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也释放出一个明确的信号:中国在对待进出口贸易上,有更明智的思考和选择。
“有些国家总认为,出口是好事,因为可以创汇,而进口太多则不好,似乎被别的国家占了便宜。这是一种很错误的想法。”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执行主任阿兰嘉·冈萨雷斯今天在出席于华东理工大学举行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贸易高端论坛”时,毫不掩饰对中国举办进博会的赞赏之情。
▲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ITC)执行主任阿兰嘉·冈萨雷斯
进博会是迄今为止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博览会。在阿兰嘉·冈萨雷斯看来,这不仅表明中国清晰意识到坚持开放才能赢得更长远的未来,而且通过进博会的举办,也能够创造更多促进全球贸易的机会。“全球贸易本来就应该让世界上99%的人受惠,国家间通过进口和出口,可以促进更多要素在全球流动,深化分工合作,实现共同壮大。”
是时候重新认识“进口”了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企业只要涉足国际贸易,都希望能够通过全球资源配置,以更低成本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提升微笑曲线中的位置,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迈进。对企业来说,这是很自然的现象,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很多时候,情况没这么简单。
“如果一个国家总是追求贸易顺差,总认为出口是好事,进口不好,这样的观点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就落伍了,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也都不会接受。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就是:贸易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是因为双方都能从中获益,否则买卖就做不下去了。”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驻世贸组织首任大使孙振宇直言,过于强调贸易逆差,因贸易出现逆差而要开打贸易战,这种想法并不足取。
以中国为例,中国与全球40多个国家存在着贸易逆差,但中国从未因此提出要加关税或者限制贸易。从历史经验看,切断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从根本上说并不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商务部原副部长、中国驻世贸组织首任大使孙振宇
“中国的外贸体制,过去是像前苏联学习的,实行中央计划经济,外贸经营权高度集中,当时只有20来家公司有进出口经营权,这部分比重大约要占到70%,而通过其他途径进行的转口贸易大约只有30%。”孙振宇说,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千万百计强调要扩大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国缺少外汇。“中国对出口创汇一度有着根深蒂固的观念,希望能够把挣来的外汇,购买国家发展所需的关键技术,高端装备或核心零部件等,把钱用在刀刃上。”
“在很长一段时间,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出口创汇,曾是写在不少政府部门工作文件上的目标。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快速发展,总有一些优先发展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说,经过改革开放40年,随着我们手里的外汇越来越多,通过购买先进的产品、技术等,陆续满足了一些优先发展区的需求后,尤其是在出口贸易已经达到一定目标后,现在是时候重新考虑进出口贸易的关系了。“对中国来说,要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扩大进口和扩大出口是相辅相成的。”除了供给侧的需要,进口不同国家的产品也能给国内消费者提供多元选择,带动消费升级。
从最早聚焦出口贸易、应运而生的广交会,到后来出现的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把单一平台变成进出口双向交易平台,再到如今开办进博会,在隆国强看来,这一演变历程本身也说明中国在全球地位和分工的变化。
全球贸易能造福99%的普通人
当下,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逆全球化暗流涌动。在世界经济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举办进博会,必然受到全球的关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增长,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继续发展,只有坚持开放。我们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而开放。而进博会的举办也是中国继续主动开放市场的重大政策宣示和行动,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来越大。”隆国强说。
按照阿兰嘉·冈萨雷斯的看法,进博会的举行,中国通过主动扩大进口,对外释放了从“中国工厂”转变为“中国市场”的积极信号。在她看来,在中国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支持的同时,进博会将带来很多商贸机会,而这本身也是各国之间加强沟通、增加相互了解的重要平台。
阿兰嘉·冈萨雷斯的一句话,给与会专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全球贸易能够造福99%的普通人,而1%的人除外。
对此,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库普曼用他的实证研究,给出了解答:如果全球贸易体系一旦封闭,那么各国的生产成本都会骤然增加,1%对价格不太敏感的富人最后才受到影响,而为此埋单的是普通人,一些经济困难的人甚至可能入不敷出。
▲世界贸易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库普曼
WTO现代化改革备受期待
不少与会专家提及,基于当前国际贸易摩擦,一些主要的发达经济体已着手推动WTO改革,不少成员国都寄希望于通过WTO改革,恢复自由有序的多边贸易体系。
隆国强说,随着WTO改革提上议程,如何让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进一步通过改革完善,加强全球经济治理,这是全世界共同的责任。中国也将和国际社会携手推进多边主义,进一步促进贸易便利化。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兼总裁王新奎指出,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全球层面,当前各国政府与贸易、投资和金融监管有关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大多是在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对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的监管目前还处于试错、姑息与适应状态。从长远看,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规则的判断可能是WTO现代化改革所面临的真正挑战。
作者:樊丽萍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樊丽萍 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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