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文/俞国林
蒋梦麟曾于1919年暂代蔡元培先生掌印北大,至1930年正式出任北大校长,迄今为止,也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但他却在抗战胜利前夕,突然接受宋子文邀请,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消息传来,遭到绝大部分北大教授的一致反对,要求其辞去校长。其实,这中间有很深层次的原因,当时教授们的讨论和意见,只是最终的爆发而已。
西南联大时期,清华梅贻琦任常委会主席,南开张伯苓长居重庆,事务皆交由他人代理。在这种情况之下,蒋梦麟又主张无为而治,凡遇到与清华争利处,总是顾全大局,维护团结,顶住压力,选择退让。造成北大教授对蒋梦麟多有不满。且蒋太太(陶曾穀)的所作所为,亦不满于众人。比较重要的如1941年3、4月间,蒋梦麟赴重庆公干不在昆明期间,3月29日发生了校长司机与教授争执事件。郑天挺3月30日日记:“包乾元来,告以昨日岗头村发生事故,树人责车夫老徐,老徐欲辞去,现已过去矣。十一时许,老徐来,谓昨日戴家女仆泼水于地,老徐不察,竟致滑跌,遂与女仆发生口角。树人闻之,责其不应大声呼喊,命其他去,故拟辞去车夫工作,其言较包乾元为详。余询以曾否与树人回嘴,据称无之,余告以不得再与院中同住寻事,校长方赴渝,不得即去,应俟校长返昆再谈,老徐乃去,以为无事矣。饭后而睡,三时醒。景钺来,携枚荪函,谓老徐不服树人制止,反报以恶声,激动公愤,咸主革退其人,嘱余即办。余询之景钺,知老徐且有动武之意,此亦太可恶矣!余告景钺必先令其不下乡,然后去之。并与景钺谈校事甚久而去。汽车司机固难得,而教授尤为学校之主干,教授与职员争,余向主右教授而抑职员,况教授之主去一车夫乎。然余雅不欲对此辈小人作操切之举,拟荐之他去,以免有轨外行动。”
周炳琳为此事专门给郑天挺写了一封信,希望郑天挺“代表办事处迅予处置,藉以挽回风纪”,而蒋太太“坚持车夫不能去”(4月3日日记),4月6日郑天挺亲自到乡下,“晤枚荪、树人、景钺,谈车夫老徐事。前日闻其归公舍数日,诸公忿然。余恐更酿事端,特往视之。值其已去,枚荪意可由校开除,余告以欲他荐之故,并谓此事全由余负责,倘有处置未善,请以责余,盖恐诸人归咎蒋太太,更生枝节,贻人话柄”。
4月10日,郑天挺收到蒋梦麟来信,信中说道:“此次司机与院中同仁冲突,闻之心甚不安。曾穀受刺激太深,如愿来重庆小住数月,亦是散心之法。弟思岗头村杂居局面,不可以久。请属工将两院隔开,另开前后两门。……此事望兄即办。工人可向马宅借用。司机暂避,工资等应照发,外面可说已走了。弟并非惜一司机,实在找人不易。一两月后再回来,同仁气已消。况院子已隔开,不致再发生冲突。”
4月20日,“枚荪以司机事为言,主速去之,谓树人意在北大八九年,不如一司机之重。此非也。〔本欲与枚荪详谈,值其有事,未果。〕余盖最尊教授者,但恐真由学校开除而成私家仆人,则同人之受辱、余个人之受辱、学校之受辱更胜于目前之情状也。故先停其职,并停用汽车,使其移出岗头村。委曲求全,实为同人计,尤为学校计也。如此,如同人犹不见谅,亦惟听之而已。”
4月21日,郑天挺收周炳琳来函,函曰:“毅生兄:革退司机事,望速办。据弟观察,如俟至孟邻先生回来后,仍发见此人开北大校车,可因小事为吾校招致极不利之大事。请当机立断,勿谓尚可拖延。抑可即解决之事,而必延至孟邻先生回后始谋解决,亦非所以爱护孟邻先生之道。至曾穀夫人不明事理,同人等自存惋惜之心,然不能听其害事也。”郑天挺复之曰:“此事弟非在拖延,盖求所以尊敬同人、爱护学校之道,不幸而措置不当,愿独负其咎。前日与兄谈,将此事交之学校,不使牵涉,亦此意也。”
后来在隔开成两院的工程中,诸教授与蒋太太之间发生口角,至有咆哮之状、愤激之语,在北大教授间影响甚坏。直至4月29日,郑天挺与饶树人交流,“树人对北大颇有牢骚,以为教授无老幼,对学校现状均感觉无生气、无希望,不如清华”,郑天挺对之曰:“余谓北大之声誉,本由全体同人共同努力而蒸蒸日上,今日亦惟共同努力以维持之,不应责之于一二人,更不应责之于一二事也。”大概也是因此而发。
待到1944年,北大教授对于当时北大之学风更多不满。比如8月9日,罗常培给身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说道:“我给您写信,只是报告北大近来的不景气,并且转述仲甫先生遗言;只是希望有机会奖掖几个后进,并非一榜尽赐及第的意思。……后来蒋先生来‘可来而忙’,我也曾面谈此事。蒋先生说:他在原则上不能介绍个人,并且劝我多重理智,少重感情。如果从针砭我的个性说,蒋先生的话确实是对的;但对这件说,我只有对母校和后进的感情,绝没有羼杂私人的感情。”9月16日,沈从文与胡适函,也有类似的感觉。其时,傅斯年、杨振声等,亦有“倒蒋举胡”之意。
