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即起草发布《兴中会宣言》

清末民初，西方政治宣言影响中国，渐成政治文化潮流。受此宣言文化的鼓荡，中国共产党制定发布《中国共产党宣言》势在必行。中共发起组及时推动《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并草拟《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共一大虽未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一缺憾终由中共二大弥补。其间的种种历史关联，值得钩沉。

宣言，是团体、政党乃至国家对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表态和号召宣传的文告。从美国《独立宣言》到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再到 170年前马克思、恩斯格起草发表《共产党宣言》，传递着时代进步的跫跫足音。宣言在其中承载着推动革命理念跃进，传播并扩大政治影响的重要功能。欧美的宣言文化波及中国，在民国初年与当时勃兴的政党热相钩联，促成了中国第一波的政党组织的宣言热潮。这其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生重要影响的自然非 《共产党宣言》莫属。正如恩格斯所言：《共产党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卷，人民出版社 1965年版）。《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密切相关。从1920年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拟写 《中国共产党宣言》，中经中共一大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而未予发布的波折，1922年中共二大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宣言》，向世人宣示了更为全面的党的纲领。宣言、《共产党宣言》直至《中国共产党宣言》，宣言文化在中国发展的这条红线，值得加以历史钩沉。

宣言在晚清由外促内，随着政党在民国初兴而始成气候

中国政党宣言，可追溯到晚清时期。晚清统治失序，会党兴起，但是迫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淫威，会党多是沿用秘密结社的方式。为求秘密，对外宣言实无必要，况且政党宣言在中国秘密社会历史中原本就无此传统。同时期，《申报》等报刊偶有通讯报导西方政党、政府、政治人物的种种“宣言”。不过，如此微弱的西方影响源、彼时恶劣的政治环境均不足以促动晚清会党改弦更张，中国政党宣言首先产生于海外。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即起草发布 《兴中会宣言》（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集》，印刷时间不明）；1905年 8月在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又由孙中山起草 《同盟会宣言》，又名《军政府宣言》，表明革命宗旨，即 “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提出革命三段论即“军法之治”“约法之治”与“宪法之治”（同上）。这方面的作为，都堪称先驱。1911年7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发布《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书》（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历年重要宣言集》，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总务科1929年印），中国政党宣言由外促内于此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孙中山于1912年元旦发布《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告“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的政治主张（福建省党务指导委员会训练部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宣言集》），为政党宣言作了一个全新的示范。对政党宣言在中国的兴起尤具推波助澜之力的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国初年一时涌现数百个党派。新兴政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政党、团体、政治人物为宣明其创建组织的缘由、政治纲领或者对重大政治问题表明其基本立场，竞相发表宣言，渐成为一种常见的政党文化。

聚焦于政党创建的宣言，民国初年政党成立时发表宣言，不乏其例。1912年 1月 21日，中华民国工党在上海成立，该党发表 《中华民国工党宣言书》（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2月 27日，潘昌煦、朱寿朋、潘鸿鼎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国民党”，发表《国民党宣言书》（《国民党宣言书》，《申报》，1912年 2月 28日）。3月，岑春煊、伍廷芳、王人文等在沪将中国共和研究会改名为国民公党，隔月在报刊上发表《国民公党宣言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1913年 5月 29日，进步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它是由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而成的，梁启超起草《进步党宣言》（《中国政党史》）。此外，工商勇进党、平民党、大中党、民宪党等众多政党在其成立之时均有发表宣言。

民国初年重组而成的国民党，其前身成立其早，推翻满清居功至伟，在政党宣言方面也是早有作为，堪为表率。1912年8月25日，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而《国民党组党宣言》（一说《国民党宣言》）早于 8月 13日发表于《民主报》，其宗旨为“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国民党宣言》，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并阐明该党的五条纲领。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辗转来到日本东京，决定改组国民党，成立新的革命政党。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中山任总理，大会通过《中华革命党宣言》（《中国政党史》）。

标榜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党、团体在清末民初也开始出现，相应宣言随之跟进。因作所谓激进演讲而遭浙江当局驱逐的江亢虎，1911年 8月在上海发起成立 “社会主义研究会”，同月在《社会星》杂志第2期刊发 《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江亢虎：《社会主义研究会开会宣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专题资料选辑》第 1辑，中华书局1976年版）。同年11月，江亢虎又在上海成立中国社会党，发表《中国社会党宣言》和《中国社会党规章》[夏顺奎：《中国社会党的成立、分裂和解散》，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集萃 （综合卷）》，《江苏文史资料》编辑部 1995年版]。1914年 7月，“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在上海发起成立，并公布《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当时虽被视为过激，但是仍未放弃传布宣言的活动方式。这有利于政党发散政治威力、获取社会认同，同时也是西方宣言文化这一“舶来品”在清末民初移植中国、开始存活的表征。

