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她用生动语言再现了人民和国家不懈奋斗的发展历程。上世纪20年代，上海两条石库门里弄圈出了一方不足1平方公里的街区空间——“渔阳里”。正是在这里，红色先驱们艰难探索救国救民之道，革命火种迅速播撒。今天下午，以“初心之地，红色丰碑”为主题，2020“先贤与上海城市记忆”论坛首次进行实景网上直播，在线观看人数达10万人次。

聚焦陈独秀、陈望道、俞秀松三位红色先驱，多位沪上中共党史专家、早期革命者后代用镜头带领观众亲临《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内多位党团创始人纪念像等红色地标。在无声的历史档案前，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个故事娓娓道来。

渔阳里，红色火种点燃之地

“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个早期组织，到召开中共一大、中共二大，整个过程都发生在渔阳里。”站在《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李瑊慢慢述说起渔阳里那段令人难忘的过往。

这里是红色火种点燃的地方。老渔阳里2号不仅是《新青年》编辑部和陈独秀旧居，更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聚集地，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中共一大的筹备处和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从发刊最早、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到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社会主义研究社”、第一所干部学校“外国语学社”、第一个产业工会“上海机器工会”，中国共产党的每一个故事都与渔阳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重走红色之路、重温历史故事，一屏相隔的观众依旧能从中感悟到红色先驱们丰盈的精神世界以及他们为革命事业奉献自我的勇气。

《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诞生百年

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前仆后继投身革命事业，一本书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共产党宣言》。

“历史选择了陈望道，陈望道也选择了历史。” 复旦大学党委党校办公室主任周晔如此解释《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与翻译者陈望道之间的关联。在当时，翻译《共产党宣言》、出版《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抵达上海后，陈独秀立即会见了《星期评论》《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刊编辑者。

然而，翻译《共产党宣言》并非易事，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语言能力过关，精通日语、英语。第二，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素养，还要积极倡导新文化。第三，白话文功底好。几位报刊编辑一商量，一致决定由陈望道来翻译。与留日归国学生有较多接触的《民国日报》总编辑邵力子如此评价，“能堪此大任者，非杭州陈望道莫属。”

1920年3月，邵力子出面向陈望道发出邀稿函，并随函寄去了日文版及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在又新印刷所诞生，第一版印了1000本。首译本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

“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西南北人”

手握《共产党宣言》，坐落于上海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内的俞秀松纪念铜像将他当年的风骨刻画得惟妙惟肖。“那一代红色共产党人就是通过《共产党宣言》奠定了对党的信仰、对初心的理解。”在俞秀松继子俞敏看来，铜像十分精准地传达了俞秀松的精神理念。

回忆起红色先驱的风云故事，俞秀松是一位绕不开的人物。1920年8月22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俞秀松担任首任书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正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

自小在浙江诸暨长大的俞秀松曾被父亲给予厚望——成为一名“学问家”。然而，当他亲眼见到了被军阀欺压的贫苦百姓，便坚定了自己的革命信念。他立下宏愿，“做一个利国利民的东西南北人”。

怀着救国救民、探索新社会的理想，俞秀松从浙江到北京，再从北京辗转至上海，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一批红色先驱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那个风起云涌的红色年代，全国各地先进青年纷纷汇聚上海、追求真理。根据需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上海外国语学社”成立。俞秀松兼任学社秘书，每周做一次政治报告，指导学员们学习《共产党宣言》以及一些革命书籍。

初心之地瞻仰红色丰碑，生动故事再现风云年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红色先驱们的革命故事、奋斗精神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行之路，在新时代书写新的奋斗者故事。

作者：王嘉旖
编辑：张懿
责任编辑：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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