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合之众》中，主人公王国庆（杨皓宇饰演）在新婚之夜向妻子坦白了他的“执念”——复仇。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提供）

小剧场。方正简洁的舞台。没有帷幕。没有升降移动设备。没有大屏幕。甚至没有必要的道具——举枪，持刀，喝水，都是虚拟。靠旁白、音效与肢体语言，模拟出乌鸦、人群及种种。对话与旁白自由穿插，出入频繁，居然没有违和感……这是有剧情的话剧《乌合之众》。而剧情的展开，竟然靠大量的旁白。寂静，停顿，这些理该出现在剧本里的提示语，居然由演员直接说出来。你开始或许有些不适应，但很快便被带入。这种以简胜繁的表现，立刻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当时空变幻，场景更移，只需“画内人”与“画外音”自由出入，无论是介绍剧情、展开对抗、披露心迹，均足以胜任。

之所以把艺术特色放在前面说，是有感于其思想内核展示的有效性。这是一部思想容量很大的话剧，思考触点很多。如果只是将思考直白地说出来，或者受舞台所限展示不好故事，必然缺乏艺术感染力。庆幸的是，导演将形而下和形而上完美融合，而幽暗的舞台效果容易让人展开直击灵魂的联想和思索。虽然“故事”起源于文革期间的一次重庆武斗，但“乌合之众”如何形成，“群体意志”如何酿成恶果，以及终结恶果的方式，这一切形成了更为宽阔的视点。大的社会动乱往往会伤及无辜，对历史而言，个人命运可能隐藏在很小的一个小数点里；但对个人而言，却是百分之一百的人生。所以，当某人开枪误杀孩子母亲之后，这个孩子，几十年来一直在寻找仇人，从北京到上海再到香港，始终不罢手，哪怕一时找不到踪影，也要找到其子，“父债子偿”……这是怎样的深仇大恨啊，根子竟是源于当年疯狂时代的集体狂欢，而那把杀母之枪，正是自己父亲提供的。

于是绕不开对“集体无意识”的追问。在蒙昧年代，为何人性会变得如此残忍？是什么样的信仰支撑人们毫无犯罪感地杀人？当历史的一页翻过去之后，个人应承当什么样的责任？《乌合之众》的故事告诉我们，“集体罪恶”落实到个体身上，个体其实是需要“买单”的。虽然可以部分减轻个体的罪责，但是如果“概不追责”，清算历史可能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所以，该剧促使人们去思考“乌合之众下的个体追责”，是极有意义的闪光点。

同时，该剧也揭示了心理意义。法国心理学家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阐述道：个人在群体影响下，思想和感觉中道德约束与文明方式突然消失，原始冲动、幼稚行为和犯罪倾向突然爆发。进入了群体的人，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即使在没有任何外力强制的情况下，他也会情愿让群体的精神代替自己的精神，更多地表现出人类通过遗传继承下来的一些原始本能。“群体心理”给个人行为造成的结果，并不全然只是我们日常用语中所说的“罪恶”，它所导致的结果要比这复杂得多。勒庞比喻说，“它可以让一个守财奴变得挥霍无度，把怀疑论者改造成信徒，把老实人变成罪犯，把懦夫变成豪杰。”因此我们在群体中看到的情况，很难仅仅用刑法学意义上的犯罪来定义，它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现象。

此剧不但让我们思考“民族命运与历史”的大命题，也让我们思考“个人命运与人生”的小命题。而这样一部极具思想价值的话剧，诞生在上海，无疑继承了《于无声处》等具有人文启示意义话剧的优秀传统，意义尤其深远。“戏剧与剧院就像宗教和教堂”（俄罗斯著名导演扎哈罗夫名言），话剧具有启蒙启智的“教化功能”，不独娱乐功能，它是净化和提升民族精神的利器之一。陈独秀先生早在1904年就提出：“剧场者，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倘若一部话剧无意中承载了“大学堂”的功能，功莫大焉。

最后赞一下舞台旁边的那架钢琴，演奏者用乒乓球、纸筒等在钢琴上面完成整部话剧所有的音效，非常惊艳。

文/刘巽达（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