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15年7月底，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解放日报》原总编辑、我的本家锡满兄（我俩同姓，他大我6岁，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系友，故此称之），被确诊为胰腺癌晚期，入住华东医院接受治疗。五个多月来，虽经医务人员的悉心诊治，他本人也与病魔进行了顽强的抗争，但终因癌细胞不断扩散，于12月24日晚7时20分谢世，享年81岁。在他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我因身体不适和他同住一家医院，几乎每天早晚都要到他病房探视两次。即便是这样，当他辞世的噩耗传来时，我仍觉十分突然，在感情上一时无法接受。

在锡满兄转入重症监护室后的一天晚上，在他的病榻前，我曾对着他的耳朵大声说过：“你是上海新闻界的一支铁笔，同仁们都十分关注你的病情，都期望你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力量战胜病魔，产生奇迹。”他当时微笑着点了点头，还使劲地握了一下我的手。说实在的，当时我对他的这种肢体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承诺）深感欣慰，也大大增强了对他能战胜病魔的信心。他还在私下说过，要坚持到2016年春节再说。现在怎么说走就走，驾鹤西去了呢？我想，唯一可以解释的，是天国里急需他这个报坛才子去报到，他不是早就披露了自己接到调令，要到“白玉楼”报到的心迹了吗？

锡满兄在上海众多报纸老总中，是不多见的具有文化品位、博学多才，又擅长诗文、铁骨柔情、敢于担当的一位。1955年，作为浙江天台山区的一个21岁的农家子弟，锡满兄以优异成绩考取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五十年来，他一步一个脚印——从寒窗苦读，到提前一年大学毕业进入解放日报社工作；从一名普通夜班编辑起步，到崭露头角，成为业务骨干，继而被提拔为报社文艺部负责人，到升任市委宣传部主管文化工作的副部长，直到1989年初任《解放日报》总编辑一职。自走出故乡天台后，他一路走来，奋斗不息，硕果累累。这一切，是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结果，也是他孜孜以求、不断磨砺的结果。他的成长史、奋斗史，本身就是一首雄浑激越的交响曲。在和他几十年的交往中，我发现他身上的亮点最为突出的，是对新闻文化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对日常工作的专注认真。

二

锡满兄由于在学业上的出类拔萃，离毕业还有一年，就被解放报社作为新秀提前引进。在夜班编辑工作中，他将课堂上所学知识、技能，创造性地运用于编报实践，他创意策划并与著名漫画家张乐平合作，以漫画配诗的形式每天在国际版上推出别具一格的漫画小品“诗配画”专栏。该专栏中，张乐平创作的时事漫画取材鲜活，针砭时弊，尖锐泼辣，锡满兄即兴所配之诗言简意赅，视角精巧，幽默风趣，两者珠联璧合的合作，使此专栏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锡满兄配诗用的笔名“萧丁”从此声名鹊起，引起普遍关注。在主持《解放日报》工作期间，锡满兄不辱使命，坚持市委机关报的科学定位，注重密切联系上海实际，力求生动切实地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十分注意把反映市委意图与体现市民心声结合起来，把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结合起来，使报纸真正成为连接市委与市民的纽带和桥梁。在报业改革中，解放日报推出了不少在全国领先的举措，受到同行们的称道，因此他获得中国记协颁发的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为表彰他为新闻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1992年10月，他被国务院授予荣誉证书，终身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在退居二线后，他相继被推选为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值得一提的是，锡满兄在担任市记协主席期间，为培训本市区县新闻业务骨干，促进上海19家区县报的发展，还发起并组建了上海区县报高级专家顾问团，并任首任团长。有近十位上海新闻界离退休的老报人，在他的精心组织下，轮番到各区县报开展评报活动，面对面进行业务辅导，受到广大区县报采编人员的一致好评。不少区县报老总对此赞不绝口，认为诸位专家顾问们的“现身说法”、“建言献策”，为区县报的成长和发展作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在他病重期间，2015年9月21日中午，他还带着虚弱的身躯赶到现场，以团长的身份为新聘任的专家顾问团成员颁发荣誉证书，并作了即兴谈话，恳望三位新成员要发扬好传统，切切实实为区县报的发展献计出力，尽心尽职。更值得一提的是，处在病危之际的锡满兄，对自己墓碑上的背景与文字都有设计：应有一支笔、一张报，要写上“两个编辑（另一位指其夫人，即在《青年报》从事编辑工作的夫人王柳媚）在此编稿”的文字，可见他对新闻事业的执著到了何等程度！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任市委副书记陈沂同志牵头组建了上海炎黃文化研究会，陈沂同志逝世后，锡满兄主动接棒，十余年来把这个协会办得风生水起，连续几届被市社联评为先进社团组织，从每年策划专题论坛、开展协会正常活动到办好会刊，他都亲力亲为。鉴于锡满兄在这方面的贡献，以周慕尧同志为会长的新一届班子，特聘锡满兄为顾问，并任咨询委员会主任。有一次我在他病房聊天，在谈及此事时他十分欣慰，认为前不久刚换届的这一届班子成员有热情，有水平，有能力，工作肯定会越做越好，他还说，近年来让他最不能释怀的，就是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换届工作，如今对陈沂同志总算有个交代了。

