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与我以前在维多利亚博物馆国立艺术图书馆的顶头上司、书史学家大卫见面，向他请教一些关于西书装帧的问题，问起大老板彦。大卫告诉我彦去年圣诞节时去世了，没有追悼会，遗体交付科学研究，享年七十六岁。

想起二十多年前，那个脾气有些暴躁、灰白头发灰白大胡子的图书馆馆长，JanvanderWateren。图书馆位处博物馆正中，我们的大办公室在三楼，巨大的玻璃拱顶之下。彦的办公室则在图书馆书库另一头的一楼，他如同孤家寡人，脸上不太见到笑容，也不与人聊天问候，偶尔迈着沉重的脚步从图书馆中慢慢走过，总会留下一溜雪茄烟的味道。后来博物馆内全面禁止抽烟，关起门来时，他肯定违反纪律，因为他的办公室中仍有烟味。在同事面前，他当然不能再抽烟，但他的办公室外有个小天井，所以，与他开会，常常会开到一半，他就穿上外套，从窗子爬到天井里去抽烟，会议继续进行，冬天时也不管室内的人有多冷。同事们对这位坏脾气的馆长总是敬而远之，当然大伙也会在背后八卦，有人说他曾将胡子留得极长，编成小辫子后搭上肩膀，有人说他是伦敦最有名的基友之一，也有人说曾看到过他如何午夜疯狂过。

1996年8月，国际图书馆大会在北京举行，我与彦及大卫一起参加，和他有些近距离的接触，才知道，只要他选择，他可以是最有魅力最迷人的一位。他主持会议时谈笑风生，全然不像日常工作时那般黑着面孔。我也知道他二十四岁时离开南非来到英国，去萨塞克斯大学读书。当然，那时我对非洲毫无知觉，压根没想到自己几年后会去南非生活，所以，未曾与他聊到南非。他对中国极感兴趣，开会之余，饶有兴致地去天安门广场，逛琉璃厂的小店，还有北京的四合院。会后9月回到伦敦，彦的态度又返回到伦敦常态，在北京的那种亲热和迷人全然不见。不久，我也离开国立艺术图书馆，前往西敏大学供职。

到了南非后，才知道萨塞克斯大学曾经是南非前总统姆贝基的母校，那里是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学生的大本营。在那个时代选择离开南非的白人，政治倾向不言而喻。也知道了从彦的姓氏来看，他应该是南非荷兰人。

彦在国立艺术图书馆掌舵十二年，贯穿整个九十年代，也正是英国年轻的当代艺术家最红火的年代，所谓“BritArt”震惊世界正是这段时间。彦给图书馆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开始收藏“艺术家手制书”(ArtistBook)，其中不乏英国艺术家的作品，但更多出自美国和欧洲艺术家之手。大卫也与我说，国立艺术图书馆从五十年代开始致力于收藏现代手工装帧的书籍，例如“设计师书籍装帧师协会”资深成员的作品等，但1988年彦成为馆长之后，现代手工装帧的书籍很快就靠了边，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手制书。

现在，艺术家手制书在中国已不再是个陌生的概念。徐冰策展的“钻石之叶：全球艺术家手制书展”已经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过两届，读者对这种“通过艺术家对图书空间的巧思，将文字阅读与视觉欣赏以及材料触感，自由转换并融为一体的艺术”也已经熟悉，但是二三十年前，这种样式在英国也很让人新鲜。

与大卫见面后，也是因为最近开始了一个“西书漫话”的专栏，我将在储藏室中存放了多年的标有“国立艺术图书馆”的纸箱打开，里面是各种关于艺术和书史的资料与笔记，其中，不少是关于艺术家手制书的，例如当时的检索条目和反转照片。看着纸箱里的东西，感觉自己像走了一个大圆圈后，又回到了起点。

二十年来，国立艺术图书馆也和其他许多文化收藏机构一样，所有的书目都已电子化。所以，我又对照自己的笔记上网搜搜，当年在彦的一腔热情指挥下所收藏的艺术家手制书，现在许多已经不再被人提起。但有一些，在艺术史书史上仍很重要。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美国亚特兰大的艺术家托马斯　(LarryThomas)　手制　的　《噩梦之书》　　(BadDreamBook)。从美国运到伦敦，大大的纸盒子，标着小心轻放的字样。我还记得里面是一层层塑料薄膜，正中放着这本手制书。此书由三部分组成。最下面是四个粗壮结实的玩具汽车的轮子，仿佛曾经参加过越野车赛，轮子上还有些泥巴点。轮子上平载着一本书，平常书的大小，封面封底的夹板很厚，裹着深棕色的皮面，手工粗糙，与那些精致古雅考究的设计师装帧师手下的皮面书不能相比。书上是一件塑料的“雕塑作品”，那是一只手，手心往上平摊书上，持一束黄玫瑰。但别以为这纤纤细指有多美，最瘆人处当数手腕，被钝刀锯断，包扎着纱布，纱布上透着微红，绵延到书里。书是可以打开的，书页为厚素描纸，共十四张二十八页，每页上都有一图一词一句话。图是噩梦意象，可能是动物或物体，先用橡皮图章刻成后盖在纸上，再用彩色蜡笔进行装饰；词是噩梦名称，多用小写字母，铅笔写成，例如“老鼠”、“沉船”、“溺亡”。一句话是对噩梦的诠释，全部大写字母，用橡皮字母图章盖成。

艺术家手制书到底应该归为艺术品，还是书，一直有争议。它们仍有书的特性，例如封底和封面等。但它们的外形装帧不再为内容服务，而是与内容共同构成实体。艺术家手制书以视觉形式代替传统语句，它们是感性的，动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