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林 施雪钧

“当评论家失去自信，便会规避风险。这种腐蚀会毁掉我们的文化……艺术只有在批评者努力工作时才能繁荣，一旦他们的声音变得僵硬，文明也随之消亡……在不断进化的媒体的贪婪需求之外，一个民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独立的艺术批评，没有评论的城市永远不会实现其创造性潜能。”--这是莱布雷希特的一个善意的忠告。

乐评是个什么东西？

每每走出音乐厅，或想为音乐会写点什么时，心中便生纠结，什么样的乐评能吸引大众读者？什么样的乐评才是合格品？

这时，自然会想起乐评的高手，《纽约时报》老资格评论家哈罗尔德·C.勋伯格、《星期日泰晤士报》专栏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在西方评论界，他们被尊为20世纪下半叶最优雅的评论家。《伟大作曲家的生活》、《谁谋杀了古典音乐》、《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等宏作，让人爱不释手，常常读了一遍又一遍，从中寻找需要的养分。

乐评这行当，在中国还没有市场，也没看到出路。长年来，中国所有主流报纸上未有过一个权威性的乐评专栏，便已佐证。既然没成体系，自然也就没有真正的职业评论家。不少出自专业人士之手的所谓的乐评文章，不乏论文式的枯燥，满纸充斥着曲式、和声、复调及专业技法。这是评论吗？横竖看，都像音乐作品分析。说白了，这不是写给人看的，而是写给“神”看的。而一些活跃在音乐厅里，没有正统音乐基因的乐评人，又被讥讽为“音乐市场的城管”。

而勋伯格和莱布雷希特，翻阅他们的书，总是开卷有益，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指向曲径通幽处。

勋伯格在评价贝多芬时说：“《英雄》之前的贝多芬音乐语言还是他的伟大前辈的音乐语言。随着《英雄》的到来，音乐洗心革面了，猛然痉挛了一阵之后，他进入了19世纪。敏感的听众意识到，他们正面对着一部丰碑似的巨作。演奏起来极其困难。它实际上是一部被极大扩充了的、大胆而狂野的幻想曲。它一点也不缺乏令人吃惊和优美的经过句，我们必须承认这位强有力的天才作曲家在这些方面很擅长。但是他经常在无法无天中迷失自我……”这点石成金的文字，一下将他的睿智、博学，及高超的审美辨析力展露无遗。

读勋柏格的文章，感觉他在氛围轻松的酒吧里与你开玩笑和聊天。

他调侃一位指挥家对柏辽兹的印象：“那走极端的乐音令他反感：令人恐怖的混沌，毫不协调的杂乱……在处理完他的一部总谱之后，你应该洗洗手。”

在有一章里，他诙谐地评论门德尔松：“几乎没有舒曼、肖邦和李斯特音乐中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织体，缺乏那些多变的和弦。不正统的调性关系和不规则的韵律组合……正是那种缺乏和声上的标新立异，才使得门德尔松的音乐那么流行。那些比较老牌保守的听众，已经被其他浪漫派作曲家的疯狂的不协和音搞得心神不宁，自从有了门德尔松的音乐，他们现在可以仰靠在软椅里，放松神经闭目养神了……他的音乐具有一种特殊的门德尔松式的优美和雅致，今天，他再次被公认为是一位其音乐纯洁、甜美、匀称、优雅的大师。”

在国际评论界，勋伯格是出了名的“刺儿”。1973年9月，勋伯格随指挥大师尤金·奥迪曼和费城交响乐团来华访问演出。中央乐团特意为费城的音乐同行们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钢琴家刘诗昆、独奏家闵惠芬、刘德海、胡天泉等上台演出。首次来华的勋伯格对这台音乐会既褒又贬，不留情面。他称闵惠芬是二胡界的海菲兹；把刘德海称为吉他大师斯高维亚。但他对钢琴协奏曲《黄河》的批评则有点“见血”：《黄河》协奏曲很快被费城乐师们戏称为“黄热病”协奏曲，它也许是一首垃圾，但对演奏者来说却难度极高……说得好听一点，《黄河》协奏曲像电影配乐。它是拉赫玛尼诺夫、哈恰图良后浪漫时期的改头换面之作，是中国音乐和华纳兄弟（电影配乐）的混血变种。

