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会津祭”现场

明治维新向来被视为日本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开端，因而备受关注，而位于日本福岛县的小城会津则与明治维新引发的“戊辰战争”息息相关。1868年的战败记忆，在为会津带来游客的同时，也让会津与原来的交战对象迟迟无法达成和解。

每年9月22日，位于日本福岛县的小城会津若松市都会迎来大批客人。这天夜里，当地最为重要的年度盛事——“会津祭”会拉开序幕。“会津祭”的起源与明治维新引发的“戊辰战争”息息相关。1868年9月22日，会津藩藩主松平容保在坚守一个月后打开了城堡“鹤之城”，正式向明治政府投降。“戊辰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东北战役就此落下帷幕。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向来被视为日本成功迈向现代化的开端，因而备受颂赞和纪念。会津人则用持续三天的“会津祭”——这种最隆重的方式，纪念着他们1868年悲壮惨烈的“战败”之日。

会津若松站前的戊辰战争150周年纪念宣传装置

“会津祭”：苦难记忆的再现

2018年适逢明治维新150周年，相比日本各地热闹非凡的纪念活动，会津若松市的“会津祭”时节，街头上漫天飘舞的却是“戊辰150周年”的红色锦旗，可谓别具一格。

三天“会津祭”的重头戏出现在9月23日。上午10点，人们聚集在重建的“鹤之城”前集体感谢会津的先人，安静地悼念那场战争中的亡者。之后，便是  “会津祭”的最高潮——“会津藩公行列”。在松平容保的后人、会津松平家第十四代当主（类似我国的“族长”）松平保久一声令下后，首先参照当年仪式，依次举行“射箭”、“鸣炮”等环节；接着，大家集结于“鹤之城”前，身着当年战服的各支队伍开始“出征”，进行环城大游行。这些队伍中，既有当地民众所装扮的“白虎队”、“娘子军”等当年会津藩部队，更有远道而来扮演友藩部队的外地民众。150年前，包括日本整个东北地区及新泻县北部在内的31个藩所结成的“奥羽越列藩同盟”，曾与会津藩一起，与以萨摩藩和长州藩为主的明治政府军展开过激烈的战斗。150年后，各地更是派出了540人的史上最大阵容前来助阵。而迎接队伍的则是挤满街道两边的当地民众与来自日本国内外的游客。

一离开“鹤之城”，“会津祭”的画风突变，所有的肃穆瞬间荡然无存。街道上热闹非凡，主商业街上摆着各种饮食摊，大家开怀畅饮，到处笑语欢歌，似乎让人怀疑正在参加夏日的烟花大会。而电视剧《八重樱》（2013年NHK“大河剧”）的女主角绫濑遥小姐乘坐的巡城花车所到之处，更是万人空巷。

“八重樱”的女主角山本八重被誉为“会津贞德”。1868年，作为炮师之女的她身着已阵亡的弟弟的武士服，持枪走上了“鹤之城”保卫战的第一线。而在会津若松城外的饭盛山上，有一群少年武士远眺家园，看到“鹤之城”笼罩在一片火光中，误以为家园已陷，便选择了集体自杀。这群还没达到上战场年龄的“白虎队”少年与本不应出现在前线的女子山本八重，已成了今日“会津祭”当仁不让的主角，也浓缩了会津人对那场战争的记忆。而这场战争给他们带来的种种苦难，也通过“会津祭”被反复记起与强化。

“戊辰战争”时，明治政府以天皇的名义，标榜自身“正义”，并将会津藩定性为反天皇的“朝敌”（即  “朝廷的敌人”）。“朝敌”身份使他们遭受种种责难，并成为长期以来压在会津人心头的一块巨石。在会津人看来，正是150年前明治政府强加给会津人的这一原罪，成为了日后一系列不公长期存在的根源。因此，摆脱“朝敌”身份既是会津人不断努力的目标，也成了“会津祭”永恒的话题。甚至在2018年“会津祭”的致辞开头，会津若松市长仍在强调“朝敌”问题。

在今日会津人的公共记忆中，面对强敌，弱小的会津藩恪守武士道，不愿屈服，遂在无奈之下全面皆兵。而明治政府的军队却在攻城之际，不遵守武士道，对城中男女老幼进行全面攻击。因而会津藩在战争结束后，城池被毁、尸横遍野。在会津人眼中，其惨烈程度堪比“核爆”过后的广岛与长崎。

