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中国道路要靠中国人民自己走出来。有了“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我们就能毫无畏惧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日前，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举办“道路自信与民族复兴”研讨会，这是“四个自信与民族复兴”系列研讨活动的第二场。今刊发四位青年学者的文章。

解释好中国奇迹理解透中国崛起

熊易寒

如何认识中国道路的理论意义，在我看来，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问题上：即如何解释中国最近四十年的巨大成就，即所谓的中国奇迹；如何理解中国崛起对于世界的意义。

我们如何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　一种理论解释是发展型国家。查默斯.约翰逊、禹贞恩等学者对日本通商产业省、韩国经济企划院的研究发现，部分东亚国家的经济起飞模式与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大相径庭，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政府制定产业政策，挑选“赢家”，对一部分产业进行重点扶持，通过干预把投资引向那些战略性部门。后来很多学者也用发展型国家来解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林毅夫与张维迎的产业政策之争本质上也是这个问题的回响。另一种理论解释是科斯提出的边缘革命。科斯认为，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从温州、小岗村这样的边缘地带发起的，政府再对这些基层的自主改革予以合法化，并进而加以推广。与发展型国家的解释不同，边缘革命的理论不认为是政府做了什么导致经济增长，而是政府放权才释放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增长。这两个解释在学术界和政界都有广泛的影响力。

上述理论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缺乏历史的视角和跨国比较的视角。要解释中国的崛起或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需要历史比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中国落后于西方世界是晚清以来的事情，那么，与晚清、民国相比，当代中国有何特殊优势？　晚清以来，地方实力派逐渐坐大，与中央离心离德，以至于规模甚小的武昌起义，就让地方督抚纷纷宣布独立；民国时期，北洋政府的四分五裂局面自不待言，即便是形式上统一中国的国民党，有效的统治区域也非常有限。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之后，重新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但这个中央集权体制又不同于传统帝制或西方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最大的差异就是中共党组织嵌入并领导了政权体系：上级党委领导下级党委，上级政府领导下级政府，同级党委领导同级政府。这样的体制下，中共不仅是执政党，也是领导党，其组织不是外在于国家、市场和社会的“外部力量”，而是渗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之中的；只要方向正确，有效的领导与巨大的人口、市场规模相结合，自然可以爆发非同一般的能量。

其次需要跨国比较。与那些与中国在历史、人口、资源禀赋方面比较接近的国家，譬如印度，为什么没有中国这样的经济奇迹？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领导的革命创造了一个相对平等的社会结构，中国的劳动力普遍接受了九年以上的教育　(这在发展中国家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而印度精英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下层民众则受种姓制度影响受教育程度较低，相对高素质的劳动力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条件；中国相对印度有更为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中共倡导妇女解放，女性对政治和经济的参与都更为深入。

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崛起，曾经有两个故事版本：一个是矮化中国的，是为中国崩溃论；另一个是妖魔化中国的，是为中国威胁论。而中国政府和中国学者也曾经针锋相对地提出“和平崛起论”。在笔者看来，中国崛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就是规模经济，中国的超大社会规模是其他国家难望项背的。但中国崛起的因素中也包含了一般性：有效的政府；注重人力资本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财政分权来促进地方政府的竞争；积极参与全球化分工。(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正确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姜佑福

马克思说过，人们是历史的剧中人，同时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树立正确的历史必然性观念，关键在于就历史本身寻找它的真正基石，并且发现和把握其自行展开过程中的必然要求。领会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内涵的关键，也在于要准确把握中国道路的真正基石。

简单来说，我们至少要将改革开放史、新中国史、中共党史、近代以来中国史、中华文明史和人类世界历史整个贯通起来，才可能获得关于中国道路的深刻理解。

我们必须在当代中国道路中找到那个过去种种向之汇聚、将来种种由之生发的关键点。毫无疑问，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启动，在某种意义上都可能被视为这个关键点。但实际上，中国道路作为一个历史进程，它的奠基工作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毋宁说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都意味着一次重新奠基。这也正是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那句著名格言的要义所在：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因此，当我们说要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时，与其说是要在“过去”前后相续的历史环节中寻找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因果性”说明，不如说是要在“过去”与“将来”的枢纽性联系中透彻地领会“当下”，既领会其本质性的由来，更领会其迫切而重大的历史使命，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中，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孜孜以求的伟大复兴梦想的“精神种子”，包含着当代中国道路最初的有效奠基。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有机结合；历史使命的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有机结合。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数代中国人的接续努力，“精神种子”将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便是完成了伟大复兴“梦想”之后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而今天，我们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内涵，究其实质就是要将过去的“初心”和未来的“梦想”一体承担起来，把握中国道路当下展开的必然性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完成中国社会生活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同样内在于每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实践和生命情感之中，每一代中国人与这种历史必然性之间都有一种积极的互动与领会的关系。用毛泽东同志的话说，就是对那“一定要达到”和“一定能够达到”的历史目标的深刻领会与实践担当。

