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墨边境建墙来隔离非法入境的移民，是一种“中世纪的解决方案”吗？美国总统特朗普反正是欣然接受了这个说法：“他们说墙是中世纪的。好吧，轮子也是如此。你们知道吗，有些东西是有用的。轮子有用，隔离墙也有用。过去它有用，现在它依然有用。”今年1月访问美国南部边境时他这样说。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如2020年想要竞选总统的参议员Senator Kamala Harris，认为这是特朗普的“中世纪面子工程”。不过，学术界的反应是把两头都骂了一通。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Matthew Gabriele写道：“‘中世纪’的墙这一说法是误导性的，因为实际上欧洲中世纪的墙起的作用根本不是像特朗普所想象的那样。”（《华盛顿邮报》）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David M.Perry坚称“墙不是中世纪的”（CNN网站）。波士顿大学Eric Weiskott则试图以中世纪文学教授的身份告诫读者，“把你不喜欢的东西称为‘中世纪的’是不准确的、无益的”（Vox网站）。

这一系列学界回应纵然十分迅速，却又着实令人难堪——纽约州立大学的Sam Fallon却这么认为。他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撰文提出，当讨论这么一项以如此多人命运为赌注的政治斗争时，纠结于墙是否“中世纪”的象征，这么说是否构成对中世纪的侮辱，似乎完全没踩在点子上。当然，学者们对“建墙”这一提案的愤怒和回应热潮完全可预见。只是，在他们这种狭隘的、自以为是的“文本主义”（literalism）中，所体现出的是这样一种逐渐渗透至人文学者公共写作的风格：将专业知识等同于权威，将历史事实当作时事问题的决定性解答，无论这些事实本身多么微不足道或充满争议。简言之，这些学问用错了地方。Fallon认为，这种完全落于文字的“文本主义”是一种糟糕的修辞，它将严肃的论争降为细枝末节的讨论；这也是一种糟糕的历史观：从根本上说，人文学科拼死拼活赢来的对人类过去的解释权，却被“文本主义”完全背弃了。

强调启蒙史学在发明“古代”、“中世纪”、“现代”这些概念范畴时的作用；认为关于“中世纪黑暗而落后”的想法，源于启蒙思想家们对自己相对于前任的高度评价——Weiskott的这种种反思，实际上都建立在20世纪人文学科取得的一项重要洞见之上：不存在未经加工的历史，对过去的理解需要叙述者来写就。这是20世纪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成就之一，如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里所论证的；还有米歇尔·福柯，以及去年刚刚去世的伟大的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对怀特而言，历史意义是通过历史的叙事形式才得以彰显的：“事实本身并不会说话，是历史学家为它们说话，代表它们说话，把过去的片段塑造成一个整体，其整全性……纯粹是话语性的。”

但是，当“中世纪的墙”这一比喻被严肃地当作关于中世纪的历史事实来深究，恰恰犯了海登·怀特最想要抵制的那种错误：他们将事实和比喻混淆了。这些学者忽视了这样的事实，让历史及其他一切叙事话语生动起来的，其实是比喻（如解经时的譬喻说理）。怀特认为，“将伟大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同其他平庸之辈区分开来的，正是这样一种对语言的敏感性，也就是对包括隐喻、转喻、提喻、讽刺在内的那些替代性的语言规范的敏感性。”而这种可贵的“敏感性”，今天变得越来越稀有。

今天，人文学科的研究生们几乎无可避免地会阅读阿多诺、福柯，而且即便他们错过了怀特，也会从其他地方间接吸收到他的观点。因此，Fallon觉得，奇怪的是，明明人文学者们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历史写作塑造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人类过去，但当他们在选择一种参与公共话语的途径时，仍会转向“文本主义”。

还可以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关于特朗普将他的批判者称为“女巫审判”的习惯。“今天这个术语的复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的比喻用错了：‘女巫审判’指的是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但特朗普和他的亲信们面临的指控是真实而非虚构的，尽管总是被他们驳回。”克莱门森大学的Jonathan Beecher Field解释说（《波士顿评论》）。对此，人们可能会回应，由于特朗普的意图很明显，他就是要把所有不利于他的证据都当作是莫须有的，所以这个比喻用得其实非常准确。不过，Field的问题显然不止于此。他犯了一个根本性错误，那就是用事实去验证比喻。在为“塞勒姆女巫审判案”的受害人恢复名誉时，这样做并没有错；但是拿它来解释一向随心所欲满嘴谎言的特朗普，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需要思考的是这究竟如何发生：为什么“文本主义”成了人文学者们参与公共讨论时的主流声音？人们很容易责怪环境，以及教授们在面对非学术读者时所进入的媒体生态，它们似乎成了造就这种现象的“罪魁祸首”：社交媒体的字数限制使得那些简明扼要的“小事实”更为流行；相反地，由一个话题引发的源源不断的跟帖，更容易把话语上的论证最后变成了资料堆砌。又或许，学术上的“文本主义”通常被那些主流期刊拒之门外，这让部分学者不得不寻找其他媒介发声……Vox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它一开始设立的目标是想要“解释新闻”，后来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兼具真诚而高高在上的正义感，以及一种自鸣得意的书生气。

但Fallon认为，真正的答案可能藏在别处——来自人文主义者的焦虑情绪，而这种焦虑源于他们感受到自己正在被大学和公众边缘化的处境。在美国，特朗普掌权下的“紧缩政策”几乎关闭了人文学科的学术就业市场，大学里对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总称）领域基础学科的偏爱令他们愤愤不平，政治辩论中来自对手的反击让他们精疲力尽。在这样的情形下，又有什么理由去责怪历史学家和文学教授们仍在坚持自己已经被撕成碎片的权威呢？毫无疑问，在这些“碎片”中，拥有专家知识是一种资本，而最现成的流通货币则是那些“口袋装”的事实。

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本主义的重点与其说是在坚持事实本身，不如说是一种专业知识的展现——用来提醒人们，身为教授仍然是有价值的。如密歇根大学Benjamin Paloff的反击：“如果人们对你的专业知识一无所知，那就让他们意识到它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它所代表的这项工作是长期的、困难的，以及，是的，‘精英的’。”可是，专业知识即便再来之不易、或未受到公正对待，也不应该堕落至一种迂腐的学术孤芳自赏。这种“孤芳自赏”就像讨论“茴香的‘茴’有几种写法”一样，沉闷又空洞。

编译：陈瑜（编译自Sam Fallon（纽约州立大学）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的文章  “The R ise of the Pedantic Professor”）

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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