《共产党宣言》翻译出版对中国共产党创建发生积极作用

就民初政党宣言文化而言，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中对马、恩 《共产党宣言》的全本翻译出版，以及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发布，应当是其中的高潮。这二者又有着历史的逻辑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十月革命胜利，五四运动爆发，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认清了西方公理的强权本质，决心走俄国人的路。创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已如箭在弦上。1920年冬春之际，“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来到上海，团结一批初具共产主义理想的进步分子，积极投身马克思主义结合工人运动的实践活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虽非第一推动力但确实加快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步伐。19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在上海成立，当时名为“社会共产党”，对于党的名称是否合适，陈独秀与李大钊等积极商讨，于 8月定名为“共产党”。李大钊的意见显然是接受了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列宁坚决抛弃第二国际，“社会”党的旗号实已落伍，张扬 “共产党”必须旗帜鲜明。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各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脱颖而出，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势在必行。马克思、恩格斯共同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盛誉，理应在传译方面先行一步。从19世纪末到 1920年前，《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已有详略不一的各类摘译。1919年4月，陈独秀主编的 《每周评论》第16期发表“舍”的署名文章，高度评介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刘子熙：《〈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1899—1921）》，广西师范大学 2014届硕士学位论文]，这对陈独秀后来支持该文献的翻译出版当有积极意义。如此看法在当时倾向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渐成共识，上海的星期评论社邀请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戴季陶为此提供该书的日译版。但当陈望道完成《共产党宣言》全书的翻译，1920年 4月到沪，《星期评论》不久被迫停刊，这使得《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出版面临流产的危险。陈独秀邀请陈望道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并与李汉俊等采用英、俄、日译本进行译校，还成立又新印刷所，最终促成《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于同年8月顺利出版，9月又出了第二版。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问世，本身就是中共发起组积极作为的有机组成，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主要有三：

一是促进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学习认识。在李大钊的主导下，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上海译校用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就是借自北大 （邓明以：《〈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传播到中国来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罗章龙有翻译德文本 《共产党宣言》之说

[罗章龙：《回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但是上海既出中译本，当然更具权威性，阅读也更为便捷，1922年 2月 6日 《北京大学日刊》所载 《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告》显示，其中既有英文版 《共产党宣言》，又有陈望道译的 《共产党宣言》，其采购以飨读者的时间理应更早。此外，长沙、济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均有学习研究 《共产党宣言》的记述 [刘子熙：《〈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 （1899—1921）》]。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团结了真同志，厚培了理论基础。

其二，增强早期共产党人理论能力，同非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将1840年代流行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分为反动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以及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大类，逐一抨掊，真伪立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理论性。如此批判精神对于早期共产党人明辨是非、认清敌友，极具理论价值。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发生的三次论战，早期共产党人所以能够严正对待、有效批驳，主要得益于包括《共产党宣言》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特别是同样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以更“左”的面目示人，公然抨击科学社会主义，尤须加以辩驳。1919年5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所作《马克思学说批判》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发表。1920年1月，无政府主义的《奋斗》杂志又发表《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等文章。《新潮》第2卷第 3号刊载 《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系统地宣扬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共产主义者起初有意团结无政府主义者，同创共产党早期组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二者分道扬镳已属必然之事。反击无政府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挑战，是摆在共产党人面前必须应对的难题。在这种情形下，中共发起组发起对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表现出相当的勇气，受《共产党宣言》的感召当有助于理论自信。区分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真伪，极有利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建设及时排除无政府主义者的困扰。

其三，促进中共发起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成为入党标准。前有民初政党发表宣言宣告成立的通行做法，近有《共产党宣言》的规范可循，中国共产党起草并发布宣言势在必行。据张国焘的回忆，陈独秀在1920年夏尚无急迫发表宣言的冲动，陈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 《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 “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二）]。