1944年12月19日,蒋梦麟与钱端升飞印度转美国,出席太平洋国际会议。
1945年4月7日,中国代表团以宋子文为首席代表,赴美参加旧金山会议,并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
蒋梦麟与宋子文同于1917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蒋获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宋获经济学博士。两人算是同学,此时都在美国。
此时的国内,郑天挺4月19日日记:“锡予来,谈甚久,以北大前途为虑,此极应注意者也。余意胡适之师还,或可弥与外间隔膜之患。”5月2日日记:“枚、端两君已电适之先生,促归。”5月5日日记:“文藻言,适之师可能夏间返国,但未必能久住昆明耳。此次宋子文初到华盛顿,胡师往晤之,未见,师一怒而还哈佛。”
这一切小事,堆积起来,直到5月28日周炳琳自重庆回昆明,带到重庆消息,宋子文将请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而蒋梦麟亦已允之。郑天挺日记曰:“余疑其不确。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丧失无遗矣。”郑天挺6月21日日记曰:“至才盛巷治事,晤蒋太太,谈今晨得蒋师电话,嘱其往渝,后日可成行。随谈外间谣言,余谓此次与宋同归,必难摆脱。宋于财政虽感兴趣,但近方以外交而活动,未必即肯让出外交,外间所传未必可信。且尚有雪艇在,希冀其位也。教育可能较大,但交通未出缺,骝先先生未必动,则秘书长一说最可能。但此是事务官,未免太苦。且师十五六年前已作过部长,此时校长地位不低,何必更弃而作秘书长哉!蒋太太言至渝必劝之不就,但甚愿能改作部长云云。”于此可见,蒋梦麟之从政,或有蒋太太之怂恿也。
6月25日,宋子文正式接任行政院院长;次日,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北大教授们就蒋梦麟出任政府官员一事展开了热烈而持久的讨论。郑天挺在其中,以公以私,与蒋梦麟书信往还,展开交流。蒋梦麟的本意,是出任秘书长,再兼北大校长。但这一点,与他当教育部长时亲自制定的《大学组织法》所规定的“大学校长不得兼任行政官员”相违背。傅斯年到重庆时,告之蒋梦麟,说北大同人都希望他辞职。蒋梦麟7月8日与郑天挺信(见6版)曰:“弟既被贬作判通,身为胥吏,复何敢殖士大夫之林?所以留连不言去者,以责任未尽也。但一闻同仁已弃我,则离职若敝屣耳。行年六十,与世何争?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弟去职后,北大绝无问题,只要能回北平,大规模之北大(包括文、理、法、农、工、医)必出现于故都。如彼时弟仍为判通胥吏,帮忙之能力,或较部堂为大。”
8月6日,蒋梦麟自重庆回联大,“决辞北大校长,以为如此始能使校内校外无事,若更兼,不惟与自己以往主张不同,且万一有人指摘,校内校外均无以自解。关于继任人选,决请胡先生继,未到前以锡予代”。次日,蒋梦麟召集北大教授开会,谓“校长不能兼任法系在教育部时所自定,不能自毁,故决定辞职。继任已定胡先生,在未返国以前,必由校内之人代理”。
8月11日,郑天挺日记曰:“至才盛巷谒孟邻师,师言返渝,即将请辞,推胡先生继,未回国前由枚荪、锡予或余择一暂代此事。……师本定十二时往飞机场,既而逵羽、端升来,谓飞机在明晨四时开行,余等乃归。……下午闻蒋师已于三时飞渝。”至此,蒋梦麟即弃学从政,与北大之复校失之交臂矣。
至于继任者,郑天挺日记中亦有记录,9月3日日记:“晤孟真,知北大校长决定胡先生继,未到前由孟真代。”而蒋梦麟尤且希望郑天挺能到行政院助其一臂之力,因此时郑天挺奉命北上,为北大复校而奔走,但郑天挺又说:“如明年暑假后,必须余入院,时当再来。”只可惜,10月1日,郑天挺自重庆飞南京;11月3日,又飞北平。
其后,郑天挺在北平接收敌产,扩大规模,蒋梦麟前信中所谓“如彼时弟仍为判通胥吏,帮忙之能力,或较部堂为大”,中间也不曾提及请蒋梦麟协调之事,盖其时傅斯年代理北大校长,坐镇指挥,无所不畅,及至1946年三校复员,北大发展成设有文、理、法、农、工、医六大学院的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综合性大学。而郑天挺与蒋梦麟两人之间,再没能合作,似亦再没有会面。
