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影楼钩影》影印卫骑将军带钩拓片

徐乃昌的《镜影楼钩影》中收有五十七钩、十符，由鲍鼎“类其文字，次其时代，略附考释，写成定本”，每品都存勾描图和拓本，用以两相对照，用意极佳。其中有“卫骑将军”一钩，文字考释云：“卫骑将军不见于史志，汉有越骑、胡骑、骁骑诸名，卫骑盖其类也。”卫骑将军一号，是不是真正在历史上出现过，恐怕并不见得，因为这个四字款，很有可能是后来加刻上去的。但无论如何，这一点其实并不妨碍以下所讨论的问题。

这件带钩的原物曾藏于徐乃昌的积学斋中，但到底是不是带钩，当时却有疑问。1918年11月30日王国维曾经就此钩写信给徐乃昌说：“尊藏卫骑将军一器，观其形制不类师比，似与千金氏、上方故冶诸器同一种类，真奇品也，请教之。”千金氏、尚方故冶诸器，容庚在其《秦汉金文录》中著录过多件，现在也有实物存世，到底是什么器物，其实还有疑问。但无论如何，这些物件应该是某种实用性铜构件，铜构件具体用途不详，但与有着“卫骑将军”款的徐氏收藏器物，在造型上和用途上都极为不同。王观堂当时所见，想必只是这件卫骑将军器的拓片而已，故而有所疑问。徐乃昌后来将这件东西仍然收在《钩影》之中，显然还是坚持了原来的想法。在徐乃昌1921年10月29日日记中，也曾记录过这件东西，他写道：“卫骑将军师比。历代无卫骑官号，《金索》亦有卫骑将军印，印文稍大，恐非汉制，盖魏晋间佚官也。”从此书所附拓片影件及勾描图来看，这件东西也确实应该是一件实用的带钩。根据王世湘的研究，这种造型的带钩可以归类为长牌形带钩，多见于战国晚期的三晋及周都地区。山西长治分水岭二十五号墓中，也曾经出土过类似的长牌形带钩，与这件带钩的勾描图所显示的那样，分水岭的这四件带钩，钩背中部也有一个方环形的鼻穿，说明这种带钩是可以几件同时连接并用的。这一形制的长牌形带钩，又可以见于长广敏雄的《带钩的研究》一书，可见，这种造型应该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

卫骑将军带钩拓片

书中著录的带钩上“卫骑将军”四字，正如勾描图中所展示的那样，系由右而左、由上而下所书的正字。其影印的拓片中，此四字也是与此相同，正如书中所示。但问题恰恰就是出在这里。徐乃昌所藏这些带钩，早已失散，现在恐怕已经不存了。但其中小部分却有原拓存世，可供对照。而此卫骑将军钩的原拓也恰好存世，可以与此书所收加以对比。两者相较，就可以发现，现存拓片中，“卫骑将军”四字是反文，左右顺序也与该书著录者相反。带钩上镌刻的文字一般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吉语，一种是表明制作者，另一种则是表明物主。吉语和制作者是为了展示给观赏者的，自然都是正文。而表明物主的，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除了展示物权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实际用途，即当作印章来使用，显然这部分文字应该是反文。另一种，则只是单纯的宣示物权，自然也该是正文。此书中所收的卫骑将军四字，从其所在的位置来看，一定只能为了宣示物权的，而不可能用作印章。因此文字一定只能是正文。但问题在于，现存的经过装裱、并钤有物主徐乃昌鉴定印章“南陵徐乃昌臧器”的拓片中，此四字却系反文。两者既然不符，按道理应该是出版时候出了问题。但正如上文所言，这件东西上的四字，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反文的。再仔细观察原拓片，原来是拓片在装裱时候为裱工误裱，因此原本的反面变成了正面。事实上，在利用拓片时候，对于拓片究竟是正是反这个问题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在利用已经前人钤印或者题跋的拓片的时候，更是要严加判别，以免失误。

作者：柳向春
编辑：吴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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