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

初见金宇澄，在巨鹿路一间堆叠了书籍纸张的编辑部屋子。这是他几十年安身的空间，所有物件都是旧的，木格窗外几株迟桂开放。此前他托朋友寄赠新作　《回望》，对我来说，这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打开老上海内情的一扇窗户。

《繁花》　在薄薄的沪上道情帷幕下，已呈列着坚实可靠的生存细节，把所谓“魔性”带回了不事雕饰的人性地面。至　《回望》，则卸下了方言的负担，以老练深沉的文字，追寻父辈的历史。读到这些文字时，以前似远似近的金宇澄穿过了那层薄帏，向我走来，坐在我这个后辈的对面，似已等候多时。

得知年龄，意外的是，他比我想象的更老，却也更年轻，越过了年龄和名声的藩篱，写着国内尚在开创期的非虚构文字。

见面不久，金宇澄问我是否抽烟，告知以否，他递给我一颗糖，自己的指间升起缓缓烟雾。烟丝似往事，凝聚又化开，就像我手里的大白兔奶糖，也含有自身的坚硬，需要咀嚼。

闲聊下来，渐渐感到，他正是用漫长的时光，将那些凝重的往事一再咀嚼，化开了传递给我们。其中的苦味，已由他自行研磨，以至于往往被我们忽略。

《回望》　从故乡黎里开头。我看到过两本类似的回忆录，《盲人奥里翁》和　《寻找家园》，两者都有江南水乡家世，民生辛苦情节。但相比后者，金宇澄无激昂愤慨之辞，较之前者，又无低徊婉转之态，在对二十世纪艰危冲突的回望中，自有一种深沉厚道于其间，足以滋养人心，消泯戾气。

这种平和从何而来？　很多时候，当我们试图以世故的积累略去年轻的棱角，得到的不过是无意义的庸俗。而对面金宇澄额头的皱纹，和他指尖升起的沉郁烟丝里，却有一种莫名的纯真感觉，让人体会到其中沉积的不是世故，而是初始执着的质量，他把那些尖锐之物自己承担了，把平和留给我们。在回忆知青生活的　《碗》　中，我们还能直观地看到几许痛切，似乎透露着作者的心还未能足够沉着，到了　《回望》，则已全然负载了这份生命之重。

这把他和那些流连于洋场风景、市民趣味的“海派文学”区分了开来，就像他的故乡黎里、他父母辈的蹉跌经历把金宇澄和一个典型的“阿拉上海人”区分开来。实际我们每个人也都凭藉自己的经历，和某种过于流行的身份认同区分开来，在上海这个标签过于明显的地方，这种区分意味着他要承受很多，回避很多，放弃很多。

于是在讲究“出名要趁早”的海上文坛，金宇澄在“老编辑”的帷幕后埋名到了六十来岁，这几乎是一个对写作者盖棺论定、封诰贴金的年龄，他却以看似不合适的厚重出现，改变了沪上文学的格局，以至气质。

同样的例子，有德语文学中的凯尔泰斯·伊姆莱，相比于君特·格拉斯的少年成名，凯尔泰斯到了暮年才摆脱了“翻译家”面目，成为“大屠杀”文学的杰出纪念碑，这固然是命运，却也有一种无言的自觉在其间，凯氏早年的日记里，漫步在悬铃木林荫道，望着落叶“灰白下垂的手掌”，已经暗自祈祷“但愿到了暮年再出名”。我想，这也曾是金宇澄在上海遍植悬铃木　(俗称法国梧桐)　街头的心事。他曾经有二十年不写，为了等待有一天的写。

这种自我推迟，才有了　《繁花》的孳生和　《回望》　展开的时间。金宇澄说，其间他干过很多杂事，也受过委屈，包括愤而拒写煤老板传记这样的经历，当时看似无用，但“后来发现都有意义”。有长年忍耐孕育的心，才能做一个语言和声音的炼金术士。

