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
传奇人生
原国民党军统少将沈醉有着传奇的一生。他18岁加入复兴社特务处,28岁即升为军统局少将处长。1949年12月,他以国防部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省站少将站长的身份,迫于情势加入云南省主席卢汉发动的起义。然而,当云南解放后,他又被当作“要犯”而投入监狱。以后,沈醉又被以“战犯”的身份转入重庆“白公馆”、北京“功德林”等地关押,接受改造。1960年11月,沈醉获得“特赦”,恢复自由,并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1967年11月,沈醉再次被关入北京“秦城监狱”。1972年11月,沈醉被释放。1979年春,沈醉获得彻底平反,被恢复“起义将领”的身份,并历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副部级待遇。1996年3月18日,沈醉因患结肠癌逝世,享年82岁,其骨灰被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沈醉的一生跌宕起伏,既有过“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的时候,又有过“灰头土脸、败走麦城”的阶段。早年,他追随大特务头子、军统局副局长戴笠,效忠于蒋家王朝。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残害革命志士的手段,深获“戴老板”的赏识,从而得以“平步青云”。当其已被即将起义的卢汉软禁时,深知“识时务者为俊杰”的道理,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命令部下放下武器接受起义。在“战犯管理所”的11年改造中,沈醉才真正认识到自己当年对人民所犯下的罪行,充分认识到共产党对他这样“十恶不赦”的战犯,依旧是宽宏大量。因此他自觉地接受改造,从而获得新生。
关于沈醉一生中的婚恋史,我们可从1983年,由沈醉口述、其身边的小女儿沈美娟整理出版的《我这三十年》一书中知晓,他曾经有过两段婚史。
沈醉的原配夫人粟燕萍,是沈醉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时的学生。1938年,18岁的粟燕萍嫁给沈醉,11年中共生育了五女一男六个孩子。1949年,沈醉将其一家老小送往香港。上世纪50年代初,当粟误悉沈醉已不在人世时,为了生存不得已改嫁他人。
沈醉的续配夫人杜雪洁,原是天主教修女,后为医院护士。1965年,已是40岁的杜雪洁与沈醉结婚,两人未曾生育,相伴终老。
然而,1987年同样由沈醉口述、沈美娟整理出版的《魔窟生涯》一书中有了变化,增加了沈醉在与粟燕萍结婚前,他还有一位叫“白云”的初恋女友。该书还讲述了沈醉与这位“白云”小姐是如何从相识到相恋的,然而最终“白云”离他而去,奔赴延安。
2001年,在沈美娟撰写的《我的父亲沈醉》一书中,披露了“白云”乃是使用的化名。并说明,当年是出于不影响当事人声誉的考虑,在《魔窟生涯》的一书中不仅隐去其真实的姓名,同时还隐去了沈醉曾与“她”同居了近3年,并有过一个孩子的真实往事。
原来,沈醉的初恋女友真名叫“莫耶”。或许,人们对“莫耶”这个名字有点陌生。然而,提到歌曲《延安颂》,人们就非常熟悉了。这首大气磅礴的歌曲创作于1938年春,词作者就是莫耶。
“莫耶”的出现,无疑给沈醉的人生增添了更多的传奇色彩。
相识相恋
沈醉,字叔逸,号沧海,祖籍江苏扬州,1914年6月3日生于湖南湘潭。祖父沈德仁,以贩私盐而发家。到了父亲沈俊卿时,家道已中落。
沈醉幼年在家乡上私塾,15岁考上长沙辅仁中学。初中尚未毕业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因沈醉带头组织上街游行而被学校开除。
为了谋求出路,18岁的沈醉于1932年秋独往上海,投奔任复兴社特务处(军统的前身)上海特区区长的姐夫余乐醒,担任交通联络员。
沈醉仪表堂堂、机敏过人,自幼学过南拳,且身手不凡。故被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所赏识,1933年被提拔任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为了掩护自己干特工的秘密身份,沈醉化名“陈仓”,并假借“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身份出现在公众场合。到了1934年底,沈醉又增加了担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的公开身份。
由于沈醉忠心耿耿地为戴笠卖命,在抓捕、迫害中共地下组织和进步人士中屡出“成绩”,逐步成为戴笠的亲信,“事业”上可谓是“顺风顺水”。
莫耶原名陈淑媛、陈爰,常用笔名白冰、陈白冰等,祖籍福建安溪,1918年2月6日生于原籍。
祖父陈纲尚为旅缅华侨,建筑商。祖母马尔树系缅甸人,故而陈爰身上有着1/4的缅甸混血。1907年全家回国定居。
父亲陈铮,曾任地方民军少将旅长、县长、海军陆战队团长,1932年任地方民团总队长。陈爰自幼聪慧好学,当年随父移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陈爰才华横溢,14岁时就在《厦门日报》上发表了她的习作散文《我的故乡》。
1933年6月起,陈爰的诗歌、散文、剧本等屡屡出现在上海《女子月刊》等报刊上。从陈爰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她成熟老到的文笔和激进的思想。次年,陈爰与同学创办进步刊物《火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爰的小说《黄包车夫》。被其父陈铮发现后,父女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加上陈爰对其父抛弃陈爰母亲,另娶姨太太的做法极度不满。于是,陈爰决心摆脱封建家庭,追求独立而光明的新女性生活。在祖母和母亲的帮助下,陈爰前往上海,投奔她曾经多次投过稿的《女子月刊》杂志社。
