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0日，在川西小城乐山，暑假过了一大半。晚饭后，天色尚亮。我一人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看一本闲书。忽然觉得周围温度升高，燥热不堪，门外人声鼎沸，似是越聚越多，夹有欢呼和鞭炮声。我抛下书卷，冲出大门，只见马路上下聚满了人。许多人手中还持有竹条编的棒把。忽听有人叫：“小师妹，快来!”原来是七八个武汉大学历史系的学生，父亲生前的弟子。我奔过去。他们七嘴八舌告诉我：“无线电里广播：日本投降了!”有人分我一根竹把：“我们现在去游行，你也一同去。”我说：“我得先回去告诉我妈。等等我!”就一路高喊着：“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狂奔回家。妈妈已从楼上下来，在门口迎我。我报完佳音，喝口凉水，说一句“我游行去了，他们等着我呢”，又冲向大街去了。

天色渐渐暗下来，人们点燃了火把，游行开始了。不同于往常元宵节、双十节有固定组织、有规定路线的游行，而是完全自由组合、自定路线。人流先从西向东，到了十字路口，我们继续向前，有些人却折转北去，不时有人加入进来，也有人在路口分离出去。火光映红了小城的天空。不断有人高呼“日本投降了”“中国胜利了”“万岁”等口号，响彻云霄；也有人领头唱起了　《松花江上》　《长城谣》　《义勇军进行曲》　《游击队歌》《枪口对外》　等歌曲，此起彼伏。

又过了个街口，忽见前面队伍中走出一人，我一看，正是久违的一位小学同学，就叫了一声。他低头站住，说一句“我看看我妈去”，便抬脚前行。我猛然想起他的妈妈是日本人，因为战争的缘故，她很少出门，偶尔上街，也是低眉躬身，碎步快走。但在1939年大轰炸时，有同学见她夹在救援的人群中，汗流浃背，忙个不停。我理解那位同学的复杂心情，连忙冲他身后嚷了一句：“你妈妈是好人，不是帝国主义!”他回头对我笑了一笑，又快步离去。

我们继续前行。在呼口号与唱歌的间歇，周围有人低声谈论起今后的意愿。一人说他第一要事是回乡探望年迈的父母。有人持疑：“听说那里是敌后，有共产党，你回得去吗？”“日本都投降了。中国人自己还打仗？”两人悄悄争论起来。另有人说他原计划下学期投笔从戎去，现在要别做安排了。我因而想起此前也曾有位老师问过我愿不愿意辍学跟他打日本去。我说：“打日本我一定去。但现在我爸爸没了，我再离开，妈妈一个人怎么活？”他说再想想办法，但不久他自己也消失了。我一直挂念此事，现在可以放下了，心中仍不免存些遗憾。(40年后我与这位老师联系上，方知他是中共地下党，当时想吸收几个少年跑交通，随后他自己被特务盯上，隐蔽起来了。)　有两人讨论今后建国，学什么更能发挥作用，一人说想转学理工，一人说研究历史还是大有可为，研究中日两国百年来走的不同道路。他转而对我说：“你爸爸生前还说过要给我们开东亚史的课，要成立东亚史研究会呢!”另一位大学生悄悄问我：

“在武大读了三年书，没去过珞珈山。不知能不能复员到珞珈山毕业。听说珞珈山的武大特别美。胜利了，你们回哪儿？”

“珞珈山呀，我做梦都想我家门外那片草地，那才叫绿草如茵，又软和又温润，我回去一定要在那片草地上坐一坐，打个滚。”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到“打滚”，有点不好意思。

夜深了，游行的人们逐渐散去，火光阑珊。我看见路旁一位同学正落寞地往回走，便也离开队伍，与他同行。

“太好了，咱们都能回珞珈山了!”我还沉浸在幸福的憧憬中。

“我回不去了，我爸爸死了。”他幽幽地说。

我才明白。他的爸爸也在武大，比我爸爸先去世。他说回不去了，我还能回去么？

到家，堂屋的菜油灯还亮着，妈妈独自坐在爸爸的遗像前，暗自饮泣。见我进来，说了一句：“你爸爸没有等到———”又流下泪来。

我抱住妈妈的头，说：“爸爸知道胜利了，会开心煞的!”

为了哄妈妈开心，我模仿爸爸的声调，说：

“湘啊，快去炒几只好菜，把那罐陈年花雕打开，烫一烫，吾拉痛饮几杯。”“华华，快来读杜工部的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接着便摇头闭眼地用乡音吟哦起来：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看妈妈平静了许多，我小心翼翼地问：

“妈妈，我们还能回珞珈山么？”

“你爸爸没有了，哪能再去珞珈山呢？”

“可是爸爸没了以后，武大一直还给他发薪水，没有停啊。”我不死心。

“那是因为国难期间对逃难来的去世员工家属的特殊照顾，我已经很感谢了。胜利了，我们不能再拖累学校了。”

“可是，可是爸爸存在汉口英国人开的平和洋行的32箱书和古董呢？　那里有太先生　(梁启超)　写的‘闻斯行斋’、还有……还有……还有埋在自家院子边上的泥马、你画的　《慈悲和博爱》，爸爸交代过，都是要我收回来的。”

“那些宝物，日本人和英美开战以后，已经从洋行抢走了，洋行来过信，收不回来了。至于院子埋的东西，这么多年了，也不会有了。”

我彻底绝望了：“那我们怎么办呢？　去到哪里？”

妈妈坚定地说：“你要好好读书，上大学。我么，你爸爸在杭州有所房子，我要到那里去住。”

这一夜，不满十五岁的我，既兴奋，又迷惘，做了许多零乱的梦。

1945年8月10日，是日本通过中立国瑞士等向中美英苏四国提出无条件投降的日子，武汉大学几个鼓捣无线电的学生，从电波上捕捉到这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而8月15日，则是四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日子。这一点，我过了许多年才弄清楚。

2016年7月于马虎居

文/吴令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