至于锡满兄对日常工作的专注认真，那更是众所公认的。我曾几次随他到区县报参加评报。每次事前他都做足了功课，都会将准备在会上所要说的内容，工工整整、满满当当地写在几张纸上。在评报时，他手持报纸，大处着眼，小处入手，娓娓道来，从办报方针说到编辑思想，从新闻版说到专刊版、副刊版，从文章主题说到立意，从布局说到谋篇，从标题说到文字，恨不得将自己一生中的办报感悟和经验教训都和盘托出，传给每一位年轻同行。他有较为浓重的浙江家乡口音，为了使大家都能听懂，他特意放慢语速，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读稿，唯恐有所遗漏。他那种高度专注和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佩。据我多年观察，他不管大会小会、长话短话，总要事先做好充分准备，并一字一句地写成书面发言稿。他的发言稿字斟句酌，可以说都达到了公开发表的要求。

三

锡满兄慈眉善目，儒雅憨厚，笑口常开，虽不善言辞，“一般不说话”，但要说则“说话不一般，不说一般话”。凭着丰富学养，他往往会在众声喧哗中借题发挥，幽他一默，“在质朴中出奇招，于平淡中见神奇”，从而给众人带来精神的愉悦。10月27日，我身穿病员服首次来到他的病房，他见我即说笑道：“年龄不饶人哪，想当年我们都是统率千字万句的老总，如今我俩都步入‘独木难支’‘风烛残年’之龄了，让我们同病相怜吧！”那一天我们聊得很久、很深，其中最大的感慨，就是对“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这句话的重新认识，联系自己在青春年少和年富力强之时，只顾一心扑在学业和事业上，没有在“管住嘴，迈开腿”上下功夫，在控制“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上见实效，因而透支了健康，致使如今受到了惩罚，真是追悔莫及，希望年轻的朋友们能从我们身上吸取教训。锡满兄某天在家人陪同下，在福寿园购置了一块墓地。回医院后他对同室病友吴老先生说：“今天我在福寿园买了一块墓地，总算死有葬身之地了！”吴老先生说：“我早先也在那儿买了一块。”锡满兄听后哈哈大笑，连声说：“好啊！我俩现在是病友，将来在天国里还做邻居，同住一个小区，同属一个居委会！”

锡满兄是性情中人，又善解人意，知恩图报，视亲情和友情为至宝。他于2009年撰写的《若有来生再报恩》一文，称得上是描写人间真情的佳作。他用生动练达的文字，把对母亲、师母、岳母三位老人家的崇敬之情和孝敬之心，把母子之间的情深意笃，刻画得活灵活现。我俩每次相遇，他总会像兄长一般关怀我，呵护我，每每主动以“本家”两字呼我，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偶尔，他也会开开玩笑，称我为“丁铁嘴”，我也以牙还牙，即以“丁铁笔”三字回敬，而后两人相视而笑。他是上海楹联学会会长，擅长吟诗作对（撰写对联），我在步入古稀之年时，曾向他索求对联墨宝，未过几天，他就送来了一副用我的名字创作的对联墨宝：“莲舌高台传报业，锦心大笔写龙章”。这既是对我新闻人生的肯定，又寄托着对我从事业余写作的期许，让我感奋不已。住院期间，不多久他就和医务人员混得很熟，有了不少忘年交，医务人员郁郁、辛海波在《我们眼中的丁老》一文中写道：“我们喜欢写作的同事都会抽空向他请教，在他的指点下，同事的文章多了些人文气息，就连生涩的医学术语也变得活泼易懂了。”上海市文联原党组书记李伦新同志和他堪为一对知交。他俩在不少公务活动中同进同出，相互帮衬。这次锡满兄住院治疗期间，一次伦新同志来探望，见正在输液的锡满兄已经睡着，很安详，他不忍心叫醒，便默默地守在病榻旁，也许是忆及多年来彼此肝胆相照、互相关爱的种种往事，他不禁潸然泪下，不断轻声叨念：“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九十五岁高龄的书法家高式熊，听闻锡满同志病重住院的消息时，唏嘘连连，说：“丁部长是个好人，他就像一位农民老汉，没有一点架子。”这次锡满兄住院以后，前来探访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他每天都要认真回顾，并将探望者的名字、慰问品，一一登记在册，没有丝毫遗漏，为的是奉行“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他的儿子凌军说：“爸爸开始登记时字迹还工工整整，可越到后来字迹越歪歪斜斜，这样的字也写满好几页纸了。”