(作者为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选摘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枚荪自重庆还,谈久之。……枚荪言重庆消息,宋子文将请孟邻师为行政院秘书长,师已允之。余疑其不确。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丧失无遗矣。
六月七日
月涵言骝先有调长交通讯,教长有雪艇、梦麟两先生说,宣传部改隶行政院,易名情报部。雪艇不愿就。
六月十日
十二时雪屏还,言孟邻师任行政院秘书长事传甚盛,宋在美确有电来,今宋已正式任命,恐更难辞。重庆看法与我辈异。近日各部事均由院作最后决定,其职甚重,故必老成硕望者任之。且宋将来必时常在外,镇守之职尤要,故多盼师能就此。然余意此事究系幕僚职事,与政务官不同。且师年已六十,若事事躬亲,亦非所以敬老之意。若裁决其大者,则必需有极精强部属,求之旧人,可谓一无其选,余绝不能更为此事也。为师计,殊不宜。
六月十五日
晚饭后至才盛巷治事。知孟邻师于十四日自美动身返国,计程二十一二日可到昆。
六月十九日
晚在宿舍食客饭,后至才盛巷治事。晤蒋太太。计程孟邻师后日可还。
六月二十二日
四时入才盛巷治事。作书上孟邻师,托蒋太太明日带渝。书谈三事:一、同人属望甚殷,此次回国未能先到昆明,应来书向同人有所表示;二、为将来复校方便计,联大以仍用委员制为宜;三、提胡适之师为继任人。又作书致孟真说二、三两点,请其向骝先先生一言。与枚荪谈久之,亦以二、三两点为然。
六月二十六日
三时至才盛巷治事。七时诣芝生。七时半至学生公社参加北大同学茶话,现共十二人,均到,教员惟逵羽及余。……孟邻师已发表行政院秘书长并视事。
六月二十八日
至才盛巷治事。昨日重庆《大公报》有孟邻师谈话,谈美国教育并述及行政院事,盖一时权代,仍兼联大职务。与枚荪谈。枚荪于师此次就任前未能先将北大事作一安排深致不满,以为今后北大应由胡适之师主持,孟邻师不宜更回。余甚忧之。闻宋子文昨日经昆明飞加尔加达转苏联,同行有刘泽荣、胡世泽、蒋经国。九时还舍。与从吾谈。近日同人多疑余将往重庆,孟邻师无此意,余亦绝不往也。
六月二十九日
作书上孟邻师重庆,录于次:“二十三日匆匆手上一书,计蒙赐察。本日读二十七日《大公报》吾师谈话,知行政院事以外仍可暂兼北大、联大校务,闻之欣慰无量。年来北大同人以环境关系不无悒郁,因之趋于沉闷。去年闻吾师谈复校计划,春间又闻吾师谈赴美便中与彼邦人士商谈胜利后合作诸事,于是精神为之复振。月来同人相晤,莫不以吾师归期相询,念之殷,不免盼之切。尚请吾师于百忙之中抽暇致同人一书,可由枚荪转,说明被强邀赴渝,未及在昆下机之故,以慰同人殷勤之望。近日偶与同人谈及,莫不以联大改制为虑。联大常委原由部令发表,如师一时不克返昆,可否由部请胡先生代理,胡先生未还以前由枚荪暂代?或胡先生暂时不能还,即由部令枚荪代理,以安同人之心。○待罪北大秘书处已历年所,今师既不能常以在昆,若仍由○续任,似有不肯放手之嫌,于○于吾师,均无益处,拟请准予辞去此职。○立志终身服务北大,绝不因无名义而渝此志,想必蒙洞鉴也。后日开教授茶话会,同人皆盼得吾师消息,谨以附陈。”信用昨日口气,以昨夜枕上不寐所想到也。继任人选余想到端升、物华、廉澄,以不便写,故未提出。十时半入校治事。十二时离校。得孟邻师书,系二十七日所发,系得余二十三日信而写,谈在美情形,谓联大事请枚荪代理,北大事由余负责。余以所写信尚未发,加注数语,对于北大秘书长事仍请考虑余辞。
六月三十日
二时半至才盛巷,首晤端升,继晤景钺,以孟邻师函先视之,诸人毕至。枚荪以事外出,比归,余复以函视之,枚荪主分示同人。四时半开会,以函传观。枚荪主席,报告今日开会之意有二:一、学年末聚会;二、校长就任行政院秘书长,予学校以很大波动,同人如有意见,七月三日往渝可以转达。之椿首先发言,谓行政与教育不应混而为一,原则上校长不应由行政官兼任,传统上北大无此先例,且反对此种办法最久,表示坚绝反对。之椿谈后,沉寂者一二分钟。景钺发言,谓事实上孟邻先生已被迫就职,无法挽回,且就学校亦非绝对无利。大猷继言数年以来,北大校务未单独进行,故校长无多事,今虽兼职,于事无碍,今日急务在物色教授,应请院长、系主任多负责。子水继言原则上赞成之椿不兼之论,事实上主张大猷之说,并谓素来觉得官重。枚荪言孟邻先生此次未能先回昆明与同人一商,实属错误。于是之椿正式提议改谈话会为正式教授会,一电孟邻先生,请其即归,一电适之先生,请其返国。锡予首先赞成,廉澄亦附议。