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鲁

一百多年前，当20世纪的曙光照临了俄罗斯大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大踏步走近的时候，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情不自禁地借自己的剧中人之口，向着不可预知的未来致意：“你好，新的生活……”面对正在走来的新世纪之春，他欣悦地对一位朋友、作家库普林说道：“您看，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我亲自种植的，因此对我非常亲切。不过最重要的还不是这事。在我未来到以前，这里是一片生满荆棘的荒地，正是我将这荒地变成了经过垦殖的美丽园地。想一想吧，再过三四百年，这里将全部是一片美丽的花园，那时人们的生活将是多么惬意和美好……”

比契诃夫更早的时候，一百八十多年前，诗人普希金从彼得堡重返故乡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看见自己当年策马而过的三棵松树边，又长出了一些青翠的小树，情不自禁地也向它们发出了欣悦的问候：“你们好，我不曾认识的年青一代……”诗人想象着，再过许多年后，他虽然看不到这些小树如何成长壮大，看不到高大的树顶如何为那些过路人遮住阳光，但他相信，他的子孙，还有更多后来人，经过这片已经长大的橡树林的时候，将会“听见欢迎的喧响，并且还会把我追想”。

普希金的预言没有落空。他用毕生的热情歌唱过的俄罗斯大地、天空和树林，在将近两百年后，依然带着那迷人的抒情诗的光芒，隔着遥远而汗漫的时空，在召唤着和温暖着后来的人们。

2014年深秋，阿尔巴特大街上已经飘起金色落叶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普希金、契诃夫和托尔斯泰的土地上。伏尔加河、涅瓦河、第聂伯河……以及诞生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滋长在这些宽广的河流两岸的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曾经是我们这代人的光明和英雄梦。“我的灾难重重、忍耐不已的祖国啊！我们从儿童时代就习惯于她了，我们在少先队营地里，在卫国部队里，在战场上，都站在祖国的红旗前宣过誓，表达过我们的忠诚。”俄罗斯家喻户晓的文学家、诗人，曾三度为苏联和俄罗斯联邦的国歌作词的老作家谢尔盖·米哈尔科夫的这番话，说出了所有俄罗斯热爱者的心声。俄苏文学里，那种为了理想、为了信念、为了祖国、为了爱情而甘心踏上受苦受难的征途、乃至不惜英勇献身的爱国情怀和英雄主义精神，曾经让我们洒下热泪，至今想起来仍然禁不住会热血沸腾，眼中有泪意。

一个阳光煦暖的午后，我们来到著名的俄罗斯外国文学图书馆，与几位俄罗斯作家见面。这座图书馆原名玛·伊·鲁德米娜图书馆，建于1922年，藏书500万册，是俄罗斯最大的公共图书馆之一。现任馆长是俄罗斯和国际图书馆界公认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女士格尼耶娃。格尼耶娃女士秉持着她的前辈鲁德米娜的传统，以“把整个世界的文化置于人们心中”为自己的终身理想，这也是她的“图书馆之梦”。

这是一个轻松愉快、书香馥郁的下午。在与我们见面的作家中，玛格丽特·赫姆琳女士，凭着长篇小说《克洛茨沃格》和《调查员》，获得过俄罗斯国家奖和布克奖。让我感到意外、或者说又有点不约而同——用赫姆琳女士的话说，也许并非全然是一种巧合，当我在谈到中俄两国儿童文学在历史上有过的相互影响，以及几乎相似的现状时，赫姆琳拿出了她带来的几件“道具”：一个几十年前的儿童布偶玩具小熊，一瓶属于旧俄罗斯时代的香水，一条同样属于过去年代的旧披肩，还有一个已经洗得有点发白的旧枕套。她用这些散发着童年芬芳和日常生活气息的旧物品，说明了自己的一个文学主张：作家应该尊重和善待自己的祖国与民族的历史。而她个人的创作特点，往往是从某一个过去年代的小物件入手，层层生发开去，寻绎出完整的故事和曲折的人物命运。她认为，透过文学作品里最小的细节描述，可以解读出大时代的特征，乃至整个时代和社会风貌。