因背负“朝敌”身份，明治政府给会津藩的投降设下极为严苛的条件，在会津藩投降后仍以此严惩会津。因此，苦难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逐步消解。在会津藩正式投降后，明治政府下达命令，禁止移动会津方死者的遗骸，任凭其暴晒室外，甚而成为野犬、禽鸟的食物。直到翌年开春雪融，在留下善后的数名会津藩士的不断恳请下，终于获准埋葬。之后，会津藩的原有封地被没收，被迫从温润富饶的盆地迁移到本州岛最北部的不毛之地，此地有近半年时间被大雪覆盖，采邑也从原先的23万石锐减为3万石。

进一步地，明治政府还在教材中纳入“会津是朝敌”等内容，把会津人钉死在了“耻辱柱”上。“朝敌”不但成为会津人在明治伊始就背负着的“原罪”，更长期成为日本其他地区歧视会津人的正当性来源。在建设天皇面前人人平等的统一新国家——“大日本帝国”的过程中，会津人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歧视。从明治到大正，会津人一直难以在政府、军队中获得正常升迁。明治政府推行“废藩置县”时，前身为会津藩的若松县与福岛县进行合并，县厅所在地（等同我国省会）被选在了偏远的福岛市，而非人口最多的会津若松市。明治时期开始的国立高等学府建设，通常将德川幕府时期的高等教育机构——“藩校”，进行转型。但会津藩的“藩校”——“日新馆”，尽管是当时教育水平最高的，却总不受眷顾。直到1993年，在“大日本帝国”灭亡了近半个世纪后，当地才有了盼望已久的县立会津大学。在战后普遍“恐核”、“反核”的日本国内，福岛县却偏偏“有幸”建起了核电站，而2011年3月11日福岛核电站所发生的一切，似乎也在印证会津人仍在为150年前的战败买单。

“观光兴邦”：战后“朝敌”记忆的异化

事实上，在二战结束前，会津已经不再是官方认定的“朝敌”。1889年，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发的同时，明治天皇下达了“大赦令”，赦免了包括会津藩在内的当初反对明治政府的人士和团体，意味着“反天皇罪”不复存在。1902年，排在会津藩之前的头号“朝敌”、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成了帝国议会的贵族院院长，变相恢复了名誉。1917年，也即“戊辰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际，会津人才获准以对交战双方阵亡者进行共同祭奠的方式举行祭祀活动，悼念亡者。而“会津祭”也始于这一年。1928年，出身会津藩主家的松平节子被选为昭和天皇之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之妃，会津当地欣喜若狂，连续多日举办庆祝活动。1937年，军国主义的头号鼓吹手德富苏峰更是为“会津非贼军”进行了热情洋溢的辩护。到了1940年，“朝敌会津”终于从帝国的教科书中销声匿迹。可见，在二战结束前，会津的“朝敌”问题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才逐步得以解决。在二战战败后努力转型的日本国内，“朝敌”之名显然不可能再回到国民教育的教材中。虽说原有教育下形成的心理歧视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消失，但继续以“朝敌”的名义对会津进行传统性歧视，毕竟不符合战后日本的发展方向。

那么，为何今日的会津人依旧执拗地控诉着萦绕其身的“朝敌”阴魂？这从“会津祭”本身的历史演变中，似乎可以一窥堂奥。

如前所述，1917年开始的首届“会津祭”，是对“戊辰战争”双方战死者的共同追悼。而自1957年开始，“会津祭”首次自行对会津方战死者进行单独祭奠。以此为分水岭，“会津祭”与明治维新纪念泾渭分明，成了单方面阐述会津历史记忆、传递价值观的活动。原先的“会津祭”是属于战死者家人的肃穆默哀活动，而1957年的“会津祭”却演变成全民活动，且氛围搞得像一场嘉年华。实际上，参与策划1957年“会津祭”的会津若松市商工观光所职员、后来的会津史学会会长宫崎十三八对此直言不讳，高规格举行“会津祭”是“带有观光目的”。

