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高校科研院所的学术不端现象时有发生，引发社会对于高校学术道德建设整体状况的担忧。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全国两会期间表示，惩戒学术不端，近期教育部将发布相关文件，有新动作。

究竟如何看待学术道德建设？笔者认为，首先要明确三个问题：第一，学术道德的主体是谁；第二，行为（结果）与规范的匹配度如何；第三，裁判机制是否合理有效。

一般来说，学术失范现象的发生，大多与上述三个环节中的某一项或几项的失灵有关。

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事关国家整体科研形象

高校是我国最重要的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机构。据统计，在人才培养方面  （从本科到博士阶段），国内高校承担了95%以上的培养任务。

换言之，那些即将进入学术界的从业人员，大多在高校里接受学术规范训练。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是开展学术道德建设责无旁贷的主战场。

据悉，中国大陆目前有各类高等学校2879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595所（含独立学院266所），成人高等学校284所。这些高校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分布，几乎可以把所有适龄优秀青年都纳入其中，这就为学术道德建设提供了一种全普及式的、齐一化的覆盖。而且高校相对封闭的环境也适合塑造个体的认知框架和正确价值观，一旦这些规范内化于心，学生即便今后走向各种工作岗位，也会习惯性地遵守与坚持一种规范。同时，它们也会影响周围的人，一起受到规范的熏陶。而这个过程，就是学术道德在社会上的扩散效应。

有统计表明，最近20年，国内高校已经培养了9972万大学毕业生，粗略估算，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毕业生总数已接近1.1亿人。

如果每位大学生都能把学术规范内化于心并付诸行动，将为社会建起良好的学术道德氛围。

再从科研产出的角度分析。以论文发表为例，高校研究成果占到国内科研成果总量的70%左右，这意味着，加强高校学术道德建设，对于中国整体科研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

考虑到道德规范发生效用的滞后性，当下中国科技界最活跃的青年人（30至45岁）大多是过去20多年间培养出来的人才。

从这个角度上说，目前被曝光的一批学术失范现象，恰是过去20年间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缺失的一种表现。因此今天的治理，某种程度上是对过去疏忽的一种弥补措施，或者说是一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两类不同群体，学术失范动机各有不同

近年来，屡屡见诸报端的多起学术不端事件，说明高校在学术道德建设方面仍存在诸多问题。要根治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厘清的是，众多学术不端事件发生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在此基础上，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

为此，我们姑且把高校发生学术不端的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一类是科研人员，主要是指在高校任职的教学和研究人员。这两类人的职业偏好不同，引发学术不端的驱动力也不同：前者是内源性驱动，后者是外源性驱动。

所谓内源性驱动，是指道德主体基于个人偏好（负性偏好）做出的选择。对于学生而言，主要是指在科研中怕吃苦、想走捷径等，出于懒惰偏好而发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其发生学术不端的内在原因是投机取巧，但这类事件的比例总体较低，更主要的原因在于外源性驱动。

如今，高校竞争压力普遍较大，这些压力会通过政策工具传导到每个个体身上。对于学生而言，为了毕业，须按规定完成论文发表任务，从而导致了论文抄袭；对于科研人员而言，出于晋升、报奖、申请项目等目的，在能力提升有限而任务指标水涨船高的背景下，青年科研人员面临“非升即走”的现实考核压力，这种情况也会促使一些人铤而走险。很多时候，造假、篡改数据成了完成任务的一种有效途径，违规成本极低。

可以说，在国家科技资源投放有限的情况下，资源的硬性约束会把竞争压力传导到科技界的各个层级。这种过度激励与过度竞争的捆绑式治理结构，一定程度上从外部刺激了高校学术不端事件的发生。

撤稿现象频发，成学术治理中的道德飞地

梳理近五年曝光的学术不端事件，笔者发现了如下特点：

首先，学术不端现象涉及整个科研生态链。当然，越是高端群体，学术不端发生的比例越低，这是个体学术成本约束的结果。一旦被曝学术不端，其前期积攒的学术资本就会变为沉没成本。

其次，学术不端的表现形式从低技术含量（抄袭）到高技术含量（数据造假），谱系齐全。越是高端人才，学术不端的技术含量越高，越难被发现，且往往涉及到的利益面较广，处理起来难度较大。

另外，现在有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撤稿也是一种学术不端。撤稿原本是学术界的一种自我纠偏机制，可现在开始被一些科研人员拿来钻空子：撤稿人利用后来被撤稿的文章提前实现了职称晋升、项目申请、报奖评奖等个人目标。

虽然论文被撤，但基于那些文章所获得的不当收益无法收回，笔者认为撤稿已沦为一种新的学术不端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撤稿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面既有主观学术不端，也有客观失误，很难界定，几乎没有人或机构愿意去复查这些撤稿的当事人及其成果，结果导致撤稿成为学术治理中的道德飞地。

近年来出现的数千篇撤稿文章，已经影响到中国学术界的整体声誉和科研诚信。

引入第三方机构，最大限度保证客观中立

从目前高校对一些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来看，一些小人物或小事件  （如单纯抄袭），只要曝光，大都被及时处理。可一旦涉及大人物或大事件  （如数据造假等），处理的时间则相对缓慢。

这当中的一个原因或许是，涉事单位希望通过时间来稀释事件的影响。

此外，大人物或大事件往往牵涉到更广泛的学校资源，高校动力明显不足。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建议将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与高校利益进行切割——积极引入中立的第三方仲裁机构，改变自我疗伤式的惩戒模式，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客观中立。

目前，不少学者倾向于认为，学术道德建设的激励机制还有进一步的优化空间。

大凡激励机制都包含两个层面：正向激励  （鼓励与奖赏等）与反向激励（惩罚与惩戒）。

基于人类的特点，人们对于正向激励的印象不如反向激励强烈，所以在规则设置层面，通常采用反向激励。对于学术道德建设，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正向激励与反向激励同时运行的模式，突出强调反向激励的作用，使学术不端的后果得到充分展示。

在时间的放大作用下，反向激励所明示的禁区与底线意识得以逐步确立，由此形成长期的警示作用。

鉴于高校学术不端现象的治理现状，笔者认为，应坚持  “抓大惩小”的原则，即对重要人物和事件紧抓不放，以此形成广泛的震慑作用；对于小人物和事件及时惩罚。

由此，学术道德建设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作者：李侠
编辑：金婉霞
责任编辑：姜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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