锡予言适之先生气迫大,不惟可以领导文学院,并可领导理、法学院。枚荪乃报告最近两个月与端升两电胡先生经过,第一电就参政会立言,第二电就学校立言。子水又言主张胡先生回问政,不主张办学。端升乃报告在美国与胡先生晤商情形,在十一月前绝不能回,主张用同人私人名义请其回校,不必用教授会名义,蒋先生电可不发。于是发言甚乱。大猷言国民会议十一月开会,政府可能改组。自昭言绝端赞成孟邻先生作官,对其个人与学校均有利,故主张仅电适之先生,景钺、从吾、立庵亦主之。枚荪谈孟邻先生太粗心,细密处全未考虑,言时不免稍动感情,主张请孟邻先生要作官就作官。廉澄言之椿、锡予之意,即主请其表示态度之意。于是空气颇现紧张。锡予乃从容言其附议之椿提议,注意后段请胡先生回国非为蒋先生事,至于胡先生回校,亦与校长无关,应分别观之。空气复趋缓和。膺中不主张电或函蒋先生,谓今日所见之信乃致余个人者,非致同人者,可不作数。锡予言不致函同人最无道理。最后乃决定改正式会,由枚荪、端升及余电胡先生请回国领导学术工作,托枚荪将今日会场情绪转达孟邻先生。乃进包子而散。今日到会二十八人,最激忿者枚荪、之椿,而廉澄附之,次之则锡予,但其后稍缓和,发言和缓者景钺、铁仙、逵羽、大猷、从吾、子水、膺中、立庵、端升,赞成者自昭,未发言者士彤、化农、质夫、濯生、家骅、华炽、物华、仕俊、承植、泽涵、承谔、书琴、泽承。会散,枚荪、端升、锡予起草电稿。余见子水所记今日记录,于“将今日会场情绪转达”之下有“以示责备之意”数字,提出抗议,以为与事实不符,同人并无此意,枚荪乃改之。余与锡予离才盛巷,枚荪馀怒未熄,谓将休假,与锡予共慰之。……会前,端升语余今日之会不宜开,会中端升又语余来函不宜传观,此均余所未及深思,然已无及矣。就今日同人情绪观之,实无他感,只是事前盼望甚殷而临时未到昆即入渝,事后又无消息,大家全未商议,不免不快耳,绝无反对回校之意。
七月一日
锡予来。枚荪来,手一函,谓昨日之会发言过多,愤懑之情,不能自遏,于事无补,罪大恶极云云。又谓出处之间不能照顾大体,只能顾小节,故自下年脱离北大,嘱以其函转孟邻师。余与锡予慰解不效,匆匆去。乃偕锡予诣端升就商,不值,至锡予家小坐。锡予言枚荪谓孟邻师未必提出胡先生,锡予颇以为然,余则不信也。孟邻师绝无把持之意。师在校既无私人,政治上、社会上地位甚高,岂恋恋于此?今日之兼者,必为友谊所劫,不得不出,兼之所以示不愿出,非不愿放也。锡予又言昨日会后流言必多,枚荪再言辞或将传为求起,此信不为之转,当自寄。因将信收回,相约不更向他人言,乃还舍,已十二时半。
七月二日
三时雪屏来。……同食米线后至才盛巷,晤枚荪、廉澄、物华。雪屏与枚荪谈较久,劝之甚力。枚荪言昨函已寄出,并加数语,坚绝反对校长兼任官吏,并以张廷休辈为言。十时还。恐孟邻师突接枚荪书,不知所谓,甚且益增双方误会,乃作一书上孟邻师,略谈前日会场空气,并为枚荪解释,希望师将经过向之一谈,并以转告同人,或能抽暇来昆明一行与同人小聚。拟托端升明日带渝。
七月三日
诣端升,值其欲出觅医为其少子治病,乃偕出。以前日之事告之,彼竟全不知也。托其到重庆即往晤孟邻师,并以函托之。端升能否飞渝,尚不敢定。还舍。锡予来。十一时顷,铁仙传端升语,已成行矣。……
昨日又之飞重庆,来辞行。值锡予在座,谈及升级事,又之必欲得之,谓一年来如清华福利金等吃亏已多。余大讶异,又之素究程朱陆王之学,何以竟出此言,真不可解。又昨日雪屏言,其助教某自靛花巷饭厅闻知星期六北大开会大骂蒋校长,议决请其辞职。又云锡予向曹日昌言蒋校长已作多年,可以换换了云云。此类流言从何而来,亦不可解。
七月五日
得孟真书。
七月六日
得孟邻师书。
七月七日
得燕华信,知蒋太太已返昆,往才盛巷,晤之,道及蒋师辞北大校长意甚坚。孟真往晤,谈及北大同人欲其辞职,甚伤心,彻夜未眠云。并言就行政院秘书长后舆论甚好,又询余肯否相助,请为婉辞。
七月八日
上孟邻师书,稿如下:“七月二日赐书奉悉。兹事体大,请俟诸方洽定后再言辞,否则万一藏晖先生不就,或提出后又别生枝节,则学校将陷于危乱。其一。自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枚荪还昆,述及师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当时以师之牺牲太大,故拟俟返旆时一为进言。嗣闻偕子文先生同时返国,知必已决定,无可挽回。同人所鳃鳃过虑者,在恐联大改校长制,故由○托蒋太太上第二书,请维持常务委员制,万一不能兼任时,请胡先生代理,盖因复校在即,一切问题非名望昭著者不能对外,此非受业辈所能胜锡予先生语也。书毕,复以达孟真,亦说明此两点,请其注意,其事在国府明令之前。览吾师《大公报》谈话,知仍兼任北大、联大校务。