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八岁高龄的沈昌文先生，很少有人称呼他“沈老”，而是众口一词叫“沈公”。我理解，沈公不老，不必以老称颂，他以智慧、机敏、幽默闻达。智者沈公欣逢米寿，大家都觉得应该为他庆祝一番，最好的庆祝就是发掘他出版生活的斑斓与精彩，用故事为他摆上一桌满汉全席，通过咀嚼这些故事去汲取他传承给我们的出版甘泉。

在我的记忆里，有一些工作经历与沈公相交织。回望这些鳞鳞爪爪的交往，至今依旧十分温暖。1987年至1993年间，我曾先后担任过上海三联书店和香港三联书店的总编辑，虽然这两家三联书店（沪三联和港三联）与位于北京的三联书店（京三联）之间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但同在“三联”的招牌之下，业务上保持着松散的联系，出书的品味、趣味也有许多内在的映照。每次进京出差，都要忙里偷闲，抽空去京三联坐坐，一来实地学习他们的出书思路和做法，二来交流下出版的经验和体会。那个时期，京三联的掌门人就是沈公。面对我这个晚辈的造访，沈公总是十分热情，不仅放下手头待编的书稿，煮上一杯他私藏的品质咖啡，跟我娓娓述说京城文化圈出版圈的逸闻趣事，有时还要邀上几位学界出版界名人去附近的餐馆小酌，席间谈天说地，看似没有主题，但对我辈把握学术动态趋势与文化传播走向很有启迪。

八十年代，我热衷于开拓现代经济学图书产品线，策划主编了“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结识团结了一批青年经济学人，长期浸润其间，也有心得，编辑之余尝试写了不少经济学主题的书评，其中好几篇长文刊发于沈公主事的《读书》杂志上。这本“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注重思想性和可读性，强调厚积薄发和行而有文，讲究皮里阳秋，而我的文风相对直白，不事雕琢，与《读书》的风格有些距离，但诸事兼容的沈公并未令我修改，只要文章言之有物，也就照发不误，令我十分感怀，视为前辈的提携。

1991年5月，我赴港三联任职，沈公向我推荐了一些在港学者，其中就有在香港大学任教的汪丁丁先生。丁丁读书杂泛，博闻强记，见识不凡，我们很快成为知己。当年我们俩家眷都不在香港，常在晚间享受着煲电话粥纵论天下的思想快乐。后来得知丁丁的母亲安若女士曾担任过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算是沈公的领导，两家走得很近，课余时间小丁丁曾跟着沈公做航模，装矿石收音机。沈公还真是如他自己所言，善于服务领导——五十年代，他曾担任过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室秘书，而当时人民出版社的领导清一色都是显赫的文化名人，有曾彦修、王子野、陈原、范用等。沈公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工作，为他们服务，耳濡目染，久之得通家气象，做出版、谋选题也就眼界不凡，出手不逊，很得领导信任和赏识，年纪轻轻就担任了编辑室的负责人。粉碎“四人帮”后，沈公的几位老领导创办《读书》杂志，创刊伊始即提倡“读书无禁区”，开思想解放的先声，不久沈公便被老领导指派去三联编辑室任主任，具体负责《读书》杂志的编务，1986年1月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独立出来，沈公又被任命为首任总经理。

出版社传播、传承的不仅是一脉书香，还有文化气韵，时代精神。三联书店的传统和文脉，远而论之，是韬奋先生对进步的追求奋斗，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大爱，以及“将铺盖卷扔在办公室里”的执著和敬业；近而论之，还有陈原先生身上凝集并散发的儒雅和睿智，政治上不糊涂，讲原则，有规矩，为人通情愫，讲艺术，寻圆融，文章千古事，讲义利辞章。沈公当社领导秘书时，就坐在陈原先生的对面办公，历时三载。他是陈原先生的崇拜者，以陈原先生为榜样，在他身上多少可以看到陈原先生的影子。比如，陈原先生在出版界以谙熟“洋务”著称，精通多门外语，还是世界语界的前辈；沈公通过自学，也粗通俄、英、德文，还会点世界语。陈原先生注重介绍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思潮，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人民出版社同戴文葆、史枚等一起具体草拟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翻译规划，二十多年后他主持商务印书馆时又提出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沈公搞出版也是从翻译读物入手，而且一辈子乐此不疲。陈原先生著作等身，一部《社会语言学》被学界推崇为经世名作；沈公退休后也笔耕不辍，钟情翰墨，不时有新作问世；陈原先生的文章旁征博引，幽默风趣；沈公作文也是妙笔生花，亦庄亦谐。陈原先生思想解放，敢为人先，但在编辑把关上注重方法，讲究圆通；沈公在编辑工作中也是既思想开放又善于拐弯。如此对比，还可以列举更多。

