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者神秘莫测的接头、五花八门的暗号，这些在谍战剧中才可以看到的场景，今天在普陀区策划的一堂特殊的党课《听老同志讲初心故事》上一一呈现。

普陀区邀请了解放前在沪西参加地下工作的前辈姚连英和许红梅，参与普陀改革、建设和发展的原区委书记谈柏元和原区长胡秉忠进行“初心教育”座谈。

听老同志讲初心故事，是上海普陀区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特殊的一节课。有着“赤色沪西”美誉的普陀区历来英雄辈出，这里是上海开埠后产业工人集中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发源地之一和党的早期组织重要活动地之一。

战争年代地下党员的初心：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誓死保守党的秘密

“他们在家里开会，我就时不时用银元在桌上敲几下、滚几下，让邻居和房东听起来像是一伙银元贩子在数银元。” “为了防止紧急情况，我们约定好暗号——窗台上的花瓶是空的，表示情况正常；如果花瓶里插花了，表示有危险……”一场不见战火硝烟却更加残酷的生死斗争，随着姚连英娓娓道来，让现实版的“潜伏”真实再现。

1930年出生的姚连英仍然精神矍铄。12岁那年她以童工的身份进入了当时以丝织被面闻名上海滩的大成绸厂。两年之后被安排去女青年会读书，并积极投身抗日救亡宣传， 1946年初，姚连英正式成为党组织的一员。

“1946年五一节前，绸厂地下党发动工人举行罢工，提出争取8小时工作制、每周休一天等条件。作为新党员的我，代表工人同老板谈判。我那时个子瘦小，但敢说敢为，连老板看到我都‘买账’。”谈起当初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儿，姚连英依然很自豪。

经过种种磨炼，1947年，组织安排姚连英担任党小组长。当时的丝绸地下党为提高战斗力，在沪西长寿路一处亭子间悄悄组织了学习。结实了地下党负责人陆文才。1948年3月中旬，上海地下党的一位负责人被逮捕，还被搜到一份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名单，一场按图索骥的大逮捕开始了。当月21日，大成绸厂几十位地下党员在厂中相继被捕。姚连英和陆文才装扮成新婚夫妻，以回家省亲为由离开上海，隐蔽在浙东乡下。“熬过几天，陆文才感到这次大搜捕情况严重，必须要返回上海查清原由，恢复组织。我继续在乡下‘潜伏’着，等待指令。一日，陆文才同志寄来一封信，叫我帮他做一双棉鞋，还附上一张鞋样纸。我看着鞋样纸，为什么要做鞋呢？他明明知道我不会做。突然眼睛一亮，原来这是一张报纸剪成的鞋样，上面有则新闻：地下党工会负责人陶某叛变了。陶某，我熟识他的。原来，这是地下党用暗语提醒我。”

图为陆文才和姚连英

1948年8月，陆文才告诉姚连英“组织上同意我们结婚了”。从此，假夫妻变成了真正的革命伉俪。他们利用化名更换身份，在河间路、眉州路租下了脚踏车行，继续“潜伏”。当时，姚连英还担任了地下党交通员。她每次要把印好的宣传品分送十多个联络点，每次回家，为了保证安全，她还要特意七绕八弯兜圈子。姚连英老人说：“我日日夜夜配合着地下党的活动，随着红旗插遍上海滩，我终于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天——1949年5月27日。”

1932年出生的许红梅，不到14岁就进了上海大同纱厂当工人。“每天连续工作12个小时，窗和门都封闭着，还要打喷雾。喷了以后纱不会断掉，但人在里面很不舒服，不通风、不透气、很热，夏天衣服都是潮的。”

后来，许红梅下班后到女青年会读书上夜校学文化，并得以经常跟着党支部的负责人薛大姐一起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活动。“后来薛大姐介绍我入了党，当时入党是不填志愿书的，入党不可以告诉别人，父母都不可以。参加共产党就是要不怕牺牲，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要是让国民党抓住是要牺牲的，那个时候我还小，但我不怕牺牲。我想如果被抓住了，牺牲就牺牲，就是这个想法。”

图为许红梅和一双儿女

解放后，组织安排许红梅担任厂里的党支部书记，当时市里面关心工人住房问题，在曹杨新村造了新中国第一批工人新村。“红的瓦，白的墙，造得很好，分给我们厂十几套，这些房子分给谁？党支部和工会讨论下来，要分给先进生产者，还有住房困难的人。并且达成一致意见，共产党员和干部不参加分房，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当时报名的住房困难的有二十几户，但房子只有十几套，我们就组织住房困难的人一家一家去看，有的同志看了以后觉得人家比他还困难，就自动退出了。十几套房子分好，名单一公布，大家都没意见。”

“我55岁就离休了，到现在30多年了，我从没想到能活到八十多岁，我爱人走的时候我只有41岁，我当时就想把两个小孩养大，把工作做好。那时候人活到六十几岁就差不多了，现在党的政策好，再过两年，我就九十岁了，我现在每天都很开心的，身体零件虽然不行了，但我还能够活动，我还是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和平建设年代党员老干部的初心：困难面前绝不低头，借天借地也要改出新天地

普陀区原区委书记谈柏元回忆起自己1989年从空军大校飞行员转业到普陀区工作的时候，普陀给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又破又大，非常穷”。

与谈柏元的感受一样，在普陀区原区长胡秉忠看来，改革开放前的普陀底子薄、条件差、基础设施落后，在上海算是“穷街”，在人们眼里是“又破又烂又丑”的形象。

图为工人搬进曹杨新村

鉴于这种情况，谈柏元召集班子成员制定了详细的方案，首先提出了“九路七桥一匝道”的改造规划。之后几年，实现了曹杨路、武宁路、长寿路拓宽等多项工程，做到了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竣工交付使用，为普陀区招商引资创造了基础条件。除此之外，桃浦工业区的调整改造、苏州河普陀区沿线纺织等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使普陀区基础设施建设和旧区改造亮点频出。普陀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旧区改造等进入了快速增长期和收获期，全区的国民经济收入由原来的全市倒数第一名跃入前三名。

图为曹杨新村

普陀区的“两湾一弄”（即潭子湾、潘家湾、王家宅）是上海有名的棚户区。1998年，“两湾一宅”改造摆上了市区的重点改造项目。当年6月25日，区政府与中远集团上海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开发“两湾一宅”地块协议，当年12月21日举行了“中远两湾城”开工典礼。

图为1998年“两湾一弄”开工

“动迁过程中，各方面工作量都很大、难度也很大。当时，区政府真的是举全区之力，调集区和街道、居委会各部门、各方面的力量组成若干个工作组深入到‘两湾一宅’和居民家中去做工作。搬迁的时候，最多一天有两三百户居民同时搬，这对没有一条像样路的普陀来说，困难可想而知。”胡秉忠说，“区政府专门成立居民搬迁协调工作组现场办公、现场指挥、统一安排调度车辆，统一规划车辆行驶路线，并与周边单位协商破拆围墙打开车辆临时通道，全力保障居民搬迁。”

“6月底签协议，12月正式开工，3年初具规模，7年基本建成。”谈柏元感慨道，“不容易啊！一个月动迁一千户，没有上访，没有强迁，没有留下后遗症。现在每次经过中远两湾城，都感到很欣慰。”

作者：祝越 汪荔诚
编辑：徐晶卉
责任编辑：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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