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要通过具体而总体的研究，在思想中把握时代的真正内容，建立起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有机联系，建立起能够整体反映当代中国发展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阐明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核心内容。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历史必然性，意味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具体实现方式，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定要完成的历史使命。这一共同理想与中华文明古老的人文主义传统有内在相通之处，其中蕴含着对西方现代性文明弊病的克服与超越。与此同时，它又是经过现代性洗礼之后的历史必然性，包含着对西方现代性文明成果的积极占有。就此而言，中华民族一方面将成为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世界历史命运的承担者；另一方面，由于中华民族漫长历史经验和实践智慧，使得我们特别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在自身文明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尝试以主权国家或文明型国家的形式承担起马克思主义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

中西文明的交汇过程，给中华民族不仅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而且提出了克服现代西方文明弊病，承担创造人类新文明类型的历史任务。

(作者为上海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继往开来而运思

刘梁剑

“人猿相揖别。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毛主席《贺新郎·读史》)自此以后，人类文明迅速演化，而今日变化之剧更胜从前。我们不妨大胆发问：人类文明内部是否也可能发生新旧相揖别的事件，而现在就已经到了那一时刻？“君子而时中”(《中庸》)，理论工作者也需要“时中”的品格，通过运思来切中“时”，切中时势及时代精神。尤其重要的是，思考中国道路，需要在整个人类文明的演化脉络中理解我们现在身处何“时”，思考人类文明向何处去，以及中国在此趋向中的位置与天命。

或许，我们正身处人类文明的后经学时代和新奇点时代。

冯友兰曾将中国古代哲学史分为“子学”与“经学”两个阶段，相信随着西学东渐，经学之旧瓶逐渐难以装下西学之新酒，经学之旧瓶终破而经学时期亦终。冯友兰所讲的“经学之旧瓶”乃中国传统经学的旧瓶，但我们所讲的“后经学”之“经学”还包括奉西学为圭皋的经学：将西方理论不加批判地奉为绝对真理，用作推理过程的大前提。中西两种异质思想传统的相遇，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古今中西”之争，任何单一传统中的经典都不再具有绝对的、惟一的真理性。真理的历史性与文化相对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开创中国道路的前提之一，便是克服各种形式的经学独断论。

冯契先生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乃是：在“古今中西”之争背景下，中国向何处去？　以文明论的视域观之，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问题也许可以表述为：在“时空压缩”背景下，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而中国在此趋向中居于何种位置，应当承担何种天命？“古今中西”经“时空压缩”(传统、现代、后现代意义上的“时”之三维；包括中、西、印等等在内的多元“文明空间”)　之后进入“时空坍陷”，进而产生新的“奇点”，人类文明迎来全新的开端。人类文明的新奇点时代，有别于雅斯贝斯所讲的不同文明彼此隔绝、独立发展的轴心时代，也有别于亨廷顿所强调的文明冲突。

中国迎来了人类文明的后经学时代和新奇点时代———这是说，人类文明的后经学、新奇点状态可能首先在中国发生。中国道路的意义与使命即在于此。中国道路同时肩负着两种看似吊诡的任务：一方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另一方面，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福祉。然而，也许事情的奇妙之处在于，中华民族只有超越民族视域才能实现其“伟大”之复兴。中国不能只是现在通行所理解的民族国家，而应该是一种后民族国家、一种走向人类组织的新形态的过渡者。再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维度，不仅要超越民族国家，还要超越特定文明形态。所谓“超越”，不是外在的“超越”，而是据而有之的“扬弃”：一边是现有的中、西、印等诸种文明，一边是正在形成中的新人类文明，二者处于动态的辩证结构之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将现有文明形态涵摄为内在的“道术”。“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大道，每下愈况，遍在于、且只能分裂于诸种有同有异的方术之中；然而，“道术为天下裂”，不是道的蜕变，而是道的现实展开。

如果从“后经学”“新奇点”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及其时代精神，中国的学人当采取何种与之相应的思想姿态？　也许，中国的学人可以把自己理解为人类新文明的开拓者与承担者中的一分子，把自己视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同时视为希腊、希伯来、伊斯兰、印度等等诸种文明理所当然的继承者，从人类文明正在展开的气势磅礴的实践中汲取洪荒之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运思，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继往开来而运思。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赵勇

道路关乎目标，道路决定命运。道路问题不能含糊其辞，必须旗帜鲜明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又明确的信号。中国道路蕴含着确定性的内涵，具有特定的时代容涵性。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对路。中国道路既不是主观臆断，也不是权宜之计。中国道路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道路自信和实践自觉的统一。各国情况不同，道路不同，“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的人自己才知道”。中国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当代中国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内在要求。当今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就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然而，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决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以人为本，推进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体现了中国道路的内在要求。

中国道路契合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任务。中国道路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了中国道路的任务与方向。当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管总的东西，是总体性的多维一体。这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特色性和多样性。中国道路在实践逻辑上体现了道路、理论、制度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态，体现了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的统一。随着中国道路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形成了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还需有和平国际环境。历史和现实昭示，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中国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逻辑，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对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自信和自觉。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在中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中开拓前进。

实践证明中国道路是走得对、走得通的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旗帜鲜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道路。

(作者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