作为智者，沈公在主持《读书》这本八十年代思想解放风向标杂志时的所作所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的案例。当年《读书》的作者队伍就是一个五线谱，杂货铺，老中青，都乐于为《读书》撰稿，每一期的组稿谋篇如同走钢丝，找平衡，需上下逢源，左右开弓；既要敢为人先，思想解放，学术开放，又要坚守底线，不改弦易辙；对历史事件，既要反思，又不能背叛……许多问题的尺度不好把握，但沈公做起来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每一期的《编后絮语》中，我读出了沈公的人生彻悟，当编辑要有自知、自制、自嘲、自怜的涵养，遭逢鲜花掌声时，不必太昂首挺胸，遇到风浪时，要学会曲着身子去应对。沈公正是以他的智慧与艺术将这份杂志驾驭得恰到火候。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当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同志虽不时提醒甚至批评《读书》，却又将自己的作品投给《读书》发表，以示对刊物风格的认同。

沈公早年在上海银楼当过学徒，练就了一副精明的商业眼光，对于30万元资本金起家的三联书店的发展担起了创业的使命。他实行书刊互动，最大限度地运用《读书》杂志的虹吸功能，团结了一大批身手不凡的著译者，一步一步将《读书》杂志打开的各类话题做长、做大、做足。他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合作，萃集热评的西方经典力作，推出“现代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他最先与台湾出版界接触，出版了不少台湾作家的图书，其中有漫画家蔡志忠的包括《菜根谭》在内的近四十本漫画书。这些图书都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为三联书店掘起第一桶金。他还抓住机遇，从国家计委批到八千万元资金，弄到北京市中心美术馆东街一块热门的地皮，这才有了后来的三联大楼和三联韬奋书店。

与陈原先生老革命、大学者的经历相比，沈公自学成材的学徒背景，要在当年文化名人扎堆的出版界主持大名鼎鼎的三联书店自然会引起一些看法和议论。沈公对此心知肚明，刻意放低身段，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能之人”，只是在遵循和执行出版前辈的意图，他在言谈举止上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油腻、俏皮的一面，以亮明自己还是“下里巴人”。编辑圈里流传着许多“沈公格言”，诸如“吃吃喝喝，拉拉扯扯，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坐以待币”的编辑门道。其实，不能完全照字面来理解沈公的真意。“吃吃喝喝”讲的是编辑要在饭桌上将组稿事务搞定，回到办公室就能签约；“拉拉扯扯”讲的是编辑要有粘功，对有能耐的著译者要缠住不放；“谈情说爱”讲的是编辑与著译者要建立感情，不能有功利之心，这样才能建立长久的友谊，著译者才会将自己最好的书稿交你出版；“贪污盗窃”不是指钱财，而是指知识、学问，是要在与著译者的交往中学习，成为半个学问家，而且敢于在下一个著译者那里贩卖；“坐以待币”是一种境界，坐在家里就能组到好的书稿，编辑出市场热销的图书，既为出版社创大利，也为个人赚个好光景。对于这类经验，正襟危坐者或许会斥为庸俗，但沈公的众多中青年粉丝却直呼精辟，更有明眼人道出沈公“游戏”言行的背后恰恰藏着他对出版的神圣、执著与纯粹之心。对于经历太多风雨和复杂人事纠葛的沈公来说，这份油腻或许是他精心涂抹上的一层人生保护色。

这就是我眼中的智者沈公。

作者：陈昕
编辑：周俊超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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