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纳粹地狱的报告》

[匈]米克洛斯·尼斯利 (Miklos Nyiszli)

刘建波译

后浪出版公司|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本优秀回忆录的作者是米克洛斯·尼斯利，他于1901年6月17日出生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名叫萨姆列欧的小镇。小镇上大部分居民都是罗马尼亚人或匈牙利人，但还有一小群犹太人在此定居，尼斯利一家就属于这个群体。1920年，米克洛斯高中毕业后，就到科洛日瓦（今日罗马尼亚的克卢日－纳波卡）的匈牙利大学城学习医学，随后在德国北部的基尔继续求学。他长时间在德国学习，所以能够熟练运用德语，后来他也从中受益。

1930年，尼斯利回到家乡瑙吉沃劳德镇（现名奥拉迪亚），开始全科医师的职业生涯。在这之前，他的博士论文就一直专攻法医病理学，主要是从自杀死者的身上寻找死因的相关证据。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运用这项技能为警方和法院做了大量尸检，成为远近闻名的法医病理学家。迫于德国的压力，匈牙利政府通过了一系列排犹法律。尼斯利先是搬到都拉，后又来到塞宾塔，最后再次回到北特兰西瓦尼亚。在做全科医师的同时，他继续以法医病理学家的身份为法院和警察提供帮助。那时，匈牙利半数以上的医生都是犹太人，政府也不得不承认犹太人的服务不可或缺。

然而，随着战事的发展，就像在欧洲大陆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中东欧所有犹太人的境遇日渐危急。希特勒愈加深信自己那偏执的幻想：世界犹太人正在敌人背后操纵各种阴谋诡计。纳粹德国下令入侵苏联，屠杀共产党人和犹太人，煽动群众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犹太人，无论在哪里发现都格杀勿论。从1941年秋天开始，为加快屠杀进程，他们开始使用毒气车大肆杀戮。在1941年至1942年的冬季，纳粹建造了固定的毒气设施。很快，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聚集起来，送往集中营。其中，只有极少数身强力壮或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犹太人才被当作奴隶劳工，得以苟活一时。

这些设施中最大的一处是位于奥斯维辛的综合集中营。匈牙利的犹太人总数近80万人，超过 43.7万人被押往奥斯维辛。在到达奥斯维辛的人群中，只有10%的人被认定可以从事体力劳动，其余90%的人都被送往毒气室，遭到杀害。

米克洛斯·尼斯利就是这幸运的10%中的一员。1944年5月16日，尼斯利和妻女一同被捕，被送到乌克兰的一个犹太人区。5月22日，他们被装在一列长长的运牲口的火车里，目的地是奥斯维辛。5月27日，他们抵达集中营。当时尼斯利刚刚40岁出头，身体健康、强壮。5月29日，尼斯利在集中营得到了一个囚犯编号：A－8450。党卫军当局很快就发现他是一名病理学家。6月27日，他和另外两名囚犯被转移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执行医疗任务。最初，他在集中营第12营区的一个用来验尸的小房间工作。在展现了医疗技能后，7月初他被转移到营地外的新住处，邻近铁路和“卸货坡道”。新来的人正是在这里被决定生与死。大楼内有新建的、设施齐全的医疗中心和解剖室。1943年7月以来，这座大楼就被称为“1号火葬场”。这是一处综合设施，里面有一间毒气室、一座用来处理尸体的焚尸炉以及其他各类设施，还包括特遣队员的生活区和“特殊小组”犹太人囚犯的生活区。他们的工作就是从毒气室把受害者的尸体搬出来，从尸身上收集党卫军想要的东西（如头发和金牙），然后火化尸体、处理骨灰、打扫毒气室，准备再一次使用。有时，他们也不得不和受害人一同进入毒气室，为安慰他们而留到最后一分钟。

▲奥斯维辛

特遣队员的人数在不同时期各有不同，大约在400人至1000人之间。1944年夏天，随着匈牙利犹太人的到来，特遣队的规模迅速扩大。特遣队员是从新来的人和主营地长期关押的囚犯中挑选出来的，都是身强力壮的男人。由于他们目击了大规模屠杀，最终都难逃被送进毒气室的命运。第一批特遣队员是在1942年12月2日被处理的，1944年至少实施了四批这样的集体屠杀行动，最后一批的时间是11月26日。就在苏联红军进攻前夕，特遣队员还曾帮助党卫军销毁了有关集中营使用毒气杀人的证据。尼斯利记录了至少12批特遣队员的集体记忆，每一批特遣队员都被后继者杀害，当然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体死亡。当时，特遣队员生病的概率很高：例如在1943年，平均每周就有10个特遣队员被党卫军从1号火葬场的医务室带走杀掉。对任何一种反抗的处罚都非常残忍：拒绝参与就意味着死亡，在很多情况下还要首先经历野蛮的虐待和折磨。

