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美琳的书桌上有一道风景:医学英语词典、科学英语词典等各类词典堆起了一栋“高楼”。
“我现在每周还坚持看十几个小时的文献,因为我要看门诊,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对病人负责。”廖美琳说。今年已84岁的她,依旧每周出门诊,坚持阅读文献,掌握肺癌诊疗最新进展,词典是她的工具书。
从医61年,廖美琳见证了中国肺癌诊疗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有人将肺癌治疗进展比作蜗牛,形容太慢了,大量病人等不到有效治疗就离世了。但近些年,这只“蜗牛”加速了,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肺癌诊治新手段层出不穷,肺癌成为近20年治疗效果进展最为明显的肿瘤之一。
“(病人生存)以前讲天、讲月,现在终于讲年了。”廖美琳说,医学就是一个相加的过程,每一步都算数。
医生不要灰心,病人不要死心
廖美琳在门诊遇到过这样一个病人,对她鞠了三个躬,说:“我活了11年了,现在也很好,这次是自己坐火车来的。”她说,这个时候体会到了医生的成就感,无与伦比的满足。
廖美琳说,与肺癌过招犹如拔河,根据病人情况制定并可能不断调整治疗方案。这期间,不是非得用新药,但治疗方法的搭配要好,不少病人严重到淋巴转移、肝转移,但“拉拉又回来了”。在她手里,肺癌患者存活一二十年的并不少。
“所以说,医生不要灰心,病人不要死心。”与肺癌接触近半世纪,她得出这样的结论。
1957年,廖美琳从上海第二医学院毕业,分配到胸科医院工作。当时肺癌患者很少,结核病、气管炎病人多。廖美琳从一个呼吸科医生做起。
1970年,肺癌开始抬头,胸科医院开设我国首个肺癌专科病房,廖美琳被老师调入负责这个新病房。“当时的治疗办法太少了,医生对肺癌基本是束手无策的。”廖美琳说,开设肺癌病房是希望更好地摸清肺癌,更好地去帮助患者。
“起初,我看到病人白细胞往下掉就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有限的化疗手段副作用很大,护士晚上就跟脚踩风火轮似的,呕吐病人此起彼伏。”廖美琳回忆。为解决临床上的棘手问题,图书馆成了她的第二个家,与肺癌相关的书,她都没放过。
看书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就去求教别人。从上海的肿瘤医院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都是她求教的对象。她还去学中医,用车前草让患者消肿,用蟾酥给患者止痛。
“当时很累,治疗效果也不好,但大家不觉得苦,心中充满着为什么,就想着怎么做才能更好地治疗病人。”廖美琳说。
这就是中国肺癌诊疗的起点,伴随着一群医学探路者的艰辛,甚至挫败。
肿瘤治疗就是“一步步爬过来的”
如今的廖美琳桃李满天下,她则感念在胸科医院遇到过的两位好老师,一位是徐昌文教授,一位是吴善芳教授。他们开辟了中国肺癌多学科治疗的道路。1980年,他们领衔撰写了中国第一本肺科肿瘤专著《肺癌》。
“起初,我对肿瘤治疗所知无几。两三年后,老师派我去北京学习,并嘱咐一定要拜访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孙燕大夫。”廖美琳说,这次见面对她有着深刻影响。孙燕告诉她,有一个说法认为肿瘤的发展与肿瘤细胞增殖生长相关,可用肿瘤倍增时间来测算肿瘤生长情况,并据此采取相应的治疗。
回到上海,廖美琳与同事着手肺癌倍增时间和手术治疗预后的研究。1978年,他们的相关研究发表在于《中华内科杂志》后,之后便接到了《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的约稿及国外学者的来信咨询。这是廖美琳发表的第一篇有关肺癌的论文。
此后,她开始做小细胞肺癌的临床研究,这在当时是肺癌中恶性度最高的,病人三个月内就可能死亡,五年生存率小于5%。
▲上个世纪80年代胸科医院肺内科合影(廖美琳前排右五)
上世纪80年代,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手段仅限几个化疗药物,外加手术。做了100多例后,吴善芳让廖美琳把病例分析总结一下,结果发现,他们用手术加特定化疗的方法,患者五年生存率竟达到了36%。
这是廖美琳做的第一个临床研究,由此开始了一个又一个肺癌的临床研究。他们还联合上海、北京的大医院做临床研究,到后来,加入国际多中心研究。
在此期间,廖美琳目睹并参与着新技术的落地、肺癌诊疗时代的更迭。从1970年到1990年,化疗大幅发展,到上世纪90年第三代化疗药物出现,效果提高了,副作用降低了,再到2000年后的靶向治疗出现,以及近十年兴起的免疫治疗……全球肺癌诊疗走上了更有效、更规范的道路。
“大家总觉得有了新的,旧的就丢掉,但医学上不是这样。肿瘤治疗绝不是有了新方法就把前面有效的治疗方法丢掉,而是互相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廖美琳说,肿瘤治疗就是每一步加一分、加两分、加三分,一步步爬着过来的。
为医目标不是各类指标,而是怎么对病人好
谈及学科未来,廖美琳反复说,希望给医生多一点时间。
如今,廖美琳坚持每周一、二在胸科医院看门诊,她看病不快,每次看10个病人。她说,肿瘤医生一定要跟病人接触、谈心,才能真实知道病人的痛苦,包括病人的食欲、精神、心理状态、家人支持、身体变化等。
可她注意到,现在的医生都太忙了,太赶时间了。她感慨,如果单纯拿手术量、门诊量来评定医院、医生的工作,并不科学,“医院不是生产车间,医生不是生产工人。这样的做法和管理都造成了年轻医生的急躁心理,忘了他们为医的目标不是各类指标,而是怎么对病人好。”
廖美琳说,当医生的“良心要正”,这种做医生的基础,任何时候、任何年代都不能丢。
如今新疗法层出不穷,但看着患者为了吃上肿瘤药卖房举债,廖美琳的内心不是滋味。她带着学生们加紧参与国产肿瘤药的临床研究,希望随着国产肿瘤药的落地,能让肿瘤药整体降价,提高患者的药物可及性。
走过近半个世纪,肺癌不再是一发现就是中晚期,随着肺癌早期筛查的推开,小结节肺癌越来越多了。对此,她主编出版了《微·小结节肺癌》,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阐述“微·小结节肺癌”的专著,指导国内临床医生如何面对千变万化的肺部小结节诊治,为患者争取更长、更好的生存期。
从医61年,做肺癌医生近50年,廖美琳说,对肺癌的治疗越来越有信心。她相信将来肺癌是有可能治愈的,也真心希望肿瘤患者都能“吃得到药,吃得起药”。
作者:唐闻佳
责任编辑:李勤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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