四

对于这次身患绝症，锡满兄对结局似乎有所预感，但他处变不惊、处之坦然的态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

这几年他的身体一直“险情不断”：首先是于2009年8月，在医院做了直肠肿瘤切除手术，肿瘤是间质瘤。他经查有关资料获知：间质瘤虽不是癌，也是恶性肿瘤，他将之比方为从人民内部矛盾向敌我矛盾转化的过程中，戏称为“反革命的帽子控在革命群众手里。”出院后，他看到报上一篇文章说，间质瘤如果复发，成活期最多两年。这样的经历对他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患了肺结核，胸片上有三个阴影，医生会诊说是肺癌，要他做CT穿刺。当时他就想：“李白先生给我发请帖了，他要举办‘白玉楼诗会’，邀请我列席”。于是他“思想驰骋，作后事安排”，并赶快到办公室理抽屉，准备去天国。后来权威医生否定了肺癌这一诊断，通过服了几个月的药，阴影居然没有了。这等于李白先生再发通知，取消了对他的邀请。2010年初，医院向他发出了“随访”通知，这回他以为是“大限已到”，又虚惊了一场。对此，他在当时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这回我大概逃不过了，要安排后事了。我不是怕死，是因为有些事了犹未了，不能不了了之，以便有个交代。于是我就想，今年一定要抓紧做好三件事：一是把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的换届换好；二是要把上海楹联学会编纂《上海楹联志》的立项申请报批下来，编委班子搭好，启动起来；三是把家里十二个书橱的书籍处理掉，免得落入废品回收站之手。这三件事做好之后，便可以呜呼哀哉，与世拜拜了。”事实上，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10月27日上午，我来到他的病房探望，他正在输液。他示意让我坐在他的身边，然后十分平静地说：“我现在的住院生活很有规律，每天上午输液，午餐后休息个把小时，下午到大院里转转，晚餐后看看电视新闻和戏曲节目，九点半休息，多年来从未这样消停过。”说话间，上海韬奋纪念馆的同志打来电话，约请他出席纪念韬奋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他毫不避讳地笑着说：“我身患胰腺癌和肝癌两大绝症，现在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做垂死挣扎哩，你们的盛会恕我不参加了。”他这种在绝症前的豁达态度，使我大为吃惊。更预想不到的是，次日他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题为《从“盈尺斋”到“卧绿馆”》一文中，公开披露了他准备后事的秘密：“现在我的书房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奉调去太白先生的白玉楼工作，临行之前，我把书房内的一切都捐献给我的母校浙江省天台中学。”原来，早在前些日子，他就夜以继日地做好了书房的清理工作：将遴选出的两千余册有价值的图书，捐赠给母校天台中学；此外，他还将一大批珍贵的名人字画，悉数捐赠给自己的故乡。天台籍的一些企业家和仁人志士，被他的爱心、善行所打动，纷纷慷慨解囊，将筹集到的一百几十万元，正式设立丁锡满助学奖学基金，每年将十余万元利息，资助母校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生。12月上旬，天台中学送来了首批60位需要资助的学生建议名单，报请锡满兄审定。这60位学子哪里知道，热心助学并深为他们爱戴的丁爷爷，正在与病魔作顽强的抗争呢！这些孩子们更不会想到，此刻的丁爷爷已无气力和可能，签发这份原本该由他审定的名单了！

在上海新闻界，曾有“炒三丁”（即丁锡满、丁法章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原院长丁淦林）一说，可现如今，我的两位“本家”、师兄都离我而去了，这是令我十分悲恸的事情。我将化悲痛为力量，以他们的德艺双馨为榜样，以他们的人品、学识为楷模，好学力践，砥砺前行！

2015年12月28日夜于踔厉斋

调寄《江城子》

送丁锡满先生归山

张冠城

人生哪可问归期，草离离，意凄迷，世事难知，聚散两依依。故里隋梅着花未？人去也，鸟空啼。

送君今日倍唏嘘，枕清溪，卧云霓。夫子还山，犹作护春泥。若是天台逢道济，浮大白，话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