在一个“老上海”略显松弛的外表下，金宇澄隐藏着苏州故乡怀旧者与北大荒知青的面目，甚至可以说，他像一个长年的潜伏者，拿熟练的手艺骗过了上海人讲究的口味，却在里弄道情的韵味里，给了他们更好的东西。

这是上海必需的另一面的真实。大白兔奶糖的甜味，可能通向提篮桥监狱探亲以至死别的故事；十字路口的一幢西式大楼，可能是某个历史时期诸多人“跳冰棍”的所在。《回望》是一份个人面对城市、儿子面对父母的真实，更难得的是，这是在繁花绽放之后面对苦味记忆的真实，是名声之后的沉静。

金宇澄出名之后，很多杂事要应付，但半世纪坐冷板凳的沉静习惯并未离去，也是不会放弃的立命之本。就是在这种仍努力维持的沉静下，他才能完成　《回望》　这样郁积了岁月重量的文本。甚至，比之孕育繁花，作者在心态上超越了更多。虚构与非虚构的藩篱，质朴与讲究的选择，以至于多种文体的互照。似乎是轻轻放下了已经获得的高贵身段，来写处于探索状态的文体。

这是一个赤子对父母辈的心意，不欲把父亲当年的艰危谍战化，不欲把母亲的家世时髦化，不愿牢狱的艰辛轻飘化，不愿晚年的忆旧浪漫化。为此，他甚至引入了大量文献资料，和口述访谈，这让作为非虚构写作者的我，莫名地产生了认同。

我在外滩档案馆发黄卷宗里的查阅，和金宇澄在父亲信件、学术资料记载中看到的是同一种；我在提篮桥、南车站路探访的监狱高墙，和金宇澄去寻访的父亲关押地址，是同一处；我在石泉小区探访的孑遗托派群体，和同仁路上海咖啡馆里的“出土文物”欧阳先生，是同一类；《回望》　中眷眷念及的“红色女谍”关露，是我在北京西山冷落的平房探访过的女主人；甚至金宇澄插队的北大荒劳改农场，也和我去探访过的白茅岭农场是同胎。

金宇澄说，对　《繁花》，他起初并没有十足的自信，直待写到在满墙起皮的屋子里，“汉奸家属”黎老师对阿宝回忆丈夫被枪毙的往事，身上起了激灵，才确信这部小说成了。我的记忆中也有一间华山路附近四面透风的屋子，收藏顾圣婴遗物的老太太，坐床抱着玻璃瓶取暖，抖索着拿出有裂纹的肖邦手模，当时也曾使我感到身心的激灵。这种共振，来自于同一种为人忽视的内情。正是这位女士，陪伴了与金宇澄父亲暮年重逢的顾高地的寂寞。两个未曾谋面又年龄跨代者的回望交织在一起。没有后来者的诚实回望，就没有真实的上海，有的只是一种自我游戏兼供外界观赏的心理幻象。

金宇澄回望的诚实，到了朴拙的程度，至于按照手绘的上海街区地图，来安排人物生活的环境、住址、路线。这份态度，甚至比作家梁鸿对于笔下的吴镇更坚决。《神圣家族》面世前，梁鸿对我谈起过将笔下人物还原对应到“吴镇”每条街区每个门牌位置的构思，遗憾的是小说集出版时未能配套这样一幅地图。《繁花》中的手绘街区地图，有似湖南老人沈博爱的蹉跎坡铅笔画，不容怀疑地保留了人物环境的生存质地，保证了故事的可靠性。

这种非虚构写作的精神，出自一位小说家，且比一般的非虚构写作做到更为极致，只能说出自作家天性的诚实，对于生活记忆的极端忠实，具有一种土地和铺路砖的品性。

一面之下，似乎已经认识金宇澄多年，或许他会给所有初见者这种感觉，因为平和神气中封存的往事。窗外的迟桂花，透过并不严实的旧式窗缝，给这个下午的聊天，带来了经霜的清新气息；又似有若无，像他的文字，“最好的都只是在肚子里，没有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