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堡有一种伟大的激情和愤慨，无论他生前多么苦难、扭曲和颠沛，而在他死后，全世界的读者与观众，都通过他的作品，把对其热爱、崇敬的歉疚，还给了这位瑞典最伟大的小说家和剧作家。斯特林堡的名字，在中国因其剧作有着广泛的知名度，但作为小说家的斯特林堡，则有点恍惚和陌生了;除了成名之作　《红房间》，他的其他小说我们似乎都未曾翻译过或者没有读到过，所以阅读这部　《海姆素岛居民》　时，有一种轻淡、疏离和慢待，过早地拂在了译作的书稿上，如我们在明朗的阳光下，总是疏忽一丛绿荫的存在样。

然而真的打开　《海姆素岛居民》　后，这种慢待就再次成为我们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内疚了。不能想象，一生都在写作中因为激情的浓墨，使其笔下的诗意都沾染了他内心愤懑的作家，为何能在这部小说中用那么纯粹的轻松、欢快和幽默来表达一种对生活本身的爱和美，其文字的洁净、捷快、欢愉和叙述的自如，简直就是来自于一个天真孩童对美好的率性之演说。天是蓝的，水是蓝的，人心也蓝到清澈和透明，让读者看到北欧的乡村———瑞典岛民们的生活是那么明快与明确，如同海湾和岛屿，海水与白云般的平静、谐和、自然并由来已久，日复一日。而那岛上的人们，几乎所有的居民，又都是那样的朴素到伟大、率真到崇高，把人与生活最原初的本意，那么美好、淋漓地表现出来并细微、温暖地展示给我们。

他像旋风一般，在一个四月的晚间来了，脖子上用皮带挂了一只赫格奈斯陶罐。克拉拉和洛藤摇了鲱渔船去达拉岛码头接他。然后，等他们再回到船上，真像是被耽搁了永久。他们得上零售商那儿弄上一桶焦油，进药房去拿给猪杀害虫用的汞软膏，再跑邮局买张邮票，去“大拐弯”处的费娅·勒弗斯特罗姆那儿，用半磅左右的编网细线跟她借一只公鸡，最后，他们到了客栈，在那儿，卡尔松请姑娘们喝了咖啡，还外带小点心。

这是小说的开头，语言密集、细碎而节奏，表现着生活线条结实不辍的丝连，更是一个大作家故事章法的布局与规划。读了这样一段话，一如我们打开了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　卷轴，人物来了，生活来了，场景、天气、海风、街色、声音和那独有世界散布着人生浓郁风俗的海岛居民生活的肌理与音容，都在这线条的素描中，扑面而至，跃然纸上，神灵活现地勾勒刻绘在读者的面前。是的，《海姆素岛居民》　这部仅有十余万字的小说，正是斯特林堡用他高超的类如中国式的白描之技、线条之法、欢愉欣爱之心为我们浓缩描绘的一部海姆素岛的“清明上河”的生活之诗、之画、之鲜活灵动的人生之卷轴。卡尔松作为一个雇工的到来，带起了海姆素岛上全部的生活之波纹，让整个农庄的主人、儿子和所有的仆从与劳动者，乃至于整个岛上的岛民和天气、船只与海水，都发生了不易觉察、却又深细如刻的变化。长尾鸭的叫声、黑松鸡的低鸣，海湾的激流和夜空星星的透亮，都因为这个人物幽默的顽主性、算计的精明性和对生活的热情与过剩的精力，及对世俗本能而伟大的爱，变得有了温度、呼吸和令人感动的生命;让庸俗细碎的生活，有了涌动的血流，就是一杯咖啡，一槽马料和人与人之间的一场争吵，也在这充满欣爱的叙述中，变得艺术而质感，宛若一张油画上的陶罐让我们听到了水流的荡动，一张中国画上的春枝，让我们听见、看见了鸟的飞鸣。

故事简单到如天空下仅有的一丝云飘，如旺茂的生活之树上仅仅在风中有那么几枝几叶的摆动和声息，而其中的十余个人物，从雇工卡尔松，到庄主老女人;从岛上的牧师，到庄园的后继古斯藤;再从城里的富人教授到教授家的女仆伊达，个个人物都在自己和共有的日常生活中言语和行动，思维与劳作，而不是在跌宕起伏的故事中人生与命运。生活成了故事的本身，而不是故事掌控了生活与人物。通篇的小说，就是温热、粘稠生活的展示和复述，一时时，一日日，一季季，时间像接近停滞而又明净缓流的水，人们对烦琐生活本身的爱，取代了作家往日舞台上的冲突和小说故事中的炽情、矛盾之激流。每一个人物内心的小波澜，哪怕是一种算计和巧谋，也都透着生活最质朴、原始的美和温度的热。卡尔松对教授家仆人伊达情人般的单相思，炽热到灼人烫心，却又单纯耽美到如风拂冬火;老女人对他那么复杂的情感，却又被生活本身的力量所干预和左右。一切的一切，都服从生活本身的源流和轨道，而不是作家的构思和故事。这也正如《清明上河图》　所展示描绘的样:“生活即艺术”，而非“艺术而生活”。

斯特林堡在一百二十几年前，在他的第一次婚姻破裂后，在他因作品中的妇女、婚姻问题而被读者和观众诟病和厌弃时，在他无论从生活、家庭、写作都深感“疲惫、伤心、痛苦，像只野兽被追捕”的境况下，能那么干净利索地丢掉他个人人生的困顿，丢掉他惯常思考的那些“妇女问题，社会主义以及政治废话”，在这部小说中写出生活最本质、最本真的美、善和生活的冷热与温度，让哪怕是他自称的生活的“丑”和爆笑与伤心，都显出生活最客观、真实、原初的本源意义和生命最原初的本源的美。《海姆素岛居民》　不仅是瑞典乡村版的中国“清明上河图”，而且也让人不断想起中国的现代小说　《边城》　来。《边城》　晚于　《海姆素岛居民》　将近五十年，但其中精神的异曲同工，会让中国读者对其小说更为理解和崇敬。这部小说是极其“瑞典”的，可又是极其世界的。他的世界性不是说他在世界上被译为二十多个版本和语种，而是说它与　《边城》　一样写出了那种现代生活的“桃源”性，有着现代人的“乌托邦”的美愿深藏在那部小说的内里边，就是小说结尾写到老女人死时的人性的阴暗和丑处，在今天也都有了人性的光辉和乌托邦的实在性。还有1909年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夫，她以　《骑鹅历险记》　而驰名天下，可她的《戈斯泰·贝林的故事》　却似乎更有瑞典性和世界艺术性。而这部　《戈斯泰·贝林的故事》　比《海姆素岛居民》　问世晚几年，彼此的写作并不一定有着启示和联系，然他们其中所描绘的瑞典最独有的生活、习俗、人和人性的率真，却似乎有着共通性和共同性，有着世界性和艺术的恒久性。

读的是　《海姆素岛居民》，留存永远的是“海姆素岛上的居民们”。渴望着那样的生活;渴望着那样的文学;也渴望有一天可以返回那样已经被我们忘记的实实在在的写作。

(《海姆素岛居民》，斯特林堡著，王晔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