在以往习惯,师赴渝时,出席联大常务委员会均由○代表,近年因○已在常务委员会列席,遂不复派。现时情形不同,必须有人参加始妥。且枚荪已声明将法学院院长让还序经,故○复于二十八日上书陈枚荪代理之意。三十日茶话会,当时大多数意见仍在注意事实,所关心者如何复校,非为责难也。数年以来,师以校务已上轨道,遂以命○,纵有责难,亦应○负其责任,惟○奉职无状,时有疏失,致上累吾师,思之甚不安耳。其二。蒋太太返昆,传示口谕,不胜感激。○追随师座十八年来,奖掖提挈,恩情备至。吾师有命,绝不敢违。惟念值兹国运维新,必淹贯中西之士,始足以上佐赞襄,分吾师之劳,若端升、子缨、枚荪、雪屏、文藻、石珍诸君,实属其选,○远非其比。若国内政治情形之熟悉,则伯君之才,胜○十倍。○近日专心英文,颇拟休假出国。倘能稍广见闻,再效驰驱,或可差胜于今,想吾师必亦矜而许之也。矛尘家累较重,务恳特予设法。其三。”右稿下午六时始毕,以上午魏明经来长谈,下午胡海宇、江泽涵、唐立庵来谈也。一、三两函六时托质如付邮。〔按:“○”即“天挺”二字录附时之略写〕
▲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致信周枚荪、郑天挺:“先与孟邻先生谈,初谈大吵大闹,直可入电影。第二天他来了,说我们用意极善,极可感,请适之担任,在他无问题。孟邻先生此一态度,至可佩也。一切待枚荪、端升二兄来此细商。但适之先生身体一时不能返,他肯就否,亦难决,乞公等考虑之。”蒋梦麟7月8日致郑天挺信(见上图):“弟决去职系采孟真之建议,盖当时尚未闻有公然之攻击。孟真来行政院,彼一启口,弟便怒骂之,彼亦怒目相报。孟真去后,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驱车还谒,告以其偏见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见,决采其意见而感谢之。厥后愈思而愈感其忠诚。”
七月十一日
七时至才盛巷,晤蒋太太。矛尘告以蒋太太将开茶话,此如传出,似不妥善,但已决定,无可挽回。余劝其兼请夫人,以夫人为主,可无嫌疑也。蒋太太以为然。又劝其不必谈校长事,亦同意。九时还舍。得孟邻师书,随复如次:“星期日曾草三书上陈,其第二书述近半月情形,嗣以事属过去,置而未发。兹奉八日赐书,仰见恢宏涵盖,不胜钦迟感动,惟恐传言或有过当,谨复作此书。自全国代表大会后,枚荪还昆,述及师将出任行政院秘书长。当时以此事在吾师个人牺牲较大,佥拟俟返旆共进一言。嗣闻偕子文先生同时返国,知事实上必难摆脱。三五同人所鳃鳃过虑者,在恐联大改校长制,故于蒋太太赴渝由○上第二书,请维持常务委员制,并言万一不能兼任时,可否请胡先生代理,盖因复校在即,一切问题如增加院系、扩充校舍、增加经费等,非舆望昭著者不能对外,绝非○辈所能胜也。书毕,复以达孟真,亦说明此两点,请其注意。孟真进言,盖即以此。其时国府明令尚未发表,同人不无推测,而词意不详,遂滋误会,此○之过,幸不以怪孟真也。继见吾师在《大公报》谈话,知仍可兼任北大校务,足以杜野心者之念,为之稍安。惟以往习惯,吾师赴渝,均命○代表出席联大常务委员会,近年因○已列席会议,遂不复派。现时情形不同,而枚荪又声明将法学院院长让还序经,○复于二十八日上书陈以枚荪代理之意。三十日茶话会,大多数意见仍在注意事实,所关心者如何复校,故大猷有院长、系主任分别负责之议,锡予有请胡先生返国与校长无关之言,实未尝有所责难也。数年以来,师以校务已上轨道,遂以经常事务命之○,纵有可责难,亦均应由○负其责。吾师言辞之函到后,曾以语三五同人,咸以如不与各方面洽定,一旦言辞,外间野心者难免生希冀之心。万一藏晖先生不就,或提出而别有阻挠,或以北大暂时无须派长搁置,则将枝节横生,益增纷扰,亦非吾师半生努力北大之意。‘五四’北大中兴由于蔡先生,而佐之者实为吾师;二十年北大复兴,主之者则为吾师。师无求于北大,而北大有赖于吾师,此不惟北大学校同人知之,国人亦莫不知之,将来史册亦必有灿烂之记载。至于此次同人之偶有谈议,实为原则上不希望师兼秘书长,非谓师不宜为校长也。枚荪之意亦复如是,但其言较切直耳。今日之教授,大多数在二十年到校,莫不知当时改革之难,奋斗之苦。而近年退让包容以成联大非常之誉,亦莫不知之也。同人之意,师莅昆自可洞悉,○亦不愿有所言。所自愧者,多年以来,师以重任相畀,而○未能筹虑周详,每多疏失,致上累吾师,寤寐为之不安耳。”下谈不能赴渝相从事,不录。师来函,颇有误会,此传言者之过也。孟真、枚荪,北大之英俊,长此以往,非北大之福。再三思之,非余引以自罪,不能挽此局,但不知能生效否耳。
七月十三日