无怪莱布雷希特认为，读勋伯格的评论，你得到不是观点，而是洞见。有时他的话大错特错，但一样会引人思索。

勋伯格之后，莱布雷希特更令人着迷。他不仅因乐评脸上挨过老拳，也是继歌坛巨星玛利亚·卡拉斯之后，被禁于大都会歌剧院的一位专栏作家。

即便面对如此“待遇”，莱布雷希特也依然保持职业评论家的操守和正直。“大都会的诅咒可能会妨碍许多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却不太可能对我的生活造成什么影响。唯一让我意外的是，这事史无前例。在我毫不留情地评论和报道音乐事件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还从来没被审查过。我收到过律师函，脸上吃过一记老拳，但至今没有任何一个艺术机构觉得有必要让我闭嘴”。

莱布雷希特了解当今音乐世界每个角落的隐秘，人们惊叹他具有巨细靡遗的观察分析的超能力。他将人们供奉为“音乐神灵”的卡拉扬称为“老怪物”。他指出，在萨尔茨堡和柏林，卡拉扬肆无忌惮地将艺术商业化，令文化倒退。他刻薄地调侃说，听多了卡拉扬就好像一个月天天吃麦当劳，有一种膨胀的味觉麻木的体验。他还尖锐地发问，为什么古典音乐这个巨大的跨国产业会同气连枝推动一个人的腾达，而这个人没有任何原创性，没有留下任何思想，不能代表任何高尚的人类价值。赫伯特·冯·卡拉扬在道德上和创造力上都一无是处。他的神话无法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莱布雷希特的大白话妙语连珠，富有哲理，且文风凛冽刺骨，不避旁门左道，得理处不饶人。他的评论文章，既精准麻辣，一刀见血，同时又隽永生动，深入浅出，富有人情味，是写给人看的（音乐普罗大众）而不是写给神看的。

在《谁是马勒》一文中，莱布雷希特用最经济的篇幅，言简意赅地勾勒出马勒的画像。“……我想进一步讨论马勒，他是同弗洛伊德、爱因斯坦、乔伊斯和毕加索一样能帮助人们理解我们栖息的这个世界的伟大思想家……马勒是第一位将音乐转化为社会批评工具的作曲家，他用反讽来揭示生命的价值、社会的排斥、危险的环境--这些都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大标题……”

无疑，莱布雷希特用生动易懂的大白话，向普罗大众介绍了一位人们并不熟悉但却值得纪念的伟大作曲家。

乐评不好写，难在没有模式可循，标准也难量化，但评论的确有一条看不见的金线，达到了就是达到了，没达到就是没达到。

读勋伯格和莱布雷希特的奇文，感觉是一种享受，一种品味，更有音乐会不能给予的另一种深度思索，涵盖于音乐、文学、哲学、美学诸多领域。他们渊博的知识面、深厚的文字功底、优雅的音乐品位、一双开放的眼睛和耳朵，随时察言观色的功夫，实在令人信服。文章中，那种犀利、精妙、洞见，都付幽默笑谈中，有时，犀利的判词像扔出的一颗手榴弹，令人大呼过瘾，冥冥中，令人更接近音乐的真谛。当然，还有评论家不媚俗、拒绝一切音乐大人物的饭局、自掏腰包聆听音乐会的做派以及不为利益集团诱惑、不畏打压的那根笔挺的脊梁骨。

“当评论家失去自信，便会规避风险。这种腐蚀会毁掉我们的文化……艺术只有在批评者努力工作时才能繁荣，一旦他们的声音变得僵硬，文明也随之消亡……在不断进化的媒体的贪婪需求之外，一个民主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强大、独立的艺术批评，没有评论的城市永远不会实现其创造性潜能。”

这是莱布雷希特的一个善意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