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与创新的艺术表达一相逢，气质昂扬的芭蕾舞剧会是什么模样？存于几代人记忆里的革命精神和当下的舞台审美一碰撞，创于2018年的新作能否成为又一出中国芭蕾舞的红色传家宝？脱胎于经典电影的故事经再造后登陆演艺之都，它能否为这座城市的红色文化再添一抹亮色？

今晚，作为第二十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参演剧目，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完成了全球首演。舞台大幕开启，如是好奇和期许一一找到了回应。它有超现实的舞剧结构，蒙太奇的视觉艺术和空间意识，塑造出一个既经典又颠覆经典的潘冬子形象。它也有超浪漫的舞蹈语汇，能承载芭蕾舞约定俗成的形式感，亦包容了最新的、全球化的审美。

更重要的价值蕴藏在舞剧编导、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赵明的创作理念里——“我希望这部作品能让红色的信仰、革命的精神链接起不同年龄的人，既有‘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一代，也有改革开放中成长起的一代。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途上，奋斗精神永无止尽、一以贯之。”

舞台上，漫天火光幻成了遍野的映山红，观众耳熟能详的旋律涌上来，声声扣紧“潘冬子”的舞步，由浅至深——闪闪红星不止闪耀在历史的深处，它更照耀着今日星空。

成年潘冬子的视角，亦代入了今天年轻人的体验

于赵明而言，此次创排是他第二次接手《闪闪的红星》。隔着20年时间，他坦言：“我把自己对舞剧、对人生、对生命、对革命的感悟和对理想的认识都附着到了新剧中成年潘冬子的角色上。”

和20年前的舞剧版本不同，新版故事的主人公走出观众的熟识地带，从圆头圆脑的少年，改头换面成了青年红军战士潘冬子。现实与记忆交织，舞台上出现两个潘冬子。少年冬子为母亲被火海吞噬而悲伤难抑，成年冬子在行军路上边忆往昔，边厘清内心信念。

“舞剧得有故事，但舞蹈不止于故事，它应该是情绪的铺陈和渲染。这部作品里，少年是青年的影子，两个冬子的内心在对话。”赵明对演绎成年潘冬子的吴虎生这样“说戏”，“起初，他参军只是循着父母的志向，要跟红军走，要跟党走。随着时间推进，红军队伍里发生的一切，让他懂得革命的意义，也更坚定了他投身革命的意志。”

最后，舞剧里的潘冬子冲入火海，救起千千万万的母亲，角色的信仰得到升华。吴虎生感慨，每当表演至此，他都会对导演的用意更深一层理解：“这其实是双重回望，既属于青年潘冬子对自己经历的回忆，这个角色也可以代入今天的年轻人，我们共同借着潘冬子的视角去感受那个艰难而光荣的岁月。”

“民族的”与“世界的”邂逅，中国故事能赢得国际舞台

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映山红》《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深入人心。此版舞剧在全新创编时，特意在音乐里保留了三首经典乐曲。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首演之夜，它的创作者傅庚辰老先生坐在观众席上，久久意难平。“熟悉的旋律一起，我感觉眼眶热热的。”他告诉记者，当年的《红星歌》虽三易其稿，但每一稿都是一气呵成，因内心总有一股情怀自然流露。

相似的情绪，他在全新的舞剧里也分明感受到了。上半场临近尾声，舞台上的红五星连成片、红旗飘扬开，伴着《国际歌》的副歌旋律一齐涌上来，傅庚辰说自己心里狠狠动了一下，“这段旋律与舞剧情节、与我们的民族音乐自然过渡、无缝链接，周围观众都情不自禁为它鼓掌。”在他看来，这一刻，中华民族的革命浪漫主义与世界的英雄主义邂逅，一个中国的红色故事有了赢得国际舞台的可能。

事实上，大胆调和艺术中的民族性与世界性，贯穿舞剧《闪闪的红星》的创作各层面。

比如舞剧里“映山红”“涅槃”“红五星”等意象，都被赋予了人格化的表达，充满芭蕾的浪漫想象。与此同时，舞台上的红军战士是阳刚的中国形象。芭蕾舞裙和笔挺的军装一柔一刚，相得益彰。

又比如舞美设计，为表达“小小竹排江中流，巍巍青山两岸走”的意境，设计师韩江采用了画家尹朝阳的两幅油画。这两幅油画用简单的色彩勾勒出江南美景，大色块中还兼容了类似中国画的泼墨感，同样是中西合璧。

还有舞剧的服饰和造型设计，也被设计师李锐丁定义为“红色的交响”。他说：“所有的色彩走向是一种交响式的表现方法，轻、重、浓、淡、张扬、抑制、抒情、高亢，都在设计中有节奏地出现。而所有服饰在制作上也运用了国际流行的毛裁、拼贴、肌理、手绘等方式，以期达到红色革命艺术化，历史题材现代化，民俗元素时尚化，民族样式芭蕾化，中国故事世界化。”

10月24日的首演由上海歌剧院青年指挥张诚杰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进行现场伴奏，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女高音歌唱家杨学进和上海歌剧院男高音歌唱家迟立明担任独唱。上海芭蕾舞团团长辛丽丽说，《闪闪的红星》既是革命精神和红色情怀的延续，也是上芭人对芭蕾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更是以海派芭蕾讲好中国故事，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努力。

作者：王彦

编辑：李思文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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