七时至才盛巷治事。晤蒋太太,谈甚久。……雪屏今日作书致孟邻师,述同人之意无他,请勿意气用事。连日雪屏数与矛尘谈,矛尘语余三次,皆以雪屏之态度为疑。昨日蒋太太亦以雪屏之言谈为询,余谓开会时雪屏未到,盖得之传闻。今午雪屏言欲作书,余力赞之。
▲1945年7月14日,蒋梦麟致郑天挺函
七月二十日
十一时半至才盛巷,晤蒋太太。孟邻师来昆尚无确信,余以昨函参政会后来滇之语,证之当在明后日也。……得孟邻师十四日书,以余努力英文为勉。
七月二十三日
余往才盛巷治事,晤蒋太太,知蒋师于星期四返昆。
七月二十五日
端升来,昨日自重庆飞还。据言孟邻师辞意甚坚。一日骝先、孟真、枚荪、端升四人谈定,如师辞,则发表胡适之师,并明令请汤锡予代。
七月二十六日
七时至才盛巷治事。晤蒋太太,知蒋师下周始能还。蒋太太有先往重庆意,并询余愿往否,谢之。
七月三十一日
矛尘云蒋太太已于昨日乘飞机往重庆,不愿以语人。
八月四日
七时诣才盛巷治事。晤蒋太太,昨夜十时自重庆飞抵昆明,谈及明日蒋师可归。
八月五日
五时诣才盛巷,贺蒋太太生日,知蒋师以今日无飞机未归。
八月六日
五时诣才盛巷,孟邻师已还昆明,谈甚久,决辞北大校长,以为如此始能使校内校外无事,若更兼,不惟与自己以往主张不同,且万一有人指摘,校内校外均无以自解。关于继任人选,决请胡先生继,未到前以锡予代。一日,师与孟真谈代者,师提枚荪,孟真以为难提出,孟真提及余,师言毅生必不代也。
八月七日
至才盛巷。四时半开会,由孟邻师报告美国情形、在美接洽情形及在纽约得宋子文电话相约共同返国,并未相商,以国事私交胁之同机飞还之经过。北大复校计划。复言依大学组织法,校长不能兼任法系在教育部时所自定,不能自毁,故决定辞职。继任已定胡先生,在未返国以前,必由校内之人代理。师言毕,子水以暂兼为言,大猷以此时在联大状况下与经常不同为言,师均以不妥之处解之,乃进茶点而散。散后有十馀人复谈复校事,端升主先设工学院而医与协和合作,将来可能并入北大,梦麟师主农先设研究所及职业专修科,暂不设大学本部,大猷赞成之。……九时回才盛巷,蒋师已休息,乃还宿舍。得景钺信,言因痔疾大发,不能至才盛巷,主张两点:一、蒋先生宜兼任;二、万一不能常来昆明,应有明确之布置,谓派代也。又得锡予书,谓其意见已托雪屏严重代达,望余注意,谓代理校长事也。又得月涵先生信,谓将于后日欢迎蒋师,嘱为接洽,定后即发通知。
八月八日
至才盛巷谒孟邻师,以景钺、锡予两函呈阅,并定联大茶会时间。九时还舍。子水来,以胡先生月前来函相示,暂欲留美研究,并已应哥伦比亚讲学半年之约,书中有“我此时忍心害理,冒偷懒怕吃苦的责备,也许还可以为北大保留一员老战将,将来还可以教出几个学生来报答北大”之语,则一时必不能归也。子水言北大若胡先生不归,换一不相干之人来长校,将不堪设想,最好联函骝先,暂由蒋先生兼任,如不可能,则在胡先生未回国前不正式发表校长,只由部令发表代理人,此意甚善。……七时半锡予来,谓如逼之太甚则将离去,而责余何以不代。余以经过告之,恳劝再三,仍无所动。少顷,子水来,雯儿亦来。十时偕锡予送雯儿返宿舍道中,仍以不代为言,最后谓若余肯代则必相助,否则惟一走耳,并言明日大家与蒋师详议,余阻之,以为蒋师不便更有所主张也。日前景钺亦以余代为言,矛尘、逵羽、子水今晨亦以余为言。余何人斯,乌足以试此?且以未在外国大学读书者而代大学校长,不将为天下笑哉?
八月九日
至才盛巷,公宴蒋师,到锡予、泽涵、端升、自昭、子水、君培、雪屏、逵羽、绍穀、物华、廉澄诸公,饭后杂谈。
八月十日
至才盛巷与孟邻师长谈。谈及蒋于宋亦未能推心置腹,余谓宋自俄还,更应弢晦,若自满自伐,必被弃于英明。师言宋还,必以南京光复即行辞职为请,盖亦自知也。又谈今后大学精神,必须向积极方面走,若更如前之迂缓松懈,必难成功。又言胡适之师近年对于一切均有坚定之意见,于北大事甚不热心,师此次在美与之谈学生训练须重逻辑数理等科,又与之商请教员诸事,胡师均不感兴趣。在美老友如元任、文伯、端升等,均以为异。七时蒋师设宴,宣布燕华与吴文辉订婚,有客两桌。饮馔毕,正在杂谈,忽闻爆竹声,余出询于宜兴,谓传言日本求和,陈福田遂急乘车往美军打听,据云确已投降,但须十一时半由华盛顿正式宣布。闻之狂喜,欢呼迄十时,月涵、矛尘、勉仲、正宣尚欲至文化巷狂欢,余与雪屏乃步归,沿街而立者不知其数,爆竹不绝,汽车游行者甚至放信号枪,正义路拥挤几不能通过。余等至靛花巷,米士、霖之、伯蕃亦来余室欢谈,厨房火已息,复燃之,烹可可以享诸公,十一时半乃散。石柏宓送来汤公函,言敌人已降,蒋师似可不必更留政府,并述不能代理之意。八年艰苦抗战,上赖领导有坚忍之精神,下赖人民富敌忾同仇之意识,中赖友邦之协助,始有今日。喜极欲泣,念及处此时代,竟无丝毫之贡献,尤自痛恨也。
八月十一日
