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10月30日　多云。日前从网上觅得新加坡郑子瑜著　《红豆簃賸稿》，知堂郑子瑜交往史上的一个疑团终于找到了答案。

两年前，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拍卖知堂致郑子瑜的八十余通信札，笔者应邀出席拍卖前的研讨会，并作了题为《〈知堂杂诗抄>　出版始末》的发言，发言稿已收入拙著《双子星座：管窥鲁迅与周作人》(2015年5月中华书局初版)。然而，由于知堂致郑子瑜信札数量较多，涉及面又广，信中不少内容还有待进一步查考。

知堂致郑子瑜信札始于1957年8月26日，止于1966年5月11日。他1964年6月20日致郑子瑜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得手书即寄一信，想已收到。嘱题书签辄涂鸦附呈，祈察阅。

这封信的信封保存完好，付邮邮戳时间为“北京1964.6.20.18”，而收信人地址为“日本东京都新宿区早稻田大学语学教育研究所　郑子瑜先生”。当时，郑子瑜正在日本早稻田访学，所以知堂写给他的信不是寄往新加坡而是寄往日本。那么，信中所说的“嘱题书签”是什么题签呢？　为郑子瑜的书所题，还是为他人的书所题？郑子瑜既已收到，后来是否使用这条题签？　这些问题笔者一无所知，一直试图破解。

而今，《红豆簃賸稿》的出现，解开了这个谜。此书1964年12月由日本东京都“安闲窟出版”，虽说无定价，为非卖品，毕竟已经印行。此书是知堂此函寄给郑子瑜之后半年出版的，从时间看，知堂寄题签在先，郑子瑜出书在后，正好先后衔接。更关键的是，此书封面赫然印着如下毛笔题签：

红豆簃賸稿

知堂题　年八十

同时钤“寿则多辱”阳文印一方。由此完全可以断定，知堂1964年6月20日寄给郑子瑜的“书签”，正是为郑子瑜《红豆簃賸稿》而题写。以前笔者只知道知堂为《郑子瑜选集》写过序和题写过书名，没想到还为郑子瑜的《红豆簃賸稿》题写了书名，这是一个虽小却有意思的新发现。

《红豆簃賸稿》仅24页，薄薄一小册，内容却较丰富，除了星洲名士李俊承序，共收入《璿香阁吟草序》《识悲鸿大师昆仑伐椰图》《蕾士闲墨序》《南洋风物画集序》《跋康有为先生黄公度诗集序手稿》《红豆吟集序》《红豆簃诗纪》七篇长短文字，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和绘画颇多新见，称之为一部别开生面的序跋书话集也未尝不可。

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最后两篇《红豆吟集序》《红豆簃诗纪》。前者系郑子瑜为王凤池编，收入章士钊、沈尹默、顾颉刚、叶恭绰等名家诗作的《红豆吟集》　所作之序，后者则是郑子瑜1940—1960年代初与中日诗坛前辈同侪诗酒唱和的实录。在新文学家中，郑子瑜与知堂和郁达夫有交往，也最服膺他俩，《红豆簃诗纪》　中记录了他和达夫名诗《钓台题壁》的七律：“不为烟花扰瘦身，胭脂味美意非真。穷途未死为穷鬼，怪癖天生作怪人。忍听秋声长作孽，应教红叶一扬尘。有朝义士纷纷出，直指咸阳杀暴秦!”也记录了知堂“拜读”他所著《鲁迅诗话》的轶事。不仅如此，《诗纪》　还记录了郑子瑜游学日本时与武者小路实笃、铃木由次郎、高田真治、铃木虎雄、实藤惠秀等作家和汉学家的交往，且录吉川幸次郎意味深长的和郑子瑜七绝二首：

史笔堂堂犀可燃，扶桑国志业空前。莫教名只文章著，岂独新诗压众贤。

春明旧事尽推迁，学到街西柳色妍。八道湾连臭皮巷，遗黎我欲问周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