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曾绵延千载、情抵万金的家书，逐渐淡出了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不过，书店架上，仍常可见到近现代名人家书的身影，例如《曾文正公家书》《梁启超家书》《傅雷家书》等等。今年5月，商务印书馆“碎金文丛”第三辑推出了一册小书《林纾家书》(林纾著，夏晓虹、包立民编注，商务印书馆2016年5月版)，是为又一位近代大家的家书结集。书中首编收104封信札，包括林纾写给女婿郑礼琛、长子林珪、三子林璐、四子林琮的七十五通家信，格言性质的《示林琮书》二十五纸，以及录自《贞文先生年谱》的《训子遗书》四通；次编为林纾批改之林琮古文习作十三篇。此外，附录了林纾所作相关诗文，以便读者与两编内容对照；另有林纾之侄林实馨对一封训林琮书的介绍《畏庐老人训子遗书》，以及林纾之孙林大文的回忆文章《后人心目中的林纾》。最后则是本书编者夏晓虹、包立民二位先生所作阅读札记。展卷读来，畏庐老人家书中的父爱温情，教子的良苦用心，跨越百年仍不褪色。这些浸透着拳拳爱子之心的文字，也显露出林纾“迻译泰西”、“传经门左”之外的另一面形象。

1935年，吴汝纶之子吴闿生曾为林纾1923年5月17日的一通《训林琮书》撰跋，言“畏庐老人，文章道义，皆为当世所重，吾往年犹及与翁周旋，今读此札，弥服其内行之笃，持教之严，恍见翁灯下奋臂时也”。综观本书，“内行之笃，持教之严”可谓林纾一贯的教子风格。林纾共有七子五女，长女林雪和次子林钧早逝，《郑氏女墓志铭》、《钧圹铭》记述了他对亡女殇子的无限哀伤，而所存百余份训子书，则寄寓了其对后辈的殷殷期望。这批信札中，最早的是作于1898-1900年的《寄郑礼琛婿书》七通，最晚的是1924年10月8日林纾临终前指书于林琮之掌的遗言“古文万无灭亡之理，其勿怠尔修”，前后跨度二十多年；而它们的来源也有多种，除主体部分来自林大文所存《畏庐老人训子书》和《示林琮书》外，另有数信录自《畏庐续集》、《贞文先生年谱》、福建省图书馆所藏《畏庐尺牍》抄本、中国现代文学馆藏林纾手稿等。编者将这些散见的书信辑录为一体，完整地将林纾存世家书呈献给读者，从中也体现了一位文化大家的家教之风。由这些家书，亦可知这位在新文化运动中奋起抗争的“傲骨原宜老布衣”的卫道士，在子女面前，仍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在林纾看来，“人子之在父母心头，较之性命尤重”，站在为子女考量的角度，林纾也重新阐释了“孝”的意义。其长子林珪为官，故谓“汝能心心爱国，心心爱民，即属行孝于我”；三子林璐读书，则言“汝之行孝，但有两事，一保重身体，一学问有恒”。林纾屡屡劝勉儿子“卫生、励学、敦行，以慰二老之心”，并以自身为范，教子“时时葆其天良，慎其言语，留心于伦常”，字句间透着一位父亲慈爱的目光。《战国策》言：“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林纾爱子，首先就体现在对子弟学问人格和前途出路的关切上。林纾虽以古文为安身立命之所，然面对现实，亦有开通之处。他明白“方今舍西学外，万无啖饭之地”，将林璐送去青岛、天津读书，勉其“以七成之功治洋文，以三成之功治汉文”；对延续古文命脉寄予厚望的林琮，也不得不为其长远计议，请人教读英文算学。林纾虽对其子有着不同的期待，然而念子情切的心是一致的。他希冀林琮“努力向学，绍余书香”，对于“似朽木难雕”的林璐，虽其“累累不听吾言”，而“吾心亦未尝一刻灰冷”，在信中循循善诱，再三叮咛，足以显出为父的苦心。尺短情长，一封封跨越百年岁月的书信，传递着一位父亲对后辈的点滴关怀与殷切期待，虽历经风雨，仍不失其价值。

