文字涂上色彩，要求人们念色不念字时，能够快速反应的人就少了很多。“老年人比年轻人反应慢，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们还发现了个有趣的现象。就目前得到的一些实验数据来说，中国人比起白色人种更容易得阿尔兹海默症，当然这需要更多的实验佐证，并需要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等学者一起配合探究。”

鉴于人口老化已是全球不得不面对的严峻挑战，随着医疗进步和环境卫生改善，保持健康身体的同时该如何维护认知能力的活跃，是高龄化社会必定要应对的问题。王士元希望能借由测量脑电波来对认知障碍进行早期的诊断评估，以期能防患于未然，在大脑开始呈现失智退化迹象前，就能及早发现并采取相应措施来减缓这个趋势。

虽然王士元自幼赴美，心里却始终记挂着自己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争光，因此每次他到中国各地讲学，都一定会告诉在场听众：19世纪语言学发迹于欧洲，20世纪语言学兴盛于美国，但我们要让21世纪的中国成为语言学的重心。他这番语重心长的话，不仅是对所有中国语言学研究者的衷心期许，亦是他一辈子兢兢业业、念兹在兹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