但当中国共产党定名，各地早期党组织纷起成立，形势发展需要中共发起组尽快制定纲领、宣言。1920年 11月 7日，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有意识地选择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陈独秀撰写的刊首《短言》宣称：“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所揭橥党的政纲主张，与同月中共发起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一致，毛泽东盛赞该刊“旗帜鲜明”。《中国共产党宣言》分为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指导思想——列宁主义的核心思想结合在一起 （高放：《从〈共产党宣言〉到〈中国共产党宣言〉——兼考证〈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和译者》，《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 3期），《共产党宣言》在其中所起作用自不待言。《中国共产党宣言》虽未公开发表，但在各地早期党组织内流传，“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发挥了历史作用。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左为封面）

▲中共发起组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中共一大因故没能发表 《中国共产党宣言》，中共二大弥补这一历史缺憾

产生于1920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能成为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宣言书，并不全然是憾事。因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特别是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议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中国共产党宣言》理应由中共一大来制订与发布。

1921年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代表们将制定大会宣言作为重要议程。张国焘回忆说：“摆在第一次大会面前的任务：要把各小组联合起来组织一个中央，决定宣言、党纲。”（舍维廖夫：《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还提到，1921年春“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并请马林过目[《张国焘回忆中国共产党“一大”前后》，《一大前后》（二）]。中共一大代表李达、张国焘、董必武、陈公博、包惠僧等人对于一大宣言的讨论与制定均有回忆述及，其中最可采信的当是陈公博1924年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相关记载，时距中共一大召开仅过去两三年。

陈公博在硕士论文中具体说明了中共一大 “未能发表第一个宣言”的原由。张国焘、董必武等在1929年前后的书信或讲稿也认定中共一大没有产生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中央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其实，当时大会起草了宣言草案。宣言草案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 “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把这种状况的调查研究结果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理论基础之上，极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并说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比北方政府的好”。李达在回忆文章中说 “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 《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陈公博著、韦慕庭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共产党》月刊刊载过美国统一共产党的宣言《美国共产党宣言》，这篇宣言开篇即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美国共产党宣言》，《共产党》第 2期，1920年 12月），显然中共一大宣言的体例受到了它的影响。李达所述一大宣言草案的主体内容也与陈公博论文所述一致。

宣言草案主体内容的第二部分引起中共一大代表的激烈争论。代表们对北洋政府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对南方政府的观点分歧严重。有些代表说，国民党的纲领“暂时还是多少代表了新的趋势。孙博士所提倡的民生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有的说，共产党的领袖（指陈独秀）“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一大前后》（二）]然而，多 数 代表主张 “因为很多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所以南方政府应当推翻”（《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包惠僧对国民党的态度尤为激烈，声称：“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广东的军事独裁致民不聊生……那里还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呢？况且他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东西，做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

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包惠僧：《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后的回忆》，《一大前后》（二）]在激烈辩论后，宣言草案获得通过。

陈公博回忆当时的情境：“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陈公博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 立 》，《一 大 前 后 》（二 ）]这些代表认识到共产党直接进行社会革命是不现实的，国民党或许能够成为他们的革命伙伴，因而这项通过的大会宣言又被紧急决议暂时搁置，“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议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因而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由于不了了之，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逝水中。

从中共一大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内容的争辩，大体可以认为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国民党的态度尚不明朗。但是,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第三、四项，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五项，对于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的关系规定得非常明确，即中国共产党要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文译稿），《一大前后》（一）]。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反映出宣言与党纲等文件的功用差异，即纲领、决议等属于党内文件，而宣言则是党对外发表政治主张的文件形式。

中共一大没能发布《中国共产党宣言》，并不影响党的正式成立。然而，从民初日渐盛行的政党宣言文化来看，没有发布成立宣言总是不无缺憾。继后于翌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就以各种形式在党内同志、统战人员中流通。

中共二大对于起草宣言高度重视。张国焘回忆说，“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张国焘：《我的回忆》（节录），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为执笔人。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分析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中国社会演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进而提出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为真正民主共和国”。这实际上制定出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宣言又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又坚持了党的最高纲领。宣言强调，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二大和三大》）。陈公博认为这个纲领“远比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的那些方案有分析有综合”（《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共产党能够调准对国民党的政策，同1922年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阐明的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共二大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宣言，所题所示，是  “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重要文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向世人昭示中国共产党已经横空出世。此后的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才是党代会宣言，它们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其他宣言，共同承担着党向社会各界宣告自己政策主张的重要使命，共同汇入民国时期的政党宣言文化。

作者： 吴海勇、曹典（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辑：范菁

责任编辑：单颖文

*文汇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