林纾自言“父母爱子，匪所不至”，“一分一寸，无不着意”，可谓道出心中万千关切。他倚门倚闾盼外出就学的林璐之信，对其生活用度也刻刻挂心，细致到不断提醒儿子买棉鞋、盖被子、吃水果，再三叮嘱儿子不要看夜场电影以免违反学堂规矩，不可坐船游玩以防失足落水。林璐曾不慎被窃七十元钱，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林纾不仅没有责怪，反而立即汇款，并接连数信强调勿予追究，以免遭人暗害，琐事中透出深切的爱子之心。对于林琮，林纾更是“胸中有千言万语，见汝时爱极，防说之不尽，故时时书一两纸示汝”。《林纾家书》收录了13篇林纾批改的林琮古文习作，字句的斟酌删改，“语语真挚，颇肖乃翁”、“好为之，吾颇以斜川望汝也”等评语，足见其对林琮古文研习的重视与信心，直到林纾逝前之遗训，仍强调“琮子古文，万不可释手，将来必为世宝贵”。遗憾的是，林琮三十四岁早逝，终未能达成父亲的寄望。这些训子书与批改之文，却成为直观体现林纾传授古文之道的重要材料。

《林纾家书》详实地记录了林纾所经历的时代和日常生活。虽然林纾身为文人，信中再三告诫儿子小心谨慎，“来书勿谈国事”，家书里关切时局人物之处不多，但却呈现出林纾最真切的个体生命经验，同样极具史料价值。夏晓虹教授《阅读林纾训子书札记》已经指出林纾训子书与林琮所作《严几道先生传》对研究林纾与严复关系的重要意义；在今春研究生课程《近代文学研究》之“未刊手稿的价值——以林纾与梁启超为例”专题中，则专门讲到林琮所作命题作文《送世叔高梦旦先生南归序》与《僭拟螺江太傅甲子重宴鹿鸣诗序》与林纾交游的关系。在本书的整理过程中，陈平原教授即据其中述及大学堂之事的七封信件，考察了林纾被解聘前后的人事纠葛和心境变化(陈平原《林纾与北京大学的离合悲欢》，《文艺争鸣》2016年第1期)；笔者也曾蒙夏先生慨允，由四封林纾家书，探求民初北京一桩刑事案件(宋雪《法制肇建时代的新闻追踪与社会观察——民初北京陈绳被害案背后的文化心态》，《汉语言文学研究》2015年第3期)。此外，这些家书也从侧面反映出社会新变对传统士人家庭的影响，以及林纾的日常工作、收支用度、观念心态等，对于相关研究也将有所裨益。《示林琮书》将林纾手迹与整理标点的文字对照，兼具书艺美感与阅读便利；对于林纾所批改的古文习作，则将原件彩色复制插入，并在整理本中分别标注出林纾的圈改、评点与批语，以“左图右史”的方式呈现出来。

本书所收信札、作文，相当一部分为首次整理面世。在书前《小引》中，夏晓虹教授简述了编注的工作程序，并自言是书“为我至今所编书中费力最多的一册”。编选整理近代学者文人的著述资料，是夏教授学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先后编校过多种资料集，为学界贡献出一批精审之作。这册与包立民先生合作辑录编注的《林纾家书》，同样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原信散乱无序，“不但缺少年份，有些并月日亦不齐备”，即使注有日期，也有阴阳历并用的情况，因而排定次序时，唯有依靠内文考证确定系年与日期。而偏偏林纾教子“尺牍中万万不可论及时事”，所述人名往往又非全名，因而这项工作变得尤为繁杂，只能依据其中所记人事进行核查。例如，1913年4月12日之《训林璐书》，日期乃据信中“余本日在梁格庄旅店中”一句，联系林纾《癸丑上巳后三日谒崇陵作》与《宿梁格庄》二诗而确定；1913年10月23日之《训林璐书》，是据信中“叔伊年伯之侄三眉，阴通叛党，意图不轨”的记录，通过报刊新闻还原出陈衍之侄陈周膺谋刺袁世凯之事，进而敲定落款的阴阳历。这本小书通过注释，还原了相关历史人物与事件，在使这些历经百年的文字更具可读性的同时，也颇便学者利用——这些考索工作，使研究者尽可以按图索骥，而不致在芜杂的故纸堆中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