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都有许多密码，不到一定时机，它们都安妥地秘密放在身体的某些角落，偷窥着我们身体的神经走向，偶尔在我们猝不及防的时候，突袭一下，以提示你身体某处的疼痛，然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都会不约而同地体察这个痛楚的滋味，在抚慰它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去挖掘它的源头。

这个源头，对于我，就是我的红岸和它的故事。

我的长篇小说《红岸止》被作家出版社出版后，有人说它写的是“文革”，也有人说它就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我承认，这就是一个“文革”历史中的成长故事。每一个成人都有往事，每个人都有童年，有少年，而当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恰巧被扔在那样一个背景下，这个成长就被历史所构陷——那个奇怪的年代犹如一张血红大嘴吞没我们成长的身体，我所写的，就是那大嘴里面没有被矫正过的牙齿，和鲜嫩的舌与唇，所谓唇齿相依，不过如此。

我至今记得小时候邻居一个阿姨脖子上被一长一短耷挂的一双破鞋；一个小学同学的爸爸在“文革”中被对立派活活打死，我也亲耳聆听过他妈妈的讲述：她讲述她的丈夫死去时在门板上躺着的样子时，她眼睛里竟然没有一滴泪水——那对于少年的我，震动实在是太大了，说惊心动魄并不为过，有很多年我忘不掉那张脸和没有泪水的眼睛。直到我也人到中年，经历了许多人与事，我才明白：人在面临巨大痛苦时，表现的不一定就是电影里和小说里的歇斯底里，更有可能是绝望到无泪的麻木——这就是我的小说中母亲朱淡宁的来源，她的身上汇聚了“文革”中众多的中年女人，她们中有我的母亲，我同学的母亲，我朋友的母亲。她们有丰富的故事和复杂的人性，这些都是年轻时代的我写不出来的。这个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红岸大街上的一条条影子，多少年来在我脑袋内外出出没没，与我如影随形。

红岸——我地理意义上的故乡，它是达斡尔语“红色宝石之岸”的简称。像所有被称为故乡的地方一样，它也曾有动人的传说，有新中国工业史上的传奇。我父亲程树榛在“文革”前创作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就是描写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诞生在我们工厂的故事，那曾经是一个火红的年代，是一个钢花四溅、热血沸腾的年代。我是那里创业者的后裔，我在这个地方出生，成长。我离开它时，不满十八岁。

负笈京城的日子，我似乎淡漠了故乡，与所有文艺青年一样，我曾经矫情地认为自己是个没有故乡的人，“红宝石之岸”，这个奇怪的地名像一串被遗忘的密码，仿佛故意被埋葬了。但是这个地方却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那一大片红砖楼房，那个巨大的工厂和厂前广场，一直若隐若现地在远处伫立着。等到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时，第一个跳出来的字眼就是“红岸”。我才发现，其实我是很留恋它的，从我写作开始时起，“红岸”就是我身体里的一个重要密码，一直处于屏蔽状态，一旦时机成熟，只要轻轻触动，仅仅一个瞬间，就激活了我早年全部的生命痕迹。

打开多年不看的文件夹，发现存有好几个《红岸止》小说的开头，奇怪的是，十几年前的构思，后来再看，居然就像从来没有中断过写作一样——有一个少年人，一直住在我的身体里，她跟着我到处游走，奔跑，在我的故乡红色之岸，在我们那个大工厂的街区，清晨或者傍晚，东张西望……

于是，《红岸止》从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冒出，管涌一般，无法堵住。

写作的过程时有纠结：这本书到底值不值得写？我做编辑多年，经我的手编辑了不少好作品，当然也编辑了不少垃圾，但是我不希望我创作的是垃圾，我想起国外一位批评家说：你在写一本书之前，要看看这世界上缺不缺这样一本书，如果不缺你就不要写。这句话让我醍醐灌顶，信念坚定。我希望我写出了这一代人（尤其是女性）成长背后的那段特殊历史的真相，人性原本的纯真、善良、慌张、私欲、顽强，和被洗脑的荒诞，这一切阴差阳错地让一个少女遇见，使她稚嫩的剑鞘左突右冲，在生理和心理都懵懂无知的迷浑中，固执而又倔强地茁壮成长。

8岁到18岁，是一个女性成长最重要的阶段，我笔下的女主人公“苏联”，仅仅是一个代表。一个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一个追求诗意的高贵灵魂在扭曲年代的挣扎，她的爱恨情仇背后，无法更改的那个时代史，演绎成一代人童年和少年的史记。

感谢我的父亲，他一直鼓励擅长散文的我写长篇小说，我说这本书是为他而写，他却说：不，是为你的儿子！这句话给了我力量，我突然觉得这本书的意义大了起来。我正式着手捡起这部小说的开头时，我的一双儿子才8岁，在他们的成长期里，我一边照顾他们，一边完成琐碎的本职工作，一边断断续续地创作我的“红岸”。我上一本书的出版，是14年前，而这本书付梓时，我的两个儿子已经13岁了。我想，等到他们长大，他们会从妈妈的书里面看见，上一代人，是如何经验他们的少年痛楚，那一段历史又是如何荒唐，而人性又是如此赤裸裸地绝望而又充满希望。

这本书不是我的自传，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真实地存在过，但是又找不出具体的人物原型。书出版后我收到许多讯息，许多人说从中看见了自己，看见了自己的母亲，她们分别在南中国，在内蒙古，在北京，城市或者乡村的各个角落。

我曾经对很多人说：我们厂的厂前广场比天安门广场大。惹来许多人的笑，可是至今我依然固执地这样认为，一如我从前的记忆。那是很小很小时候就刻印下来的痕迹，抹不掉了。我想，就像历史的记录从来不会完全忠实于真的历史一样，记忆都是有选择的，记忆也是有感情的。我身体里隐藏的密码，只能打开这样的文件，好与不好，却都由不得我了。

2015/3/1

文/程黧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