至才盛巷谒孟邻师,师言返渝,即将请辞,推胡先生继,未回国前由枚荪、锡予或余择一暂代此事,日前未尝向余言之,惟师曾向矛尘询余肯代否,矛尘以语余,余未置答,盖余非以困难为惧,以无资格无才识为惧耳。师又言返渝后短期内或将赴南京,为收复之计。……复返才盛巷,在蒋师处午饭。师本定十二时往飞机场,既而逵羽、端升来,谓飞机在明晨四时开行,余等乃归。……下午闻蒋师已于三时飞渝。
八月十三日
十二时至文化巷三十号开常务委员会,决议下学年提前加紧授课,第一学期自九月三日起,上课十二周,于十一月二十六日考试,考试毕,如交通已恢复,即行迁回,如不能迁移,停课一星期,于十二月十日开始第二学期,上课十二周后考试结束。本年不再收试读生、借读生、先修班学生。本年在外省投考取录者一律就近先在他校借读,不必来昆明上课,以减少
校内负担。又本年计画中之一切修缮均暂停止。
八月十四日
作书上孟邻师,报告昨日会议决定,并陈电报通后宜电马幼渔、张佛泉及张子高注意北大校产,并电现仍在北大之梁光甫、盛伯宣等负责保管,如有必要亦可派人前往,并述雪屏愿往之意。又言如有必要,余亦可赴渝。
八月二十八日
五时至才盛巷治事。枚荪自重庆飞还,谈至十时还。据言骝先已向最高提出胡先生为北大校长,最高未答,而云“任傅孟真何如”,骝先乃退,以告孟真,孟真乃上书最高,言身体不能胜任,并言胡先生之宜,且可协助政府。此书托张道藩转陈,数日无消息,遂复缮一份再托人面陈。于是骝先再往推荐,最高答云“适之出国久,情形或不熟悉”,骝先为之解释,乃出,前日以告孟真,谓有八九成希望矣。……又言孟邻师在行政院甚苦,石珍喜动笔改别人文稿,以致全体怠工;又某次,最高向师言有事可问张部长指张厉生,未免使人不能堪。又言大家应力劝锡予代理校长,并言一切事物彼可代为办理,请锡予允任名义。又言部中拟组两委员会:一、接收华北教育文化机关,由沈兼士先生负责;一、接收东南,由蒋慰堂负责。接收华北委员会,北大有一人参加,孟真主由余担任,枚荪并力劝余往。
▲1937年11月天津下船时留影。左起:沈兼士、张庭济、郑天挺、魏建功、罗常培、罗庸、陈雪屏
八月二十九日
得孟真二十日信,以接收华北教育文化机关事相告,并言蒋师以锡予不肯代校长,推荐余代,孟真劝余不必代,以为此类有涉名誉之事,吾辈毕业同学最好不必作,其言甚善,然余绝无愿代之意,且从不作此想也。
八月三十日
得朱骝先先生感电,谓有要事,命赴平津一行,速来渝面洽,当即孟真、枚荪所云也。
八月三十一日
检行李及应办诸事。客来不绝,大都谈校事。……十一时锡予、泽涵偕来,谓有函致孟真,谓余若北行,则此处无重心,故反对余之北上。
九月一日
锡予来,雪屏来。锡予言昨日寄孟真之信,纯由友谊,凡与孟真不熟者,虽在侧,亦不列名,如忠寰,其一人也,且亦知余家有儿女八年不见,急思一行,然为学校计,不得不作此信。景钺、泽涵尤以为必要,是以未向余言而径发出,其事决定亦甚促。……锡予复来,言与枚荪谈,知接收东方图书馆等甚重要,但学校不好,要此亦无用。皮之不存,毛将焉敷,意谓余去则北大将受人欺凌也。其意甚恳切,余甚感动。然而不能不去者,恐人真将以余有自愿代理校长之意也,但此意不便向人言耳。十二时半就寝。上午月涵先生言昨晤何敬之,据云北平一时尚不易去,其言与昨日昭抡向余言者为近,则余等能否北上,尚不敢必。
九月三日
十二时至飞机场,晤绍穀,将飞成都,龙荪自重庆还。候至二时一刻,四十一号机自加尔加达来。二时三刻余登机,坐最后一座,临窗。同机有金汉鼎、王泽民及电影名星胡蝶夫妇。机行甚稳。五时一刻抵重庆九龙坡,乘车至珊瑚坝公司,候行李验记。乘轿至中央图书馆,价三千元。慰堂外出,幸早有安排。……至重庆村访孟邻师寓,不得。至聚兴村晤孟真,知北大校长决定胡先生继,未到前由孟真代,孟真以同人能否发生误会相询。又晤思成、之恭、正之。随偕孟真访书贻,谈至十二时还。图书馆门已闭,慰堂亲为开之,甚不安。
九月六日
十时诣孟真,值骝先先生派车来接,遂同往。既晤,劈头一语,即问“何时启程”。实则名单中是否有余,余尚不知,且孟真、兼士亦不知也。余答以俟交通工具而定。骝先先生云,此事由行政院统筹,可速往求。孟邻先生继又谈及联大米代金事,亦知领米之困难,允告师俊设法。余复晤师俊,允提前汇九月贷金。又云八月以前及特别生活补助费均汇清,不知何时能到也。……饭后复至孟真处,孟真以致北大同人函相示。九时谒孟邻师,值有他客,余乃还。
九月七日
六时诣蒋宅,晤蒋太太,谓孟邻师仍盼余能至行政院相助,恐余不愿,不敢言,嘱探余意,余以既奉命北上,自当前往一行,如明年暑假后,必须余入院,时当再来。余乃以矛尘今后处境较难为言,请先为设法。蒋太太言,蒋先生恐其愿教书,误其前途。谈至此,蒋师还,复言之。师谓石珍将离去,但尚有半年或五个月,继复纵谈当世。……蒋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人多不谅。余初亦以为个人牺牲太大而未必有补于国,在昆明,在重庆,数与师谈,知余所虑,盖实相反。今日行政院之权殊大,而所以挽救于未然者殊多,内求府院之通、院部之通,外求京省内外之通,其效甚著。师司其任,实惟一之选。两次相招,余两辞之,心甚愧且歉。