在相对舒适的生活条件下，特遣队员们比其他囚犯更容易密谋逃跑或策划反抗计划，特别是其中有一些人还曾在法国或波兰参加过抵抗运动。1943年的大规模越狱计划由于大量党卫军增援部队的到来而夭折。1944年，在集中营快要走到尽头之时，人们又做了一次尝试，但20名特遣队员最终在储藏室中被党卫军用氰化物毒死。10月7日，另外300名将要被投入毒气室的囚犯再次进行抵抗，他们向党卫军投掷石块和铁条，随后将4号火葬场夷为平地。有一些人成功突围，逃到拉杰斯科的农庄。但党卫军发现了隐匿在谷仓里的部分逃亡者，并把他们活活烧死。剩下的人则被活捉，最终也难逃一死。集中营的警卫们将机枪对准了火葬场四周的逃亡者。他们杀掉了其中一部分人，将剩下的人赶到室内。党卫军死了3人，伤了至少12人。在接下来的三天，425名特遣队员死于非命。其中包括一些女性，她们曾将炸药从自己工作的地方偷偷带到营地送给特遣队员。不过，他们中最终有人成功地把一些揭露屠杀过程的照片偷带出去，在临死前交给波兰的地下抵抗组织。尼斯利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录成功地捕捉到一些要点，但由于他对起义缺乏全局的视角，他的记述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片面性和令人困惑的地方。

在奥斯维辛期间，尼斯利和特遣队员住在一起。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书事实上是有关特遣队员存在和工作的唯一记录。他的职责是为特遣队员提供医疗服务，当然也为火葬场的党卫军士兵提供医疗服务。但他的主要职责是病理学家，听命于集中营的医生约瑟夫·门格勒。作为一名病理学家，米克洛斯·尼斯利的工作是解剖尸体，而这些死尸都是在集中营死去或是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他自己并没有参与屠杀，也没有被命令参加那些违背伦理道德的医学实验。但作为一名技艺娴熟的法医病理学家，他知道有一些尸体是刚刚被门格勒下令杀死的，如同他在回忆录中牵动人心的一章中所描述的那样。作为奥斯维辛的一名犹太人囚犯，他知道如果胆敢批评或置疑，就会丧失生命。在回忆录中，尼斯利有关与门格勒关系的描述显示了他如何小心翼翼行事，如何避免逾越囚犯身份，如何努力维护医生伦理。换句话说，“以一名医生身份”写作，就是作为一个不带情感的医学观察者。这或许会使他超脱那些他所描述的令人麻木的恐怖事件。这本回忆录的临床医学特性和事实性本质恰恰是它的价值所在。道德说教和事后谴责都于事无补。在回忆录中，他曾不止一次描述了克服恐惧的艰难。在很多时刻，这些实验工作都违背尼斯利本人的意志，令他厌恶门格勒。这些时刻更加震撼人心，因为它们太稀少了。

当苏联红军攻近的时候，党卫军竭尽所能地摧毁了集中营。1945年1月19日，他们带领大约5.8万名囚犯离开集中营，向西强行军，只留下了7000多名老弱病残的囚犯。有一些特遣队劳工趁乱成功逃脱。在强行军中，有很多人死于半路，还有人被党卫军射杀。尽管如此，仍有4.3万名囚犯最终到达西部的另一处集中营。这些人国籍不同，绝大多数都是奴隶劳工。尼斯利就在其中，他跟随队伍，时而步行，时而乘坐火车，于1945年1月25日到达奥地利的一座集中营——毛特豪森集中营。1月29日，他又被转移到多瑙河畔的梅尔克修道院附近的一个附属集中营。最后，于4月7日到达上奥地利州的艾本塞劳动营。5月6日，美国军队解放了这座劳动营。两天之后，战争结束了。在整个过程中，党卫军不断用各种野蛮手段对付囚犯，直到最后时刻，其中就包括残忍的点名制度。与此同时，尼斯利的妻女被带到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她们在那里获得解放，随后回到家乡奥拉迪亚。一家团聚后，尼斯利重操旧业，又做起了医生，但没有再当病理学家。奥斯维辛的经历已经让他受够了。

战争结束后，当协约国开始追究那些仍然活着的纳粹战犯时，尼斯利表示愿意做目击证人。这些战犯包括IG法本公司的官员和集中营的医生。1947年9月，他前往纽伦堡。在那里，他宣读了证言。10月8日，他又签署了宣誓书。尼斯利的证词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些证据涉及用毒气屠杀囚犯，虐待体弱多病的囚犯，以及门格勒的人体实验等。这些证词被报纸连续刊登，并被冠以“我是纽伦堡的证人”这样的标题。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描述在奥斯维辛的经历。在战争结束后，他一回到家就开始记录自己的故事，并于1946年3月完成。同年，他的回忆录在罗马尼亚出版。次年，出版了匈牙利语译本，书名是“我是门格勒博士在奥斯维辛的病理学家”。这本书随后被译成多种语言。1960年，这本书在英国上市，是再版的版本。尼斯利于1956年5月5日死于心脏病发作。

——摘自序一，理查德·J·伊文思

作者：理查德·J·伊文思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徐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