《女子月刊》杂志是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复旦及暨南大学教授姚名达与夫人黄心勉所创办,是一本追求妇女自由解放的进步刊物。此刻,已有4个孩子的黄心勉正罹患重病,迫切希望陈爰的加入。
1934年8月,陈爰来到位于上海康脑脱路(今康定路)与延平路转角太平坊附近的《女子月刊》杂志社后,即被姚、黄聘为杂志社主编。
沈醉从小在母亲的教诲下,学会谨慎做人。虽每月有300元大洋的收入,但其烟酒不沾,嫖赌不涉,在外人面前就是一“正人君子”。
因戴笠的关系,沈醉与陈铮有过一些交往,陈铮便托付沈醉帮助照料年仅16岁的女儿陈爰。于是,两个年轻人得以相识。
陈爰中等身材,红润的圆脸,一对微凹而又黑又大的眼睛,显得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而陈爰出众的文学素养,更令沈醉为之折服。
沈醉因自小受曾是“南社”成员的母亲影响,在唐诗宋词方面也有些功底。加上沈醉同时具有“记者”和“军人”的双重身份,也令涉世不深的陈爰对这位年仅20岁的“少校”颇有好感。
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有空,两人便相约一起打网球、听音乐、看话剧、畅谈文学和诗词……两个年轻人因此迅速坠入爱河。
对于同时被丘比特箭射中的两人来说并不对等,因《女子月刊》为进步刊物,早就是沈醉的盯防目标。因此沈醉对陈爰是知根知底,而陈爰根本不知道沈醉是特务的真实身份。
1935年春的一天,沈醉因抓捕一名中共地下党人,从三楼顶摔下,左眼珠被竹竿挑出。沈醉被部下急送医院救治,戴笠特地请来著名的外国眼科医生为沈醉手术。陈爰获悉后,对沈醉说是安装天线而不慎坠落的谎言深信不疑,便立即赶至医院悉心照顾沈醉。当沈醉伤愈出院后,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然而,沈醉母亲罗群竭力反对儿子的这桩婚事。这位以三从四德为标准的老人,对追求自由进步、在外抛头露面的新女性陈爰大为不满。另外,戴笠认为陈爰思想激进,是个“危险分子”,故坚决不同意。
在热恋中的年轻人面前,任何的反对往往都是无济于事,有时反倒会成为一种催化剂,沈醉与陈爰便不顾一切地开始秘密同居。第二年,陈爰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的一家妇孺医院里生下一男孩。
按照沈醉的想法,此时陈爰就应该在家做个全职太太。而陈爰坚决不同意,她表示,“如若不工作,宁可不结婚!”加上陈爰产后身体不佳,沈醉也只好将儿子交与自己一个姓苏的部下妻子代为抚养。
1936年11月,陈爰返回福建安溪老家探亲疗养。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刚刚回到上海的陈爰立即加入“上海抗日救亡演剧第五队”,进行抗战宣传。
此刻,沈醉也接到戴笠的命令,将率领一潜伏组秘密进入日本人集居的虹口区,收集日军情报。临行前,沈醉想对陈爰的生活做些安排,便打电话约陈爰去黄浦江边,一个他们谈情说爱时常去的地方。
两人刚刚见面,陈爰的一番话令沈醉为之大吃一惊,“我们一起去延安吧!”沈醉立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并竭力劝阻陈爰也不要去。见陈爰执意的态度,万般无奈的沈醉道出了他真实的身份。
陈爰与沈醉虽然平时在一些观点认识上有着很大分歧,但令陈爰万万想不到是,一个曾经与自己共同生活了近三年的亲密恋人,竟然是个特务,一个迫害共产党人的刽子手。
陈爰脸色苍白,深深地叹了口气,喃喃地说:“想不到竟是这样!”说完,扭头就走,消失在茫茫人群中。
不久,沈醉得知陈爰已去了延安。无奈之下,只好将儿子送给那家人改做养子。多年后,沈醉将这个孩子送去读航校,1949年这个孩子随校去了台湾,从此音信全无。1938年夏,已任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的沈醉,通过在武汉的《新华日报》上刊登寻人启事,经陈爰在《女子月刊》时的原同事赵清阁(解放后任上海天马电影厂编剧)的帮助,与在延安的陈爰取得了联系。陈爰在回信中告诉沈醉,他们的订婚戒指以及所有沈醉送她的首饰均捐给了抗日团体,并表示对自己奔赴延安的行为绝不后悔。
沈醉与陈爰的书信来往被其姐夫发现后,沈醉被迫终止与陈爰的联系,从此两人断绝交往、人各天涯。
1937年10月,陈爰随演剧队来到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陈爰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莫耶 (即莫邪)”,意思是做人就要像鲁迅《铸剑》书中描写的那把锋利宝剑。
1938年4月,莫耶在延安高涨的抗日热情和根据地欣欣向上的氛围下,挥笔写下《延安颂》的歌词:“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战的歌声……”后经郑律成为之谱曲。这首歌诞生后,饱受赞誉,多年后被列入20世纪华人经典音乐。
当《延安颂》在为中央首长演出时,毛泽东首先起立为之鼓掌,周恩来也曾亲自指挥过大家合唱这首歌曲。《延安颂》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大批革命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延安,加入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
1947年秋,沈醉曾特地去过一次延安(因战略需要,中共中央曾于当年3月主动放弃延安),他此行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探寻一个答案:延安到底有何魅力,能导致10年前陈爰弃他而去?当然,除了宝塔山的雄伟外,最终沈醉也仅是看到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就沈醉当时的信仰和追求而言,是不可能在延安找到问题答案的。
——摘选自《档案春秋》2017年第三期
作者:左中仪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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