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

我在生身之地安顺度过童年;在贵阳上学、工作和生活直到现在(中间有“文革”七年在乌蒙山区当教师)。多次有朋友质问:安顺十多年你写了又写;贵阳几十年为什么没写一本《一个人的贵阳》?　我认真思考，发现心里确有一个“我”的安顺，却没有一个“我”的贵阳。好像一棵长大了才移植的树，对另一块土壤的吸收力迟钝了。何况对于写作，儿时记忆总是汨汩不绝的源头活水。

我小时候家里很热闹:姐姐们、妹妹们、表妹们、义弟毛毛、后园亲友的小孩，一大帮，成天厮混，赛似幼儿园。父母年轻，没有太多治家戒律:大姐爱唱歌，崇拜借住她们县女中的“剧宣四队”文艺兵，邀请他们来家里玩;学他们组织家庭剧团，排演歌表演　《卖报歌》、《淡淡三月天》，儿童歌剧　《麻雀与小孩》;还刻了印门票的木版。首场演出在石院举行时，父亲主动张幕布、挂煤气灯;祖母和亲戚长辈们列坐台下，看得眉开眼笑。还有我和大妹用脚手架大木枋做跷跷板，两头各坐五六人，跷着跷着歪了，把小弟妹们摔到地上，哭声震天，母亲撵得两个祸首抱头鼠窜;父亲就在后园立了一架秋千和一具跷跷板给我们玩。至今见到一些姐姐妹妹的儿时同学，都说她们在我家后园打过秋千，在我家花园石院跳过“大海”(一种游戏，在地上画格，用独脚拨“派”入格，有多种规则，赛前议定;各地有“跳板”、“跳房子”等名称)。立秋千的那片未竣工后园，1952年捐赠盲哑学校作校园了;跳大海的花园石院至今还在，芜草杂树，泥石成丘，《适园记》　石刻文字漶灭殆尽，纯乎荒园弃园废园了。

很长时间里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　(毛毛太小)，对妹妹们热衷的跳绳踢毽织毛线等等没兴趣。家庭剧团是喜欢的，还自任第三届团长，有志于“文艺复兴”;但我们家的孩子　(包括我自己)　都只能当观众，上不了台盘，团道再度中落。只剩了读小说和观街景两大嗜好:放了学看小说，吃了饭观街景。住宅门面是同德字号，店员罗启明是我的大朋友，凡有戏剧音乐演出，他必带我去看。抗战是中国新兴话剧的黄金时代，连安顺这样的边鄙小城，也因剧宣四队、新中国剧社、许多巡演剧团和内迁学生的进入，剧风大盛，本地学校也竞相效法。曹禺、田汉、夏衍、吴祖光、于伶、宋之的等人的名剧几乎演遍。后来上省城读中学，又读完了小图书室蒐罗无遗的剧本，杨绛的　《称心如意》　和　《皆大欢喜》　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性格化语言的魅力。至今读剧本的兴趣大于看演出。还爱看京戏。安顺京剧多为流动的海派艺员，也偶有几位京派。

晚饭后东大街是江湖艺人的天下，弥漫着“电石灯”的怪味。五花八门的练摊:武术、柔术、奇方妙药、扔飞刀、凤阳花鼓、莲花落、哩莲箫、捏面人、浇糖画、转盘打米糕、迷宫赢糖果，无奇不有，安顺人一概称之为“卖打药”。我从小羡慕身有一技的工匠，补锅织袜绱皮鞋都能看上半天。后门巷内方家残疾儿子，驼背鸡胸，扎京派风筝十分精致;铜匠街口张姓面塑老人捏的京剧人物细腻传神，不亚于天津面人汤;这两位是我的偶像。有一个京戏底包艺人，瘦小枯槁，衣衫褴褛，白天挎小篮卖盐葵花子，晚上上台跑龙套、家院，还扮过有几句道白的皇帝;经过同德，店员哥哥们会招呼说:“皇上，来二两!”另有一位也是沿街卖盐葵花子，姓聂，黑瘦猥琐，有点偏瘫，说话含糊不清;却有记笔划的绝话。店员哥哥们招他过来:“同德几笔?”他立刻答了。“中山纪念堂几笔?”他稍迟几秒钟答了。“总理遗嘱几笔?”又多费了些时间。大家于是笑着买葵花子。此外，耆绅父执、三姨四婶、老师街坊，又各是一块天地。