1956年，日本《经济白皮书》以一句“已不再是战后”，宣告了日本至少在经济上已经走出二战战败阴影，日本的国民经济在1955年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日本民众终于可以不用自备口粮进行国内旅行。会津若松市非常敏锐地看到了新兴旅游市场的潜力，策划以旅游带动当地经济发展。而要吸引其他地区的民众前来，就必须要有独一无二的旅游产品。好在“白虎队”的故事在日本早已家喻户晓，当地政府需要做的是用好这个现成资源，将其打造为旅游品牌。除了相关场馆建设、书刊出版，还需要与之相关的可参与、可体验的活动。于是“会津祭”进入了当地政府的视线，并摇身一变成了大型观光活动。而以“会津祭”的名义，又让城市旅游业建设者得以挖掘与“白虎队”故事并不冲突的其他资源来扩充内容，增加卖点。于是，当年的娘子军队长中野竹子，“会津贞德”山本八重等等，会津的先人们又一个个被召回了这片大地。加上共同作战过的友藩后裔、曾经的“流放地”后人，如今的“会津祭”可谓内容丰富、声势浩大，且独具特色。会津若松城，也因为不断挖掘，各种旅游资源异彩纷呈，“武士之城”形象鲜明，相关配套完善，如城市规划者所期盼的那样，成了一座颇有魅力的旅游城市。时至今日，会津若松只是一座10多万人规模的小城市，每年涌入的游客却长年超过2000万。

日本国内以战争伤痕作为旅游资源加以开发的并不少见。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日活动更是极其隆重。但这些活动通常是宁静肃穆的，而会津若松却反其道而行之，把原本的哀悼活动打造成了全民参与的嘉年华活动。如此热闹非凡地纪念战败，似乎有悖常理。然而会津人认为，会津藩当初是为正义而战，即使战败，亦是虽败犹荣，因此完全有理由表彰“为义殉身”的会津先人们，堂堂正正的将先人功绩传递给子孙后代。这样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如何证明“戊辰战争”中会津藩的正义性？

会津人自诩正义的逻辑如下：在幕末与萨长两藩主导的明治政府为敌，是会津藩作为德川幕府的“亲藩”（藩主为德川家宗亲）所应尽的本分，是对幕府时期的“大义”——忠君爱国这一价值观的捍卫。会津藩非但“尽忠”幕府，也对天皇忠心耿耿。1864年，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还将“宸翰”赐予会津藩主，以示信赖。反观“攘夷”急先锋的长州藩却有直接攻击天皇住处——“炮击御所”的大逆行为。而当时挺身而出的，恰是承担皇城护卫之责的会津藩。会津藩主受命于当时的执政者——德川幕府，并深得孝明天皇信任。在末代将军德川庆喜投降后，会津藩并非拒不投降，而是明治政府开出的投降条件让会津藩无法接受。在统一国家还未建立起的1868年，明治政府对会津藩的进攻，是侵略战争，会津藩的“卫国”战争具有天然的正义性。因此，会津虽败，但会津藩的抵抗却具有双重正义性。

在会津的自证正义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萨长非正义论”，而这一前提还因为日本在二战中的失败似乎增强了正当性。二战结束后，随着日本国内对战争责任的探究和对军国主义的追责逐步追溯到了明治维新时期，战前由萨长藩阀所建构出来的种种说辞的正确性、合法性也受到了质疑。1951年，历史学者远山茂树与井上清等人拉开了战后重新研究明治维新的序幕，也开启了对幕末历史的重新评价。1962年美国学者贝拉（Robert N.Bellah）的《德川宗教》在日本翻译出版，曾经被视为黑暗落后的德川幕府时代，在美国学者笔下居然显示出诸多积极面，幕府的价值观更获得了美国学者的一定程度肯定，这给了日本国内重新挖掘幕府时期积极因素的勇气。以此为背景，主导明治维新的萨长同盟所具有的“正义性”受到了巨大冲击，也让会津人有机会以捍卫德川幕府的价值观来宣称自身在“戊辰战争”中的正义性。而随着萨长同盟被批判为大日本帝国扩张主义的根源，更让会津人可以以萨长同盟军事扩张的头号受害者自居。战前教材中长期使用的那句“会津是朝敌”，此时就成了最好的例证。

没有哪个词可以像“朝敌”这样，简单明了地控诉萨长藩阀对会津人的长期迫害。而会津藩的悲剧，反过来又是萨长藩阀一贯不人道、非正义的最佳证据。进一步地，对于自认是二战受害者的普通日本民众而言，会津藩的遭遇，宛如自身二战经历的预演。于是家人的战死、战败后的苦难，就有了可以归罪的对象。“一切都是萨长的错”，这在战后日本，不难引起一定的共鸣。

