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儒家伦理的诸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价值元素与一些现代性的因素相结合,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儒学的复兴是分不开的。这里的儒学指的是融合各家的中国传统文化。古今思想没有高低之分,差异在于论证的一致性和严谨性。儒家伦理、儒学的现代意义在于其对宏观经济面向的促进作用,也在于其对微观管理层面的借鉴作用。古代的管理思想一般都很简练,但那些对人性进行深刻揭示和反映事物发展规律的思想具有普遍的永恒的价值,会穿透时空,给今人以启示。澳大利亚学者李瑞智和黎华伦即认为,“儒学的复兴已经明确地指出它将在全球文明的核心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将带领世界进入21世纪,即将成为21世纪的管理主流。”
当前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管理模式所能解决的,需要构建中国式管理模式。台湾学者曾仕强对中国式管理模式曾做了一个界定,即以中国管理哲学来妥善运用西方现代管理科学,并充分考虑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以及心理行为特性以达成更为良好的管理效果。中国式管理是一种合理化管理,以安人为最终目的,更具有包容性,主张从个人的修身做起,然后才有资格从事管理,而事业则是修身、齐家及治国的实际演练。卷轶浩繁的古代经典文献中蕴藏丰富的管理思想,历代齐家、治国、用兵、经商创业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传统管理思想与实践可以给当今管理者深刻的启示。这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的概念界定,其本质是中国文化主导的管理模式,融合了西方优秀管理思想的中国特色管理模式。当然,中国式管理模式的研究和构建,也不能仅仅是从古典文献入手,还需要着眼于当代企业的成功实践,加以理论升华。
反观西方管理模式,亦经历了一个向伦理、文化复归的过程。早期工业革命使得经济活动的规模空前扩张,在“工具人”、“经济人”的行为假设下,企业管理也越来越机械化、制度化,使得人性的异化问题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为了扭转这一管理偏差,西方企业管理模式经历了科学管理阶段、行为科学阶段、管理科学阶段、企业文化管理阶段的发展进阶,使得科学思维与伦理文化在组织管理中的作用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其背后是人作为“社会人”、“自我实现的人”、“复杂人”的本质属性得到正视。实际上,西方管理学界对企业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也是从日本经济和企业的崛起开始的。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中国在企业文化的营塑中,通过注入儒家的“仁义”、“慈爱”、“忠信”、“诚敬”等价值元素,可以弥补制度刚性管理不足,促进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具有人文底蕴的中国式管理模式的形成。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曾经繁荣而富有光辉成就,不仅为中国古代经济长期领先于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导,而且也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随着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中西经济发展开始出现大分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渐渐落后于西方经济学说的发展,未能形成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理论。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依然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其合理内核和积极要素值得进一步挖掘。需要指出的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具有较强的可通约性,中国经济学派应是建基于一个可通约的研究分析框架和规范的学术话语系统之上的。这就需要推动传统范式的转换。否则,还会落入传统经济思想的旧的发展路径之上,难以有大的创新。
(节选自《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代价值》,刊2016年2月26日《文汇报·文汇学人》
作者:程霖(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史学系教授)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刘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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