▲西南联合大学关防(1938年)
“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
史语所迁川后,由于当时局势紧张,北大又缺少书籍,郑先生很为文科所诸生的培养前景担忧。他曾一度主张北大文科所可暂时依于史语所,以使诸生得以更好培养。他在1940年9月7日,曾在致傅先生信中谈及此事:
此外尚有一事,即北大研究所址,非追随史语所不可。此事已数向兄言之,而兄皆似不甚以为然。但细思之,北大无一本书,联大无一本书,若与史语所分离,其结果必致养成一班浅陋的学者。千百年后探究学术史者若发现此辈浅陋学者,盖我曹之高徒,而此浅陋学风为北大所轫始,岂不大糟!弟亦知若此十余人追随史语所离开联大,在史语所,在吾兄均增加无穷麻烦,但此外实无他策。弟意:万一史语所与联大不能在一地,而研究生必须随史语所者,北大可每年或每学期,请一位教授随同前往,俾稍减史语所之麻烦,并负其他事务责任。兄意如何?如兄意以为可行,则此时即可准备起来也。
>>>相关链接
王永兴、田余庆忆恩师
天挺先生工作任务之重,非有超人之才能,不堪负荷也。先生负重任固由于才能超群,但更重要的是先生之德,即圣言之“忠”也。先生忠于北京大学,忠于西南联合大学,忠于我华夏民族禹域九州广大众民之国也。
王永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怀念恩师郑天挺先生》
郑师办公桌上有几部电话,容不得我把一句话说完,电话铃就响了。他刚拿起话筒,另一个铃声又起。从郑师回复的话语中,好像谈的都是棘手的事。那时胡适校长对具体校务管得不多,繁难事务都是郑师处理,而集中在孑民堂的各部门,总共并没有多少办事人手,郑师负担之重,我算是有了一点直接印象。郑师对学生,哪怕在百忙中也不拒绝求见。他既使你感到师长的尊严,又使你感到父亲般的亲切,这种印象,也是我一辈子不会忘怀的。
……
郑师由于学识、品德与才干,从年轻时就是工作负担沉重,用后来的术语说,是“双肩挑”。比起同辈教授来,他要付出双倍精力才行,个人研究工作自然要大受影响。郑师八十寿辰之时出版《探微集》,在后记中说:“我五十岁以前,忙于生活,没有认真读书。”我读了,感慨很深。“没有认真读书”当然是自谦之词。但把为公务操劳而付出巨大精力说成是“忙于生活”,无居功的意思,无追悔情绪,这种高尚情操,特别令人敬佩。郑师为人处世的一贯态度都是这样,“忙于生活”四个字掩盖了郑师的多少奉献。
田余庆《忆郑师》
任继愈、罗泽珣忆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他除了主管西南联大的总务工作外,还兼管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总务工作,他也是文科研究所师生共同尊奉的“山长”(旧式书院的负责人)。
……
郑先生工作忙,但从未放弃教学工作,他讲授校勘学、明清史,经常在夜间看书、写作。当时靛花巷这所集体宿舍里,熄灯最迟的有两位,一是汤用彤先生,一是郑天挺先生。据我所知,当时大学里有几位学有专长的教授,管了事务,脱离了教学,以后就脱离了学术界。郑天挺先生早年得明清史专家孟森(心史)的真传,由于不断努力,继续攀登,他的国际声望甚至超过孟森先生,在南开大学创建了明清史的中心。
任继愈《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
当时昆明的交通全靠步行,而且所住的青云街靛花巷至西南联大以及联大附中,全是石板路,下雨后路很滑。教授们虽多是中年,但每人都有一条手杖。郑先生的木质手杖顶部弯曲,是学生送他的,杆上刻上几个字叫“天挺虬杖”。就凭着这条“天挺虬杖”,郑先生每天风雨无阻地奔波在石板路上。
……
喜怒哀乐不行之于色的人,遇事冷静,经过充分思考后才表态,一般能妥善处理。就以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当总务长的工作来说,三校教职工汇集到昆明,条件很差,经费又不足,人际关系复杂,没有郑天挺先生这种修养,西南联大是不会在抗战八年中如此顺利地办成国际一流的大学,培养出如此多的国际一流人才的。
罗泽珣《怀念郑天挺先生》
本专题配文均出自《郑天挺先生学行录》(中华书局,2009)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