对战败苦难的感同身受所引发的同情可以带来游客，推动会津若松旅游业的发展。而会津若松要维持自身观光特色，长期吸引游客前来，不可避免，需要不断强调“朝敌”的身份。概言之，嘴里喊的都是名誉，心里想的都是生意。而在杰出的“民间历史学家”宫崎十三八与当地旅游业者的努力下，“观光史”成功定义了会津的1868记忆。

邙饭盛山白虎队饮食店

“朝敌”的诅咒：难以实现的和解

1868年的战败记忆，在为会津带来游客的同时，也让会津与原来的交战对象迟迟无法达成和解。宫崎十三八在《会津人的戊辰战争》记载了这样一件事。1987年会津120周年祭的时候，山口县萩市（原长州藩政治中心）派使者前往会津若松市，提出结为姐妹城市。时任市长想要答应，却遭到市民团体反对，并在当年的市长选举中落败。新当选的市长没有接受萩市的请求，所给出的理由之一是“如何向因‘鹤之城’、‘白虎队’惨剧而来饭盛山参拜的游客进行说明”。

在战后，山口县曾多次向会津若松抛出橄榄枝。2018年1月，“长州之子”安倍晋三在其执政方针演说的开头，引用了日本第一位物理学教授、东京帝国大学首任校长山川健次郎所说的一句“国之力在人”。而山川健次郎正是“戊辰战争”中幸存的“白虎队”成员之一。会津的老冤家又一次抛出了和解的橄榄枝，但这次选择的切入点却非常耐人寻味。即便是“朝敌”出身，也能出人头地，山川的例子不仅凸显了萨长藩阀的宽容大度与明治政府的先进性，似乎也在暗示：会津人也是皇国的“功臣”，又有何资格指责萨长藩阀？

邙饭盛山白虎队饮食店

幸存的会津人身体力行地为明治政府做出了诸多贡献。除了山川健次郎外，还有创办著名私立大学同志社大学的山本八重，打破萨长两藩对军队高层的垄断、最终晋升陆军大将的柴五郎。而在饭盛山上自尽的少年们的故事，也深刻影响了“大日本帝国”的军人。如《战争训》本训第二条第八项“惜名”就称军人应“不受生擒为俘囚之辱，以死不留罪过之污名”。1943年的塞班岛，在南云忠一中将“不受生擒为俘囚之辱”的训示下，将近八千名日本士兵选择了自杀。

如前所述，会津人似乎对萨长藩阀和明治以后的中央政府一直颇有怨言，但会津人对战前日本的真实认知究竟是怎样的呢？在会津若松引以为傲的观光胜地饭盛山，“白虎队”的自绝之地矗立着两块纪念碑。一块来自意大利，据说墨索里尼为赞誉“白虎队”精神，遂于1928年授意罗马市赠送一块石碑。另一块则由1934年前来墓地访问的驻日德国大使馆员工赠送，据说也是被“白虎队”精神深深感动。这两块纪念碑在战后重新被树立起来，无疑是想借“国际声音”来为“白虎队”正名、吸引更多游客前来。石碑旁的解释标识上，除英语外，还细心地写上了中文、韩文。显然，石碑的放置者并不认为这一“德意日”小型纪念碑群有任何问题。字里行间也读不出“小小年纪却枉死于此。看，战争多么可怕！”这种战后日本的主流反战逻辑。倒是有种对往昔“皇国”精神所获“国际认可”的洋洋自得。

2018年“鹤之城”天守阁举行了“戊辰战争”150周年特别展，特意将明治天皇下赐萨长的“锦旗”与孝明天皇御赐会津的“宸翰”并列，更直白地表达着会津人自始至终都是天皇的忠臣。其实，对天皇骨子里的忠贞，在“会津祭”上一直有所体现。三天“会津祭”的第一场重头戏是9月22日晚的全城灯笼大夜游，人们举着灯笼在会津若松市街头兴致勃勃地载歌载舞。这一活动源自90年前为庆祝松平节子嫁入皇室所举行的全城灯笼大夜游。90年来，这一活动年年不断，并将是继续传给子孙后代的会津“骄傲”。可见，揭开“朝敌”的面纱，会津可能是战后反萨长的旗手，但绝不是反天皇的旗手。直至今日，在会津若松人的潜意识里，错的也只是萨长藩阀主导下的政府，而与天皇无涉。

或许，会津人真正耿耿于怀的是，战死在“戊辰战争”中的那些先人们，虽然他们忠君爱国，但却无法成为“皇国”的护卫神，荣享天皇的亲自祭拜。这可能才是会津人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无法与萨长和解的症结所在。

作者：王盈（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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