俄罗斯给世人留下过一个错觉：历史不断发生断裂，社会制度发生过颠覆性的变革，文化上的转型更是好走极端。然而从赫姆琳女士和我们的一番对话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其实不然，俄罗斯人其实是非常尊重和善待历史的。赫姆琳女士捧给我们看的几件陈旧的小物品，就足以证明著名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里做出的那个判断：俄罗斯人是在承续历史中生活着的。这也正是这个民族值得学习的许多优良素质之一。

另一位作家和翻译家瓦尔德万·瓦尔扎别江，目前正在从事的一项工作是翻译《摩西五经》。瓦尔扎别江喜欢中国诗歌，尤其喜欢诗人李白。他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儿子学汉语的故事，以及他本人从事文学创作四十多年来的一些经历，以此说明他的一个观点：文学创作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即使时间在流逝，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发生各种改变，甚至社会制度也在不断变更，但是作家的独立思考精神和坚守理想的信念，却不能动摇。瓦尔扎别江用自己在当地政府部门申请某一个“批复”，虽历尽周折却锲而不舍的小故事，从侧面告诉了我们俄罗斯作家的一个生存现状：虽然什么都缺乏保障，需要靠自己去努力，但是，只要不放弃追求，一切也皆有可能。

娜塔莉娅·伊万诺娃女士是一位作家、评论家、剧作家，还是俄罗斯老牌杂志《旗》现任执行主编、“别尔金文学奖”的负责人。她还是帕斯捷尔纳克、蒲宁研究专家，这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传记纪录片脚本，都是伊万诺娃撰写的。她写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记《生活的四季》，获得过“皇村艺术奖”。伊万诺娃给我们讲述了《旗》杂志在苏联解体之后的出版境况，以及目前在不依靠任何政府资助的境遇下，坚持独立运作和出版的情形。她说，在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文学作家和文学杂志的生存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幸的是，相比过去的年代，无论是思想环境还是文学环境，都有了更多的自由和宽松，新一代的俄罗斯文学正在成长和壮大起来。她自豪地说，“阅读一下我们的《旗》，你们会感受到这一点。”伊万诺娃还告诉我说，读大学时她就很喜爱中国的《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她形容这些作品“如同侦探小说一样”引人入胜。她的女儿在莫斯科、柏林、耶鲁大学读过书，最后选择在中国长春的一所大学教书。她的女儿也是一位作家，写了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她希望有一天能用中文在中国出版。她用女儿的经历，表达了对中俄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的期待。

俄罗斯人一直有着良好的阅读风气。在餐厅、咖啡馆、候机厅、地铁上，随处可见一些老年的俄罗斯人在埋头读着厚厚的书。高速公路边的加油站里，也有很多定价较低的平装本最新小说销售。而去图书馆读书，更是俄罗斯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一。外国文学图书馆在图书借阅制度上，也依然沿袭着前苏联的做法：进入法定18岁年龄的公民，或者持有合法护照入境的外国人，都可以免费在这里办理一张借书证。国家为了提升国民素质、倡导国民阅读，已经立法规定：所有的城市行政区、大学、科研单位，都须建立面向公众开放的公共图书馆。这其中只有一个例外，莫斯科大学图书馆，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也因此引起了莫斯科市民和全俄读者的不断的批评之声。

在外国文学图书馆里，我看到，每一间阅览室里，都坐满了安静的阅读者。图书馆走廊里，不时有抱着厚厚的精装本旧书的读者走过。这种情景使我想到曾经有过的一个说法：老一辈俄罗斯人，他们之所以强大、坚韧，无论在怎样的苦难面前都不会屈服，永不低下高贵的头颅，那是因为他们都是读着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果戈理、谢德林、老托尔斯泰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成长起来的，而他们的书，是雪原上的篝火，是严冬里的太阳，是狂风中的橡树，照耀着和坚守在俄罗斯辽阔、苦难的大地上……

这个美好的午后，在外国文学图书馆里，我似乎找到了那个曾经失去的、属于我们这代人的“光明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