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新

母亲不识字，也就谈不上有文化，可她出生在文化之家。我的外祖父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教书先生，真所谓“打席的没有席盖”，外祖父教人家的孩子一辈子，自己的子女没几个识字的，据母亲说，我大舅的学问好，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大舅一家死得光光，那年代，学问确实不能当饭吃。

母亲也确实识得几个字的，我小时候，母亲会指着我的语文课本，说这是个“一”字，这是个“大“字，这是个“人”字，我说：“你怎么认识这些字？”她说：“当年你外老爷教学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时间长了我就认得这些字。”但母亲不会写。母亲常常把带单人旁的字说成是个“个”字，我当时不明白，后来知道了，繁体的“个”字是有单人旁的。四弟说，如果母亲受教育的话，能当大学教授。见过我母亲的一位同事说，你母亲气质好，不像农村老太太，我说：“我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呢!”

可大户人家就是命不好，我外祖父三十几岁就患破风痧去世了。我母亲67岁去世，临终前二舅在她的床前，欣慰地说：“我们都活过了爹娘。”我猜想外祖母没活过六十岁。

母亲没文化，可嫁给了一个有文化的。我父亲在做了三个孩子的父亲以后又去上了师范，回乡做小学教师。母亲心中定有个文化情结，常给我讲我父亲小时候挨打的故事，跟他的二老爷在一个床睡，二老爷让他背书，正背以后还要倒背，背错一个字就打，那手常常给打得像发面馒头一样。我们后庄有个大先生，是解放前方圆百里有名的私塾先生，母亲常常说起他，穿着白大褂在城里教书，可神气啦!

可母亲没沾多少文化的光，我父亲45岁那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病，撒手人寰。真是天塌了一半!　除了姐姐、哥哥已经成人，母亲娇弱的身躯要抚养三个未成年的孩子。

从此母亲就变了。父亲留下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我把它当作半个老师，通过它我获得了许多知识，懂得了许多道理，情操也受到了陶冶，可母亲一听到它的声音就心烦，说：“一天到晚就知道听，听，听，不知道死的鬼!”我有时候还要跟着收音机唱，莫名地又会遭她一顿痛骂。我从邻家借来长篇小说，经常因为看得入迷忘记做事情，必然会惹得母亲一番唠叨。

可母亲对有知识的人还是十分尊敬的。母亲回娘家必然会经过我的母校，也是哥哥的母校，她说有个吴先生会问她：“你是李立的母亲吗？　李立是个好孩子。”李立是我哥哥的名字。她说的吴先生是女的，教政治的吴蓉娇。称女教师为先生，那是修养的标志。

我们的日子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变得更加困难。我每天做功课要到半夜，伴随我的是一盏昏暗的小煤油灯，可煤油紧缺，要凭票供应，再说，买煤油要花钱，时间长了，母亲会唠叨：“每天点灯熬油要到大半夜，反正不花你的钱!”那时候大学难考，有同学复读了八年还是考不上，我们农村条件差，生活艰苦，农村中学的师资也很成问题，光学真是看不到曙光的，母亲常常劝我：“为什么非要走那条路呢？　干什么不吃饭，你看人家熬，一个大字不识，不照样一个月拿一百多!”她说的熬是我本家大伯，在煤矿挖煤。

我最终没有按照母亲的话终止学业。1982年，我终于考上了大学。一开始母亲并没有十分激动，觉得考上了我就可以从穷窝飞走了，与她无关了。可几天后她为我向银行贷款凑学费，信用社的人说：“贷给你，贷给你，你苦日子快熬出头了，培养出个大学生!”母亲顿觉脸上十分有光，逢人便说：“俺儿子在过去是状元哩!”

其实我并没有给母亲带来多大变化，她依然贫苦，健康也每况愈下了。我曾经接母亲到单位住一阵，她常常由我想到我的父亲，感到教书辛苦，“上课的时候肝肠肚肺都动颤。”教书之余，我爱写点东西，母亲心疼地说：“那要费多少脑子啊!”由此我想到李贺的母亲说的一句“这孩子非呕出心来不可呀!”

后来，母亲因为急病发作而住进医院，同病房一位老太太，母亲向我介绍说：“你这位大娘的儿子也是写诗的。”第二天我见到这位大娘的儿子了，是山东诗人马恒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