我就装着这一脑袋庞杂印象长大，到省城念中学才离开这个小世界。不思量，自难忘;脑海偶而浮出些人或事，总是活鲜鲜的。但直到三十年后，文学创作允许写我陌生的工农兵以外的东西了，我才忽然发现它们是我的材料仓库，于是开始写些零星的掌故短文;后来形成一个总体构思，写了一部文化志式的系列散文　《一个人的安顺》。

1951年后，父亲遵从政府需要，结束安顺的公司，到省城为“新民主经济”服务，家人也分批迁省;57年错划右派。我于是与故乡绝迹近二十年。我在省城贵阳亲历了从“天翻地复”至今的六十余年社会变迁。1948、1949年之间，在学校所在的市郊花溪，连我这样的懵懂小孩也看出了国民党政府和地下共产党组织的斗争日益表面化:贵州大学学生举行“反饥饿游行”，公园一带逡巡着许多风衣鸭舌帽，路人皆知是特务;我们中学的新年晚会，同时上演了讽刺国民党的　《茶馆小调》　和一个军统抓共党的小话剧　(剧名忘了);第三天起床，听说特务深夜抄查山庄教师宿舍，捉了我们班主任萧醒球老师去，但真正的对象梁燕老师等已人去楼空。几天后萧老师经学校出面保释回校;学长廖崇美则被拷虐致死。有一个周末进城，见街上人潮汹涌，墙上张贴着　《水浒》　式语言的布告:“查黔东并无严重匪情发生，本司令官坐镇在此，凡尔军民人等，不得杯弓蛇影，无事自扰;务须各就其位，安居乐业…”以下是一连串“违禁者杀”。这位司令叫刘伯龙，以嗜杀著称，民间叫他杀人魔王刘屠户。记得当时我非常害怕，心想地球就此毁灭了最好。后来是国民党撤走，解放军未到的“真空时期”，耆绅出面组织“临时治安委员会”维护社会安定，大街小巷家家牵出一盏电灯照明。我和表哥深夜坐在街廊下，中华路两行灯光闪烁，空无一人的街筒子显得异样的宽阔和深远。刘伯龙临走把治安委员会主任、辛亥元老卢涛先生杀害了才撤离。以后是深夜解放军入城式，店铺齐开，灯火明亮，市民夹道伫观，除了刷刷刷的整齐步伐，通街一片静穆。新中国真是崭新的开局:千百年积弊的鸦片、娼妓、囤积居奇、欺行霸市等等，一扫而空，令行禁止。

这以后，我走入社会，以一个机关小职工的身份见证历次政治运动:反胡风;反右派;反右倾;三年困难时期参加农村工作队亲见空前大饥馑;四清;在山区中学躲过“文革”;聆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广播如从漫长噩梦回到真实世界。再后来，得以从事自己喜爱的文艺创作，直到如今。这段生活长达六十余年，风波曲折都非少年岁月可相比拟。我也写了不少，后来辑编为　《茶味行役》。但对于贵阳我始终是一株移栽的树，一个寓居者，脑海中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域文化生态圈，这半部“双城记”的反响就不如那一部了。我的“贵州系列”四种　(另为　《物之物语》　和　《子午山孩》)　都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杜丽女士担任责编。她热忱对待一个边远地区作者的冷僻书稿，我非常感激她。

安顺永远是“我的安顺”，而贵阳，却不是“我的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